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自商代后期就已存在的蓟国之都蓟城，在周朝相继做了蓟国与燕国的都城，秦汉至隋唐时期一直是中国北方军事中心幽州之所在。到辽代上升为陪都之一南京，成为契丹管理辖境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此后的历史进程表明，这个当年看似循例而为的安排，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却具有作为历史转折点的重大意义。

隋唐以来的农业、手工业开发促使长江流域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也自北宋开始呈现出由黄河流域的关中平原向华北平原，继而向长江流域转移的趋向。但是，崛起于北方草原地带、以游牧骑射见长的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少数民族，对同时期存在于中原地区的政权大体处于主动进攻态势，有效阻滞进而彻底扭转了国家政治中心逐渐趋近于经济中心的发展势头。契丹建立的辽朝隔着华北平原北部的白沟（拒马河）与北宋并立，女真建立的金朝攻灭北宋后以淮河为界与南宋对峙，蒙古建立的元朝先后扫平金朝和南宋，满洲建立的清朝取代明朝完成了更大范围的全国统一。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直至民国北京和当代北京，基本连续地构成了一千多年来国家首都的基本序列，为这部历史大剧谱写序曲、拉开帷幕的正是此前的辽代陪都南京。

在北京近千年的建都史上，辽南京时代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在国家统一的隋唐两朝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的大分裂阶段。后唐清泰三年（936），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起兵反叛。以事成之后割让幽、蓟等十六州（后世俗称“燕云十六州”）为条件，换取契丹在军事上的支持，由此建立起短暂的后晋。两年之后的辽会同元年（938），幽州被提升为陪都南京，嗣后成为辽代的五京之一。与此同时，唐代叛将史思明曾经使用过的“燕京”，也成为与“南京”并用的正式称谓。这座城市由此完成了自秦汉以降的军事重镇向中国北方政权陪都的转变，开启了古代北京近千年来的建都史，民国北京与当代北京仍在延续其历史文化脉络，这是北京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今人习惯把所处时代的契丹国号与城市自身的名称组合起来，叫这座陪都为“辽南京”，辽宋至明清的时人则更多地采用“燕京”这个显示先秦时期就有建都传统的称谓。

正如宋德金在《二十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文中描述的那样，经过几代学者的持续开拓，这个相对冷僻的学术领域已经面貌一新。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关于辽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研究都还远远不够。

《辽南京》

作者：孙冬虎

版本：北京出版社

2026年1月

辽代以幽州（蓟城）作为陪都南京

五代后唐清泰三年（936），节度使石敬瑭以割让幽、蓟等十六州为条件，换取契丹出兵支持自己建立后晋政权。两年后的契丹太宗天显十三年（938）十一月，耶律德光改元会同，改国号为辽，把幽州提升为陪都之一，以其在本国版图中的地理方位称为南京，亦作燕京。这样，汉唐以来作为幽州这个行政区域之治所的幽州城，也就是至少自商代后期就已存在的蓟城，由此进入了它的辽南京时代。过了一百八十六年后，辽保大二年（1122）十二月初七（1123年1月6日），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燕京德胜殿接受群臣祝贺，象征着辽南京时代的终结。辽朝的终点通常以保大五年（1125）二月天祚帝被金人抓获为标志，辽南京的历史则比整个辽朝提前两年就宣告落幕了。

辽代以幽州（蓟城）作为陪都南京，是城市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由此实现了古代北京城市性质的初步转变。蓟城虽然先后做过蓟国与燕国的都城，但局促一隅的商代方国或周代封国的政治地位，显然无法与辖境广阔的国家都城相提并论。至于十六国时期的前燕慕容儁以蓟城为都，唐代安史之乱时期史思明以此为燕京之类，或历时短暂影响甚微，或历来被正统观念否认，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据此看来，以并不统一的标准去夸饰历史上的北京究竟是几朝古都，是一件并无多少学术意义的事情。汉唐时代蓟城长期是幽州治所，在中原政权的版图上尽管可以视为区域性的政治中心，但与长安、洛阳等古都相比，它主要以偏处东北的一个军事中心出现。到辽代把幽州提升为陪都南京，这里成为来自北方的契丹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要地，同时承担了更多的政治功能。作为皇帝多次巡游驻跸之地，辽代在维护唐幽州城基本格局的基础上，形成了包括“皇城”在内的建筑新格局，由此赋予南京以都城的新职能，这是城市性质的初步转折。这个转折之所以定位于“初步”而不是“根本性”的程度，是因为辽代的南京还只是围绕在国家政治中心上京外围的“陪都”，而不是“首都”。辽朝提升幽州为陪都南京，只是为了体现对这个汉文化与农耕经济相对发达之地的高度重视，而不是要求它去“分担”或“疏解”首都的某项功能。

