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冬天，太行山下的风格外硬冷。临近黄昏，林县西北的一个小村子里，几个老人围在一起，低声说起汤阴城里的“刘军长”。有人摇着头叹气：“这人当年守汤阴，连冯玉祥的大炮都奈何不了他，城墙是真结实，人心就不好说了。”一句话，把汤阴城几十年间的风云翻出了一角，也把一个名字推回到众人面前——刘月亭。

这座城不大，却先后挡住过冯玉祥的重炮、日伪的南来北往，还在解放战争中成为刘邓大军重点攻坚的目标。更有意思的是，面对同一座城墙，一支军阀部队可以打半年打不下来，而解放军却能在更短的时间里打开缺口。城墙没有变，枪炮也差不多，变的只是一批又一批握枪的人。

围绕汤阴城的守与攻，绕不开两个节点：一个是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一个是抗战胜利后的解放战争。两场战事之间，隔着的是刘月亭的发迹、堕落与覆灭，也是中国军队面貌和战争性质的根本变化。

有意思的是，许多人只记得那句“冯玉祥炮轰六个月没打下”，却未必知道，后来这座城缘何在解放军手里屡屡失而复得，最终彻底易主。从时间线上把脉这段历史，才能看清“同一座城，不同的结局”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从土匪到军阀：刘月亭怎样“守住”汤阴

刘月亭这个名字，在冀鲁豫一带的老人口中，多半与“土匪”“汉奸”连在一起。他并非科班出身，却在乱世里一路钻营上爬，靠的不是军令如山，而是心狠手辣。

早年间，他在山东混迹各股土匪，先投靠刘昌庭、刘逸之，后又跟着河南巨匪张庆。那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军阀混战、地方势力纷杂，一个人只要敢打，肯下狠手，很快就能混出一个位置。1923年至1926年之间，他在直系、奉系部队间辗转，当过普通兵，当过基层军官，又转投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军，顺势爬成营长。

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与孙殿英的相识。1927年前后，孙殿英在直鲁联军中势力渐大，后来掌握第十四军，对这位“能打、敢下黑手”的刘月亭颇为看重，很快就让他当上七团团长。这一层关系，为他后来盘踞汤阴打下了基础。

当时的汤阴，平汉线上的一座古城，城不算大，却是兵家必争的关节点。刘月亭在孙殿英授意下，从山东转战豫北，经菜园一带，趁着防守空虚突然占据汤阴县城。城内原本有冯玉祥部吉鸿昌师的一个留守处，人少、兵弱，见对方马肥兵强，只能从城内撤出，退到外面。

这一步占城，其实并不光彩，无非是“趁虚而入”。但从军事角度看，刘月亭却真的把这座城经营了起来。城墙本就高厚，他又指使部下修碉堡、挖地堡，配合固有的护城河，把汤阴打造成一个难啃的硬骨头。

中原大战爆发后，冯玉祥对汤阴志在必得。六个月的大炮轰击，主攻方向集中在西门，也就是后来老人嘴里经常提起的“西门大炮阵”。然而，重炮虽猛，攻守双方却都陷在“打不进去、也打不散”的僵局中。守军靠城墙和工事硬扛，进攻一方没有配套的坑道、炸药和组织严密的登城突击，只能在长期炮战与消耗之中，一点点磨掉锐气。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刘月亭守城，手段并不体面。既用重赏激励，又以严刑威胁，普通士兵没有退路，只能窝在工事里硬撑。民间传说的“冯玉祥六个月没打进”的说法，固然有夸张成分，但汤阴城的坚固、防御的顽强，却是有根据的。

战事僵持之际，吉部有团长以“旧友”身份上城议和，劝刘月亭“识时务，早撤退，以免被围死城中”。刘月亭权衡再三，选择趁夜撤出，却立刻遭到尾随袭击，又被地方武装于镜三部伏击，哥哥战死于途。十八年后，他纵容部下枪杀于镜三，这桩宿怨就埋在了那次撤城的狼狈里。

从这一段经历可以看到，刘月亭所谓“守住汤阴”，表面看是防御有方，实际上是借着城的固有条件，加上一套粗暴的高压方式，把部队捆在城墙上。这种守势能挡一时，却很难改变战局，更谈不上持久的战略活力。

二、“高级指挥官”的真面目：日伪体系下的汤阴

十年后，中国的战场已经从军阀混战转变为全民抗战。汤阴这座古城，再次被推到前线。此时的刘月亭，身份已然变了味。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孙殿英的部队被改编为国民党新五军。1939年，孙殿英任军长，刘月亭被任命为第三师副师长，次年夏天又升为师长，看似风光一时。1942年6月，他在河南林县山区与日军作战中被俘，送往太原治疗，日军对其给予较好的医护条件，这一点并非空穴来风。

