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30日的清晨，时任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师长的廖锡龙站在指挥所里，紧张地注视着表，时刻把握着战斗的时机。原定的总攻时间是6点40分，但他在最后一刻决定将进攻时间推迟了20分钟。指挥所里有些人对此不解，认为战役的计划不能轻易更改。然而，廖锡龙清楚地知道，这20分钟的推迟至关重要。前沿部队的报告显示，不少战士在经过长时间的急行军后已是疲惫不堪，需要短暂的休整。于是，廖锡龙果断地做出了这个决定，让战士们得以恢复体力，而这一举措在接下来的进攻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硬骨头者阴山，位于云南麻栗坡县，海拔超过1200米。这里，越军已经经营了四五年，构筑了坚固的野战防御体系。明碉暗堡纵横交错，雷场、铁丝网层层布置，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而更棘手的是，这里的地形极为险要，山高坡陡，植被茂密，导致大部队展开进攻十分困难。上级对这次战斗的要求也极为苛刻，给定的作战时间窗口很短，要求速战速决。

在战前的伤亡预估会议上，气氛显得格外沉重。根据以往的山地攻坚经验，有人提出了一个相当高的伤亡数字。虽然每一场战斗都会有伤亡，但每一个生命都至关重要，廖锡龙将军站起来，坚定地表态：如果在这场战斗中，我们牺牲了150到200名战士，我作为师长就应该被撤职！他深知，每一名牺牲的战士背后，都是一个或多个家庭的期盼与托付。作为指挥官，他不仅要为自己的战士负责，更要对每一名牺牲者的家人负责。廖锡龙的备战方式可以用折腾敌人，练透自己这八个字来总结。战前一个多月，他便要求部队实施疲劳战术。每天，小分队袭扰阵地，冷炮轰击，夜间更是汽车开着大灯在公路上来回穿梭，制造假象，故意惊动村寨的狗，让敌军神经紧张。

这种持续的袭扰将越军弄得几乎神经崩溃，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越军对我方的动向越来越麻木，直到放松警惕，才迎来真正的打击。为了减少伤亡，廖锡龙对部队的要求近乎苛刻。地形不熟，就反复模拟训练；协同不畅，就一遍遍合练。他要求每一位连排长必须把自己进攻路线上的每一块石头、每一片草丛都烂熟于心。曾有一位营长侦察回来，错误地标记了两个火力点的位置，廖锡龙当场严厉批评，直至营长抬不起头。他说：地图上差之毫厘，战场上就可能多死多少人！这个责任，你负不起，我也负不起！

廖锡龙深知，作为一名指挥官，必须掌握战场上的一切动向。他从不满足于在指挥所里通过沙盘听汇报，而是亲自前往前沿侦察。最接近敌人的时候，他能清晰听到越军士兵的对话。这次阴山战役的总攻战术，正是他根据实地侦察定下的。我军并没有选择从正面强攻，而是利用夜暗和复杂的地形，多路迂回，先将敌人分割包围，再逐个击破。炮兵如何打，步兵如何冲锋，甚至每个爆破组带多少炸药，廖锡龙都亲自过问，确保每一环节都无懈可击。

廖锡龙是从部队基层成长起来的，他深知一线官兵需要什么，也知道一条错误的命令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正是这种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指挥智慧，使得他在战场上的判断比任何书本上的理论更加切实有效。1984年4月30日7点整，我军的炮火开始对越军阵地进行猛烈轰击。由于越军已被长时间的袭扰搞得神经衰弱，反应慢了半拍。当我军步兵发起冲击时，许多越军战士还未进入战斗位置，战斗的进展出奇顺利，原本预计需要两三天的激烈战斗，五个小时后便基本结束。

经过统计，者阴山战役的战果十分丰硕：我军毙敌550余人，俘虏18名，自己方面的牺牲人数仅为98人。这个数字，远低于廖锡龙之前立下的军令状底线。他的仁心和深思熟虑，得到了战士们的尊重和敬佩。战役结束后，廖锡龙被破格提拔为第十一军副军长，几个月后，又被任命为军长。一位从战场拼杀出来的将领，凭借着实打实的战功，站上了更广阔的舞台。

多年来，廖锡龙始终未曾改变自己对士兵生命的珍视。担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时，他一次下部队检查，不看汇报材料，直接来到训练场，亲自组织一个连的进攻演练。演练后，他问了连长一个问题：你的兵在冲击路上，有多少时间暴露在敌火力下？你算过吗？连长答不上来，廖锡龙沉声说道：作为连长，不算这个账，就是拿战士的生命开玩笑。 从者阴山到军区大院，廖锡龙始终是那个珍惜士兵生命的指挥官。他的指挥风格深入人心，一位曾在他手下当过参谋的军官回忆说，廖锡龙开会时从不说空话套话，直接切入实际问题。他常常告诫大家：战场上，形式主义害死人，平时搞形式主义，打仗就要付出血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