纪录片《契丹王朝》（2012）剧照。

辽南京的出现，在北京建都史上具有拉开舞台大幕、引示后续来者的意义。金中都、元大都、明北京、清北京的相继出现，客观上抬升了辽南京的历史地位，这当然是辽人无法预知的后世演变的结果。这里虽然偏处中国陆地版图的东北隅，但对于来自更加偏北区域的契丹、女真、蒙古、满洲诸族而言，已经是位置适中、土地平广、气候温暖、人物繁盛的理想建都之地，而且进可以统治中原甚至江南，退可以照顾本民族在北方的发祥地。

放在历史发展的大环境中考察，如果把近千年来北京基本连续地作为国家首都的过程比作一部史诗大剧，辽南京时代就相当于拉开了它的序幕，为更精彩的演出做了初步铺垫。辽代以幽州作为陪都南京，为后来者在此建都提供了历史人文与社会心理的认同，具有与“前车后辙”类似的引示意义。从辽代的陪都南京到金代的中都成为北半个中国的首都，再到元大都、明北京、清北京上升为统一国家的首都，直至中华民国前期继续作为首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历史的脉络如同从涓涓细流变为滔滔大河。其渊源可以上溯到蓟城时代，较近的源头则在辽南京。

形成了古代北京城市性格中的融合或融会

辽南京时代的民族冲突与交流，初步塑造了古代北京融会各方的文化性格。这种文化性格，集中表现为城市及其周边区域最突出的历史人文特征。地理位置决定了北京处在古代农牧交错带附近，活动在这里的各民族在农耕和游牧两种经济环境中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同时与周边各族的文化相互冲突、相互交流，借助和平的与战争的、主动的与被迫的、愉快的与痛苦的途径，通过漫长的历史沉淀化解民族矛盾，达到相互融合的境界。古代北京城市性格的融合或融会，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形成、积淀与升华的结果。

近千年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诸族的统治者相继在北京建立陪都或首都，进一步加重了北京文化的民族融合色彩。这种融合伴随着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婚姻关系等因素而不断发展变化，最终融入以汉族为主体的人群与区域文化之中。在辽南京时代，战争中的杀戮劫掠导致燕京地区的人口大量损失和迁移，大批有技艺的汉人工匠及其他有知识或劳动能力的官员与百姓，被迫随之北迁契丹故土。虽然在客观上促进了农耕文化的北传及其与当地游牧文化的交流融合，但这终究是一个千万人背井离乡甚至付出生命的悲惨过程。历史上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屠戮和掳掠，使中原城乡传统的农业社会遭到严重破坏，相关区域的农耕文化被迫中断了应有的发展进程，甚至需要从头再来。相对而言，契丹对汉族农耕文化持有全面学习与充分尊重的态度，这一点必须实事求是地予以肯定。

在经过唐末五代反复兴兵争夺、契丹初期屡次入塞劫掠之后，幽、蓟诸州被后晋石敬瑭整体性地割让给契丹。主客易位之后的辽朝统治者，非常明智地对这些区域采取了“因俗而治”的方略，在民族问题上表现出远超嗣后诸朝的大度包容，显著缓解了权属更替之际的政治文化冲突，有利于社会的继续发展。苏辙在北宋元祐四年（1089，契丹大安五年）出使时看到，北朝“宽契丹，虐燕人”已是旧时底层的做法，虽有急速调发之政，但“赋役颇轻，汉人亦易于供应”，因此“上下维持，未有离析之势也”。在这样的背景下，辽南京在保持已有军事地位的同时，成为契丹境内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发达、人口最多的城市，南京道也是辽朝在上述几方面举足轻重的区域。

