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的正月大朝会,太常官员进奏说:请陛下立太子,以尊奉宗庙。
“立太子”跟“尊奉宗庙”有什么关系呢?这就要说到古代的宗法制了,皇帝虽然儿子多,但并不是每个儿子都能获得助祭的资格,一般情况下,以皇帝为主祭,太子为助祭,以告慰老祖宗,咱家的江山后继有人。你老是刘恒孤零零地去祭祀,刘邦不得急得直跺脚?
所以,正常情况下,皇帝在即位后的第一个正月就册立皇后、太子,太常官员的进奏是按礼仪办事。
岂料汉文帝却将脑袋摇得像拨浪鼓:“那哪成?朕德薄,纵使不能广求有德之士,将天下禅让给他,也不能妄言立太子吧?你这么说让我于心何安?”
官员说:“立太子尊宗庙,这正是重社稷、安天下的举动嘛。”
汉文帝惶恐地说:“楚王那是俺叔叔,他老人家德高望重,吴王是俺堂兄,惠仁好德,淮南王那是俺弟,秉德以陪朕,为什么不立他们呢?宗室子弟中贤明的一大把,为什么立太子一定要立儿子呢?你们这么做不是让天下人讥笑朕缺德吗?”
官员们哗啦跪倒一大片:“从殷商到周朝,都是父子相传,所以享国千年。高祖克平天下,如今您想从诸侯中选接班人,这不是高祖的愿望,这种说法也不合时宜,不可再提。皇子刘启年长,又纯厚慈仁,请立他为太子。”
汉文帝一脸委屈的样子:“唉,既然你们这么坚持,朕只好屈从了。”
于是,太常官员当即龙飞凤舞,册立刘启(汉景帝)为太子的诏书片刻而成。
您可能会说,演戏嘛,何必当真?古人不都有“三让三揖”的虚礼嘛,这种好事不做足了姿态,难免被人讥笑吃相太难看。
这个观点其实有点偏,非正常即位的皇帝通常要“三让三揖”,比如汉文帝到了长安后,面对周勃、陈平等人的劝进就是这么做的,但立太子那是皇帝的家事,用不着这么客气,就算客气,那也是太子该做的姿态,而不是皇帝。
汉文帝的这个姿态确实有表演的成分,但所传达的含义却远非“谦虚”这么简单,而是一次“宣誓正统,划阵营、下战书”的完美营销。
请注意这件事的时间节点,此时是汉文帝前元元年正月,也就是刘恒即位后的第三个月。三个月前,西汉帝国刚刚发生了一起震惊天下的“诛灭诸吕”行动。
陈平、周勃打着“诸吕作乱”的旗号,将吕氏满门斩尽杀绝,还顺手将汉惠帝的儿子们,包括少帝都一起杀了。
这就奇怪了,既然是吕家作乱,为何要灭了汉惠帝一门?陈平、周勃的理由很牵强,非要说汉惠帝的六个儿子都是假的,是吕家骨血冒充的。
对此有人解释说,那是因为陈平、周勃觉得刘恒比较窝囊,好控制。这个解释站不住脚,少帝还是个三好学生,不比刘恒更好控制?
我认为理由只有一个,诸吕作乱纯属陈平、周勃栽赃,对少帝来说,陈周二人诛杀诸吕就是狗咬狗,如此一来,“诛灭诸吕”就失去了正义性。可是如果另立皇帝呢?那个人一定会对二人感激涕零。
按理来说,这个人应该是齐王刘襄,因为正是他率先起兵,是“诛灭诸吕”的第一功臣,更何况当初陈周二人对刘襄有所暗示。
可问题是,假如刘襄上位,陈平、周勃虽有功,但也是星光暗淡,所以最好找一个局外人。
刘恒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被选中的,整个“诛灭诸吕”的行动中,他一直是旁观者,无尺寸之功,却因为更符合陈平、周勃的利益而被选中。
刘恒喜从天降,意外捡了个黄帽子,可是麻烦也随之而来,一大群宗室子弟们都瞪着血红的眼睛怒吼道:凭啥啊?我们难道就不姓刘?