被俘后不久，他就接受了日军的拉拢，选择投降。日军参谋希望借他做突破口，劝孙殿英投降。1942年11月，刘月亭派心腹送出劝降信，信里用尽“一般汉奸口吻”，大谈日军兵力强大，鼓吹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孙殿英最后动摇，表示愿意对日本投降，这也是他一生中备受争议的一幕。

为了控制豫北地区，日军当局给了刘月亭“高级指挥官”的头衔，让他先后担任伪四十军、伪七军军长，年底更率部进驻汤阴。此时的他，不再是那位依靠城墙苦守的军阀头目，而是披着军装的汉奸头子。

进城之后，他做的第一件大事，不是整顿军纪，而是扩充势力。他收编了三千多名地方土匪，将其纳入伪军系统，既掌控武装，又用他们在乡间横征暴敛。

更恶劣的是，他大肆鼓动农民种鸦片，以毒品牟利。每亩征税高达一百五十元，这在当时是沉重负担。仅鸦片一项，他就敛财数百万元。钱一部分用来享乐，一部分转移到天津、北平的旧居，还有一部分用来开设兵工厂，制造枪炮，为自己和日军准备对付抗日武装的工具。

1943年春，他率伪军两个团，勾连日军，在浚县、滑县一带抢粮，拉回去上万斤。夏季，他又组织十二个营，协同汤阴、安阳的日军，向中共领导的林县抗日根据地进攻，结果遭到八路军迎头痛击，自己也在战斗中负伤。

这些行为，在当地群众心中刻下了深深的记忆。刘月亭不只是“守城者”，更是地方秩序的破坏者和压迫者。抗战胜利后，本应交给人民惩处的汉奸，却被国民党方面收编，摇身一变成为“第四路第十四军军长”，继续驻扎汤阴，任务则变成阻挡解放军的前进。

从时间线看，汤阴城在此时已经历了三重变化：从军阀争夺的要塞，到日伪统治的据点，再到国民党顽固守势的一环。而刘月亭，也从土匪头子，变成日伪“高级指挥官”，最后又戴上国民党军长的帽子。他对城防的经营越来越重，但目的却从单纯的军事守备，变为维护个人势力与既得利益。

三、温玉成的“慢攻”：坑道爆破与心理战术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冀鲁豫和太行地区的解放区力量迅速发展，党中央、中央军委提出“先中小城市，后大城市”的战略设想，在平汉线一带展开一系列攻势。汤阴城，因其位置特殊，再度成为重点目标。

1945年9月21日，第八军分区前进指挥所在温玉成指挥下，率第四、六、七团向平汉线推进，任务中明确写着“务必攻克汤阴城，歼灭汉奸刘月亭”，这不仅是战役目标，更带有严重的政治意义。

与军阀时代直接炮击城门不同，这一次，解放军的攻城准备格外细致。9月22日，为选定坑道作业地点，温玉成亲自带参谋处长李觉到城下实地侦察。他们详细记录了汤阴城墙的结构：城墙高约十米，为古砖砌成，东、西、南、北四门皆为马蹄形城楼，城门坚固，上有碉堡和火力点；城下有护城河，宽约七米、深约五米；东北角和东门外有碉堡，城内西南角竖立三层大炮楼。

客观来说，这样的防御体系，不比当年的中原大战时差多少，还更有系统。敌人在解放军反攻形势下，强迫百姓继续加修工事，妄图固守。

在充分掌握敌情后，温玉成与各级指挥员确立了三个基本思路：先突然消灭城外据点，再围城佯攻、消耗敌人，最后暗中挖掘坑道，用爆破打开城墙。这个方案，看似“绕远路”，实则避免了单纯依靠火炮硬攻的消耗。

坑道选在东门护城河外的民房内，由第七团三营承担。工兵们需要从作业口穿过护城河，从石桥下方挖到东门城楼下，开掘药室，装填炸药。坑道作业技术性强，风险也大，七团团长温先星传达了上级要求：“作业多流汗，战斗少流血。”这是当时部队中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不算漂亮，却很扎实。

接下来的几天，坑道一点点向城墙根部伸过去。到9月28日，工程完成，后方送来的530公斤黑色炸药，全部用面粉袋装好，推入药室，再用麻袋装土和大石头回填封严。温玉成再三叮嘱，爆破容不得半点差池，既用电发火装置，又加上导火索，双重保险，防止“哑炮”。

