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西医进入中国，却又阻止西医取代中医的，竟然是同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康熙。历史上曾有那么一瞬间，西医几乎可以在18世纪初取代中医，成为中国的主流医学。 事情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582年，当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踏上中华大地时，他不仅带来了宗教的光芒，还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其中就包括西医。这标志着西医正式迈入中国的舞台。然而那时，西医在中国的传播仍然非常有限，几乎没有对中医造成任何威胁。 转折发生在两件关键事件之后。第一件，是1693年，40岁的康熙帝突患疟疾，性命危在旦夕。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及时献上金鸡纳霜，成功治愈了皇帝的疾病。这一事件不仅挽救了康熙的生命，也让他破例允许西医传教士进入太医院担任太医，为皇家行医。

第二件事则发生在康熙第一次废太子之后。那次事件中，康熙因情绪激动出现严重心悸，甚至昏倒在地。面对中医束手无策的局面，鲍仲义、罗德先等西医挺身而出，抢救皇帝，使他死里逃生。这两次生死攸关的经历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若康熙在疟疾或心悸中离世，皇太子胤礽登基，后来的雍正、乾隆时代可能就不会出现，吴三桂甚至有可能颠覆清朝，康乾盛世也不复存在。 正因为西医两次救了康熙，康熙一度默许、甚至鼓励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也间接推动了西医的传播。若当时顺势而为，西医在18世纪有可能像在日本那样，逐渐取代中医，成为中国的主流医学。 然而，意外出现了。康熙忽略了宗教的排他性——信仰基督的人必须遵循教会的规矩，不得兼信其他神明。传教士在东方的成功让远在罗马的教皇英诺森十世坐不住了。

英诺森十世听闻中国教民在信仰基督的同时仍保留祭天、祭孔、祭祖等传统礼仪时，大为光火。在他看来，这是天无二主，教堂内祈祷，家中供奉灶王爷，这显然是对上帝的不忠。于是，他下令中国传教士禁止信徒参与任何传统祭祀。 教皇显然误判了中国局势，以为中国和欧洲一样，能任教廷摆布。1704年11月，罗马教廷向康熙发去严厉谴责信，要求中国教徒停止一切祭祖、祭天、祭孔活动，甚至派代表Charles Maigrot亲自赴京，以命令口吻逼迫康熙遵循教廷指示。 这可激怒了康熙。史书记载，他当场勃然大怒，一脚将龙书案踹翻。若非地理相隔遥远，康熙恐怕早就召八旗远征欧洲，不仅要教皇受刑，还可能在梵蒂冈前大跳萨满舞以示抗议。更何况，对中国境内的带路党，他更是手到擒来。

最终，康熙在1709年下达谕旨：所有在华传教士必须在当地衙门备案，传教可以，但必须尊重信教群众的祭孔、祭祖、祭天等中华传统文化，违者立即驱逐出境。此法在雍正时期进一步收紧，雍正直接将天主教定性为邪教，禁止传教士在中国一切活动，自然也限制了西医的传播。这便是著名的中西礼仪之争。 因此，西医在中国的传播，仅有短短十几年的时间。若不是罗马教廷的挑衅，西医很可能借助清朝皇帝的支持，逐步取代中医，成为主流医学。这件事说明，医学的传播不仅是知识的扩散，也是一种文化和信仰的传播。 在那个时代，即便西医传入中国，若要取代中医，必须经历复杂的文化碰撞，这显然超出了西医的能力。相对而言，日本的境遇幸运许多——教皇英诺森十世并未过度干预日本事务，日本借机发展出南蛮流医红毛流医等本土化西医，18至19世纪间，中医逐渐退出日本舞台，被现代医学取代。而在中国，中医则走向封闭、保守，对外排斥异己（如王清任事件），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