最憋屈的就是刘邦的孙子齐王刘襄,以及他的两个弟弟刘章、刘兴居,刘襄率先举义,刘璋杀了老丈人吕产夺了南军,刘兴居率兵弑杀少帝和他的弟弟们,哥仨居功至伟。
可气的是,刘襄不光被陈平、周勃背刺,刘恒坐上龙椅后为了封赏刘章、刘兴居,竟然从刘襄的封地割肉,承诺中的赵国却给了别人。
这事让在谁头上都觉得窝囊,都不会甘心。
除了刘襄兄弟外,淮南王刘长也是狗咬猪尿泡空欢喜一场。
刘长是刘邦的第七子,他与刘恒是刘邦的儿子中仅有的两颗硕果。刘长还是吕雉的养子,按理来说,他也可以算是半个嫡子,继承顺位比刘恒更高,除非大臣们有胆量废黜吕雉的高皇后之位。
所以,刘长着实心动了好久,却被陈平、周勃以糙哥为由踢出了候选人名单。
此外,楚王刘交是刘邦的亲弟弟,此人好儒学,修德行,地位尊崇。吴王刘濞是刘邦的侄子,是势力最强大的一个诸侯王。
汉文帝的非正常即位,以及陈平、周勃的背信弃义引发了宗室诸王的怨愤,也埋下了反叛的火种。
汉文帝是个聪明人,当初他接到陈平、周勃的信就怀疑这种好事恐怕不是馅饼,因此他表现得非常谨慎,在多方试探后才启程进京。
到了长安后,他不是急于登基,而是冷静观察,小心布防,在确保安全后才穿上龙袍。
三个月内,他既要封赏功臣,又要安抚天下,还要小心翼翼地与陈平、周勃,以及宗室子弟们周旋,可谓步步惊心。
如今,他的皇位还不算稳,有司提出让他立太子,这不正是稳固地位的好机会吗?为何要拒绝呢?
其实刘恒当然求之不得,但如果将这次机会活用,变成宣誓自己正统地位的整治活动那岂不是更有意义?
他与太常官员们的对话很有学问,它至少表达了如下几层含义:
其一,我刘恒是正常继位的合法皇帝,冲淡了“诛灭诸吕”非正常上位的痕迹。
你们都说了,我是有德者居之,高祖嫡子居之,不是以宗室庶系争来的、抢来的,所以,如果宗室子弟们有异议那就是悖逆。
其二,你们承认了我刘恒的地位,那么咱们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从即位到立太子,都是你们的主意,我刘恒一直是被动的,那你们就要为你们的选择负责。同时我也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勋,咱和和美美一家人。
其三,刘家的叔伯兄弟们听好了,不管你们服不服,从今儿起你们都得低头。
我知道你们心有不甘,但人各有天命,如今名分已定,我已经是刘家嫡系,太子也已经立了,臣民归心,你们就死了非分之想吧。
您可能会觉得汉文帝此举是不是太过度敏感了?还真不是,事实上他这辈子都在为“非正常即位”打补丁、交学费,我们举三个例子说明。
第一个例子:济北王刘兴居谋反案。
前元三年(177年),匈奴入侵,汉文帝令灌婴挂帅出征,刘兴居趁朝廷兵力空虚,在济北国举兵谋反,意图为郁郁而终的哥哥刘襄、刘章复仇。
汉文帝不敢大意,他下令棘蒲侯柴武率十万大军前去平叛。为了确保万一,汉文帝竟然下令灌婴改变行军计划,回撤转向荥阳,与柴武东西夹击。
这种架势,就是杀鸡用牛刀,可见汉文帝对诸侯王的叛乱有多警惕。
第二个例子:淮南王刘长谋反案。
六年(前174年),刘长在淮南国谋反了。这次谋反看成奇葩,刘长仅以七十人、四十辆车就贸然举兵了。当然,这场闹剧结束得也很快,刘长还没走出淮南国就被俘了。
事后,汉文帝徇私情,拒绝处死刘长,而是将他流放于蜀地,结果刘长途中绝食而死。
蹊跷的是,刘长死后不久,社会上就流传出一首民谣:“一尺麻布,尚可缝;一斗谷子,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暗讽汉文帝阴毒,用纵容的方式将亲弟弟一步一步引诱上绝路,并以杀人不见血的的损招害死弟弟。
后世史学界很多人都秉持这一观点,我却不赞同这个观点。
汉文帝纵容刘长是事实,没办法啊,就这么一个亲弟弟,你要是对他严厉,别人更要指指点点:你看皇帝忌惮弟弟。所以只能睁一眼闭一眼,刘长犯了错还要想办法替他擦屁股,尽量轻罚,你能管这个叫引诱他犯罪?
刘长谋反后,汉文帝如果处死他不会留下任何骂名,却为了保住刘长,冒着徇私舞弊的诟病饶过弟弟。你非要说这是为了在途中暗害他,汉文帝脑子进水了吧?
我的观点是,这首民谣就是诸侯王们编造出来的,故意制造舆论,混淆视听,同时用这种悲情的方式号召刘家子弟们团结起来对付汉文帝。
第三个例子:放弃削藩之策。
汉文帝后期,诸侯王们的势力已经非常强大,对朝廷形成了巨大的威胁,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削藩之策。但汉文帝权衡再三,终究放弃了削藩,而是采用了贾谊的“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
所谓“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其实是软刀子,类似于汉武帝的“推恩令”。之所以用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实在是汉文帝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是“非正常即位”,诸侯们都不服,众怒南平。
汉文帝只能将“削藩”大业留给后人,他所能做到的就是小心周旋,用时间打补丁,弥合“非正常即位”所留下的隐患。
所以,当初汉文帝拒绝立儿子为太子,这绝不是简单的“做作”,实在是有苦难言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