值得注意的是，在坑道施工期间，城外表面上并不紧张。解放军特等射手以冷枪牵制敌军视线，避免暴露作业。更特别的一招，是在四面城关白天唱抗日歌曲、唱京戏，营造一种看似“只围不打”的氛围。敌军军官看在眼里，以为只是心理战，骂骂咧咧，却猜不透真正意图。

期间，刘月亭甚至亲自登上东门城楼，对城外喊话。伪军在城墙射击孔边大声传话：“刘军长训话呢！”随即刘月亭声嘶力竭地叫嚣：“八路想打开汤阴城，做梦！当年冯玉祥用大炮在西门打了六个月都没打开，老子还会怕你们？”话音未落，我方特等射手已经锁定传话伪军，几枪打过去，城头的叫嚣顿时消失。

这种对比相当鲜明。一边是拿“六个月大炮没打进”当成炫耀的资本；另一边，却在地下默默推进一条决定胜负的坑道。

29日拂晓，爆破命令下达。李觉根据黑色炸药威力计算，判断足以摧毁马蹄形城楼。清晨，一声巨响，东门城楼整体被掀翻，爆破口豁然出现。守城的一个连百余人被震死，附近火力点瞬间瘫痪。据后来俘虏供认，就在爆破前一天下午，刘月亭军部警卫连刚调防到东门，结果整连都在爆炸中丧命。

突击连随即从缺口勇猛登城，温玉成下令后续部队迅速进城，转入巷战。城内守军被炸得心神大乱，原本寄望于厚城坚墙的信心一下子动摇了。要说大战规模，这一战并不算最大，却清楚展示了一个趋势：解放军已不再单靠血肉之躯硬顶，而是在战术、工程技术、火力配合上，形成了成熟而灵活的体系。

不过，战局并未在这一仗就终结。刘月亭本人提前化装逃出，转赴菜园等地，靠着残部重新集结势力。汤阴城虽然一度被拿下，但围绕平汉线的争夺仍在继续。对这座城来说，真正决定性的攻坚，还在两年之后。

四、围城打援与决战：刘月亭的最终结局

1946年底到1947年春，中原战局发生显著变化。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前，在冀鲁豫地区展开一系列战役，目的在于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打通根据地联系。汤阴，再次被纳入重点。

1947年4月初，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二、三、六纵队以及太行一、二旅，开始向汤阴进军。这一次规模远超1945年，兵力和火力都大大增强。4月5日前，外围的淇县、庞村、菜园等据点先后被拔除，汤阴县城在当天被全面包围。

与军阀时代那种“一门心思围城猛打”不同，解放军采取了“围城打援”的战术。城里有敌军固守，但真正的关键，是城外要来的援军。4月6日、7日以及14日至20日间，解放军在宜沟、浚县、淇县一线，相继击溃王宗廉三次派来的援兵，总数两万多人，其中包括号称“第二快速纵队”的第四十九旅整旅，这是蒋介石颇为倚重的部队。

打掉援军，城中的守军就成了“孤城”。这一点，刘月亭不是不明白，所以在汤阴城内提前加紧修筑工事。有人私下里嘀咕：“天天这样折腾城防，百姓早就吃不消了。”刘月亭不耐烦地回一句：“你们不懂军事，等刘邓带十万大军来时，就知道这些工事有多重要。”

从某种角度看，他对战争形势的判断并不完全错误——解放军的确来势汹汹，包围圈也越来越紧。但他仍旧倚重“城墙+火力点+强迫士兵死守”的老套，而没意识到对手的战法已经变得更系统、更成熟。

4月21日，解放军将打援部队重新调配，补充火力装备，士气极高，攻城压力骤增。之后的三昼夜激战中，汤阴西关被攻克。西关在城防体系中位置关键，既是出城要道，也是内外通联的一环。

孙殿英获悉后，急令必须夺回西关，自称“没人上，我上”，作势要亲临前线。刘月亭也故作勇猛，脱掉上衣，带一营兵力，从西门突围反攻，在重机枪掩护下与解放军展开激烈拉锯。解放军出于整体战役节奏考虑，没有急于在西关死扛，而是“关门打狗，不急一时”，暂时撤出，待机再取。

刘月亭回到城内，得意洋洋，以为守住了命脉。然而第二天夜里，解放军另辟蹊径，再次拿下西关。此时，城西火力密集，真正的主攻方向却转向东北角。为了逼近城墙，减少露天推进伤亡，部队选择了与1945年类似的办法：大规模开挖交通壕和地道。

历时十昼夜，长达约一万一千米的沟壕和地下隧道完工，同时还修筑地堡一百一十八个、炮阵地五十三个。这样一套工程体系，已经远非单次坑道爆破可以概括，而是配合火炮、步兵、工兵、指挥体系的综合攻城手段。