纪录片《契丹王朝》（2012）剧照。

各类人物在辽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活动，是认识历史上复杂的民族关系与国家关系的范本。南京留守是陪都的最高军政长官，在契丹得到南京地区的早期阶段，主要由战功卓著的汉人将领或原本驻扎幽州的汉人降将担任，这也是“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一部分。到契丹已经站稳脚跟的中后期，南京留守主要由皇族或后族的高官显贵担任，这也是契丹族高层官员在这个区域的政治地位逐渐高于汉人官员的象征，从中折射出朝廷选人标准的变化。宋辽关系是契丹外交关系的重点，澶渊之盟订立之后，两国边界维持在白沟一线，这是失去燕山一线之后在平原地区唯一可以作为国界的天然阻隔。若再向南，另一条具有同等作用的河流是与汴京为邻的黄河，这当然是北宋不可能接受的国界线。

从汴京前往辽上京或中京、东京及契丹发祥地木叶山，必须经过南京北上。辽朝皇帝多次驻跸南京周边的延芳淀、炭山等休闲捺钵之地，有时宋使由南京前往这些地方拜会，有时辽帝从外地专程返回南京接见宋使。因此，南京也是辽国南部的外交中心。双方使者以这里作为出发地、目的地或经行地，他们的活动成为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北宋使者尤其能够体会当地汉人与契丹人的社会心理，一方面共同颂扬“所谓南北一家，自古两朝欢好，未有如此” ，另一方面又在回国后所撰经行记或奏章中称北朝为“虏”或“夷狄”。契丹强调自身在中华文化中的正统地位，辽道宗与懿德皇后萧观音都赋诗颂扬“君臣同志、华夷同风” 。辽国总体上重视南北和平，但也仰仗强大的军事力量压迫北宋增加岁币、改变国界，其咄咄逼人的做法增加了北宋的耻辱感，终致酿成宋金订立海上之盟南北夹击灭辽、北宋也在不久之后被金国所灭的悲剧。

通过发生在辽南京的种种史实，足见处理外交问题与民族关系之不易。燕京地区乃至整个北方见惯了战争冲突与政治更迭，有时对统治者的民族属性并不十分敏感。金世宗曾经批评说：“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 诸如此类的褒贬虽有些道理，但显然并不全面。衰亡民族的被压迫者只有两种选择，“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而且其间也不能否认“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历来不缺少奋起反抗者。当代毫无疑义地要强调民族团结与民族融合，但也绝不能因此无视历史上客观存在的民族矛盾和冲突斗争，否则就真正变成所谓“历史虚无主义”了。

辽陪都南京的历史地位

辽南京时代的文化创造，至今已成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除了以民族融合为主要特色的无形遗产之外，迄今可见的以契丹藏闻名的辽刻大藏经、巍然矗立的天宁寺塔、琳琅满目的辽刻房山石经、大觉寺辽代清水院碑刻以及语言文字学著作《龙龛手镜》等，都是辽代南京地区文化发展的代表。在当代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发现的辽代遗址、碑刻、经幢、墓志、壁画等，从多个角度反映了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面貌，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线索和依据。由于书禁政策的制约，辽代传世文献相对较少，但北宋使者记载沿途见闻的经行记、使辽语录、使辽诗等，提供了站在“他者”的立场审视辽代历史发展的条件，有效弥补了辽代文献的某些空缺。从清乾隆年间厉鹗《辽史拾遗》到光绪年间缪荃孙、王仁俊先后辑录辽代诗文总集《辽文存》与《辽文萃》，再到当代学者持续编纂的《全辽文》以及《辽代石刻文编》与《辽代石刻文续编》，更有考古学及文献挖掘整理与研究的各种新收获，辽代文献缺失的遗憾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弥补。在此基础上，辽代社会的真实图景将会日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以往极有可能存在的对辽代历史地位估计过低的局面势必得到扭转。

