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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来时，又逢清明。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缅怀英烈、慎终追远的传统节日。今天，我们将重温侯绍裘烈士的故事，在追忆中赓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

侯绍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党员和宣传活动家，也是上海松江第一位共产党员。他以“为社会，为人类而生”为信条，办学育人、唤醒民众、投身五卅运动、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1927年英勇就义，年仅31岁。今年是侯绍裘烈士诞辰130周年。他的铁骨丹心与革命精神，跨越百年依旧熠熠生辉。

侯绍裘

（来源：“党史镜报”公众号）

两块碑文

见证不曾褪色的缅怀

为纪念侯绍裘烈士，1957年9月，松江县人民委员会竖立“侯绍裘姜辉麟烈士纪念碑”，碑文由松江书法家、侯绍裘校友王绍文撰书，其书作融合行楷与魏碑，一气呵成，草稿至今被后人妥善保存。

王绍文撰写的侯绍裘、姜辉麟烈士碑文原稿（图片系本文作者提供）

1985年，纪念碑迁址重建，侯绍裘与姜辉麟两位烈士分开立碑，新碑文由陆定一题写。因早年史料有限，1957年版碑文对侯绍裘牺牲时间、遗体抛置地点记载存在偏差。1985年版碑文作出精准修订，明确其牺牲于1927年4月11日、遗体被抛入南京秦淮河。这一修订，既是革命历史研究不断深入的成果，更彰显着后人对英烈始终不变的敬仰与追思。

1957年9月，为纪念侯绍裘烈士殉难30周年，松江县在松汇路选址新建侯绍裘、姜辉麟烈士纪念碑，图为奠基典礼现场。（图片系本文作者提供）

觉醒年代的“明日栋梁”

侯绍裘的革命之路，始于求学阶段觉醒的爱国情怀。因家道中落，1913年，17岁的侯绍裘才入读江苏省立第三中学。在校期间，他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才华横溢，常将对时政的见解化作救国救民的慷慨陈词，被校长赞为“明日的栋梁之才”。为反对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他毅然与同学走上街头，散发传单，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

1918年，侯绍裘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22年更名为交通部南洋大学，今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前身）土木工程专业，成绩始终名列前茅。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满怀爱国热忱且兼具出色口才与文采的侯绍裘，被选为上海学联教育科书记、全国学联文牍，负责起草宣言、口号，并组织学生运动、营救被捕学生。

同年7月，他率先创办了以上海劳工为教育对象的南洋义务学校，主张“服务工农”，使义务教育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该校不仅是上海学联创办最早、办得最好的义务学校，其毕业生后来更成了上海“劳动运动之中坚人物”。侯绍裘甚至亲自搭建校舍、筹集校具，并主编了《国语文选》《自然科学常识》等教材。

1922年，侯绍裘于《南洋周刊》发表《我对于南洋义务学校的一些意见》文章（上海市档案馆馆藏）

《南洋周刊》特载南洋义务学校董事会成立大会记录，到会者第一位为侯绍裘（上海市档案馆馆藏）

1919年夏，阅读《新青年》后的侯绍裘如醍醐灌顶，迅速成长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青年。为了传播新思想，他在校内大胆设立“无人售报处”推销进步书刊，后因反对封建旧俗捣毁孔子牌位被学校开除。返乡后，他依然如磐石般坚守革命之路，创办暑期补习班与《问题周刊》，在乡里抨击封建迷信，传播共产主义。

以教育播撒革命火种

1921年暑假，侯绍裘得知景贤女子专修学校行将停办，便接手并创办了景贤女子中学。他不仅不拿报酬，甚至卖田办学。在校内，他锐意改革，冲破重重阻力，宣传科学、民主与马克思主义，培养出一批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的新女性，使该校成为享誉江浙沪的革命摇篮。

1922至1924年间，他接连三年举办暑期演讲会，邀请恽代英、沈雁冰、柳亚子、邵力子等国共两党精英与知识分子面向青年演讲。此举开一时之风气，引导青年“培养具有完全的人格”与“判断力”，在当时的教育界实属罕见。1924年秋，侯绍裘与钱江春、赵祖康等在松江创设江春中学（今松江一中前身）并任校长。1925年春，他受聘为国共两党领导的上海大学中学主任，实行民主办学。同年秋，他应聘为苏州乐益女中和平林中学的校务主任，在苏州掀起新风——在当地最早推行剪短发、开女子上台演戏之先河，并与其他女校组成苏州市妇女联合会。

1923年秋，已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侯绍裘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松江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他创办《松江评论》，唤起民众革命精神。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侯绍裘在沪、苏等地穿梭奔走，主持建立中共苏州独立支部等党组织，“用他的血培养了许多革命的种子”。1925年9月，侯绍裘与张闻天、叶天底在乐益女子中学秘密成立中共苏州独立支部，是为苏州第一个中共组织。

1923年，侯绍裘发表在《松江评论》上的《我们应该做怎样的青年》（图片系本文作者提供）

在烈火中经受淬炼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侯绍裘凭借出色的统战工作能力，于1925年8月出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委兼宣传部副部长，同时担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中共党团书记。他以公开身份秘密从事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发展工作，使许多人因他而信仰共产主义。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侯绍裘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编写《打倒帝国主义》等传单，与恽代英共同担任上海学联总指挥，领导学生示威游行，并与沈雁冰、杨贤江等人发起建立“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他身兼多职，常常废寝忘食。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北伐军进军江浙期间，侯绍裘在沪先后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在周恩来领导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夜，面对众多同志被捕的险境，他毫不畏惧，勇敢承担起传达总指挥部命令的重任。起义成功后，他出任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19名委员之一。

“为社会，为人类而生”

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侯绍裘始终旗帜鲜明地与国民党右派进行着坚韧不拔的斗争。在国民党多次重要会议上，他代表江苏省党部与右派针锋相对；他甚至随柳亚子、朱季恂一起直接找到蒋介石进行正面抗争，因此招致了国民党右派的极度忌恨，欲除之而后快。1926年3月12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山陵奠基典礼刚结束，国民党右派便公然背叛三大政策，大肆殴打在场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侯绍裘当场被打成重伤昏迷。

即便如此，他依然不惧危险，继续领导革命群众，揭露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反共阴谋，同右派作殊死斗争。1927年4月，侯绍裘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与威逼利诱，他铮铮铁骨、毫不屈服，最终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在南京被残忍杀害，遗体被装入麻袋抛入秦淮河中。牺牲时，年仅31岁。

这位本可以成为优秀土木工程师的青年，用他短暂而壮烈的一生，践行了自己立下的铮铮誓言：“不是为一己而生，是为社会，为人类而生，以最多数人之最大幸福为人生的最终目的、最大责任，而以此责任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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