5月1日下午，，总攻时刻到来。解放军在城周围发动猛烈攻击，集中火力对准东北城墙一点，反复轰击。城砖在连续火力压制下逐步松动，最终形成横宽约二十米的大缺口。

刘月亭亲临前线督战，见缺口出现，急得大吼：“守住一小时，每人赏洋五百元！”这样的喊话，已经带着明显的恐慌味道。守军成群结队冲向缺口，却在解放军突击队的火力下接连倒下。有人本能后退，他竟用机枪扫射自己的士兵，逼迫他们继续往前冲。

那一段情景，在幸存者的记忆中极为刺目：前面是城外火力，后面是长官机枪。粗暴的“立功或送命”的命令，并没有换来奇迹，只换来一次又一次无谓牺牲。冲锋失败后，刘月亭仍歇斯底里地吼：“退下来就死，冲上去才有活路！”但这番喊叫，已经撑不起士兵内心的绝望。

经过多轮反复争夺，解放军最终控制城墙阵地。夜间，总攻全面展开，城内各个据点在六个小时内被逐一拔除。包围圈收紧至敌司令部附近时，残余官兵成批投降，军心彻底瓦解。

与两年前不同，这一次刘月亭没有机会再换装逃走。他试图混在参谋、副官人群里，被俘时不过是普通制服，毫无“军长”气派。直到身份确认，他被押解下来，等待后续审判。

值得一提的是，刘月亭并未被就地枪决。解放战争尚在继续，他被羁押到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在镇压反革命行动中，他被依法处决，地点正是曾经遭到他残酷统治的汤阴一带。当地不少群众前去旁听，这个人的一生就此画上句号。

五、同一座城，不同的战争方式

回过头再看那句“冯玉祥炮轰六个月没攻下的汤阴城”，与解放军几次攻克同一座城的结果对比，就能看出差别在哪里。

一方面，和平汉线有关的战略思路已截然不同。军阀混战时期，攻城往往围绕军阀势力范围，更多是权力之争，缺乏统一的政治目标与群众基础。冯玉祥虽有改革倾向，但那一仗基本还是传统攻坚思路，重炮压城，士兵上前，用时间和弹药换结果。

另一方面，解放军在汤阴之战中的战术组合，更注重整体配合。1945年的坑道爆破，是在有限火力条件下，通过工兵技术和隐蔽作业打开突破口；1947年的围城打援，则是把汤阴放到大兵团机动作战的格局中来考虑，先歼援军，再啃城池，并辅以长距离交通壕、地道、地堡、炮阵地等立体工程。

更重要的是，解放军在这些作战中始终与当地群众有密切联系。无论是老人来指挥所讲述汤阴城防情况，还是群众配合挖沟修工事、提供情报，都不是强征强派的简单“征用”，而是建立在政治动员和信任基础上的参与。汤阴是岳飞故里，这一点在老百姓心中有特殊分量。汉奸盘踞于此，既是对这座名城的污辱，也是普通人难以忍受的现实。这种情绪，成为配合解放军作战的一股力量。

反观刘月亭一方，通过大造鸦片、聚敛财富、滥施暴力维持城防。兵源多出自被迫抓来或收编的土匪，士气建立在奖金和恐吓之上。城墙虽厚，脚下却没根。战事一旦逆转，内部很难形成稳固的抵抗。

不得不说，汤阴城在二十多年间见证了三种不同的“攻城方式”。第一种，是军阀时代靠炮火硬啃，城墙是攻守双方博弈的主角；第二种，是日伪时代靠高压统治与毒品经济维持的“稳态”，城墙成了遮掩汉奸统治的外壳；第三种，是解放战争中在群众动员、工程技术和战役规划统一指导下的攻坚，城墙的命运与整个战局紧密连在一起。

同一段城砖，在不同人手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当年刘月亭可以拿“冯玉祥打不下”当作嚣张资本，而到了1947年，这句话已经失去了任何吓唬人的力量。

从时间线上看，汤阴城的得与失，不是简单的攻防数字，而是一部压缩了的近代中国军事变迁史。城池没有脚，会在不同旗号间来回易手；守城的人有选择，却终究要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冯玉祥的重炮、日军的勋章、国民党军长的肩章，在这座城的记忆里，都不如那几次真正改变城中命运的攻坚战来得沉重。

几十年过去，城墙旧迹仍在，战壕早已平填。那些曾经震耳欲聋的大炮声、坑道中的闷响、城头上虚张声势的喊话，留在史料之中，也留在老一辈人口口相传的回忆里。谁能在这座城留下怎样的背影，最终还是由战争的性质和立场决定，而不是一时的炮声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