《辽南京》书封（局部）。

辽南京及其周边的南京道只是辽朝辖境的一部分，辽南京的城市史或南京道的区域史无疑不能等同于整个辽朝的历史。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辽代史料相对缺乏或因为辽南京与当代北京的关联而有意无意地抬高其历史地位，或者不加分析地把整个辽朝的成就或重要事件加在辽南京身上，而是要看它们是否发生在南京城或南京地区，至少要考察它们与辽南京的关联程度究竟如何，这才有助于给辽南京以相对客观准确的历史定位。北京近千年来基本连续地作为国家首都是这座城市的历史荣耀，但也要防止为了拉长建都史而对辽南京做出超越客观史实的评价。按照契丹四时捺钵的传统，皇帝的行营帐幕流动到哪里，哪里就是国家的政治中心。这样看来，辽南京也曾断断续续地充当过实际上的国家政治中心，但它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整个辽国的首都，因此只能定位于区域性的政治中心与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惟其开启了此后连续在北京建都的序幕，其历史地位当然也不应低估。

纪录片《契丹王朝》（2012）剧照。

辽代包括南京地区在内的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使契丹王朝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这种影响既有赖于从太祖阿保机西征到圣宗统和年间王太妃（景宗皇后之姊）出兵西域之类的对外军事行动，更植根于此后长期的和平往来，二者相辅相成。契丹的势力范围由此推进到大漠南北与葱岭东西的大小邦国或部族，并能通过恰当的羁縻政策获得它们长期稳定的亲附。辽太宗在南京接见和宴请来自西域的回鹘、敦煌等地的使者，圣宗统和年间在南京接受党项（西夏）、回鹘、于阗、师子国等使者的进贡，兴宗重熙年间在南京接受高丽、西夏使者上尊号或进贡，道宗咸雍年间在南京有西夏遣使进献回鹘僧、金佛、梵文佛经，天祚帝时期也有西夏使者在南京往还。

西夏对辽一直保持着朝贡与联姻关系，即使在天祚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依然派人迎请他前往本国避难，足以证明两国关系非同一般。西亚的波斯、大食，在契丹天赞年间就曾遣使通好并为王子请婚，圣宗时期大食与契丹的来往更加密切。太平四年（1024）圣宗还曾派遣使者携带礼物，赐书建都于阿富汗吉慈尼的素丹马合木，请他委派“聪睿解事”的使者前来朝贡，以使双方“永敦邻好”。这些活动的地点未必在南京，但都在客观上扩大了契丹的声望。耶律大石在天祚帝败亡之际率部西征，在万里之外的中亚地区建立西辽政权，正如俗语所谓“海外天子独树一帜”，而且前后延续了将近九十年，更是极大地宣扬了契丹的威名和文化。阿拉伯兵书以“契丹花”称从中国传入的火药，使用的管状火器则有源于中国的“契丹火箭”与“契丹火轮”等。继秦、唐过后，契丹成了西域以及西亚、东欧诸国对中国的称谓，蒙古时期的西征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文化传播效果。

据冯家昇研究，“Xati（‘契丹’的中亚/突厥语转写变体）诚然源于契丹（辽），但辽人绝没有火药火器，即使西辽也没有，只好指元代的中国。因为元初（13世纪），西域人称中国北方曰契丹，不久，称全中国亦曰契丹。譬如大家熟知的，马哥孛罗（Marco Polo）所称的Cathay（契丹）即指全中国而言，然而也是由中亚陆道上得的名称” 。当代俄罗斯语指称中国的Китай，源于一千多年前的契丹，在其他国家的语言中也有类似情形。1992年在我国云南西部的保山、临沧、德宏、大理、西双版纳等州，发现了元代随军出征落籍云南的契丹将士的后裔，数量约有十五万人。辽朝灭亡后契丹人分散融入多个民族，这样的发现堪称从滇西高原传出了历史的回声。

本文选自《辽南京》，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孙冬虎

摘编/何也

编辑/王铭博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