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子夫被赐死、太子刘据自刎、卫青后人满门覆灭,看似一场因“巫蛊诅咒”引发的宫廷悲剧,背后却藏着更深的政治盘算。
汉武帝动手之前,铺垫了三十年,这一刀下得并不突然,只是终于等到了落锤的那一刻。
汉武帝元光六年,即公元前129年,卫子夫被立为皇后,卫氏家族迅速跻身朝堂中枢。卫青平定匈奴,封为大将军,其外甥霍去病亦继而成名,位高权重。皇室与外戚的融合,表面上是汉家皇权的稳固,实则却是权力天平的倾斜。
汉武帝内心清楚——吕后当年架空皇权的教训尚未远去。吕氏之乱让开国功臣周勃、陈平惊魂未定。外戚干政的恐惧,像根倒刺卡在历代君王喉咙。汉景帝废掉栗姬及其太子刘荣,只因担心其娘家势力会“步吕氏后尘”。
到了汉武帝这里,防范外戚更是长期战略。他早年受制于窦太后,不得不放弃儒家治国理想;窦太后去世后,他迅速启用儒生、公孙弘、董仲舒,推动中央集权的全面强化。从根子上切断外戚滋生的温床。
巫蛊之祸不是突发,而是局势演变的必然。太子刘据是卫子夫所生,自幼被立为储君。按理说,他是天经地义的继承人。但随着卫青战功日盛、卫伉列侯、卫氏亲族遍布朝堂,汉武帝的疑忌开始膨胀。太子继位之后,是否还会听自己的话?会不会再造一个“吕后局”?
到了公元前91年,汉武帝年过花甲。“巫蛊诅咒”之说正好撞进他的心理死角。他沉迷长生术,对任何所谓“妖法”都极度敏感。江充借机上书,“太子宫中有蛊气。”汉武帝亲自派人查办,居然真的从太子宫中挖出了“桐木偶人”。
桐木偶人,从未被证实是太子所埋。但在汉武帝眼里,这已是锤声落地的定论。于是,太子刘据起兵反抗,兵败自尽。这一切,没有悬念。
汉武帝后期的皇权维稳逻辑,就是“清洗”可能危及皇权的全部人和事。从这个角度看,巫蛊,只是手段;权力,才是终点。
可刘据已死,卫子夫仍未“放行”,那接下来汉武帝为何还要把目光转向她?
公元前91年秋,巫蛊之案风暴席卷长安。在太子死后第九天,汉武帝下诏,赐死卫子夫,理由是“宫中之蛊,由皇后所纵”。但史料从未指出她涉案,真正的原因,只在皇帝心里。
卫子夫不是孤立的个体,她是卫青的亲妹,是卫家政治网络的核心人物。卫青早已去世,但其子卫伉为长平侯,弟弟卫不疑在中朝任职,侄子霍去病的后人亦居高位。整个卫氏宗族,仍在汉帝国权力金字塔顶端占有一席之地。
汉武帝用人有底线,可从不允许谁能跟皇权叫板。他当年能废栗姬、打压黄门侍中,也就不会对卫家网开一面。太子据虽死,卫氏仍在。他不能容忍这个“潜在的皇权第二中心”存活。
皇后卫子夫,一直是“太子保护伞”的象征。她一日不除,卫氏就一天不散。这是汉武帝亲自下场“收网”的一步。
更关键的一笔是对卫青子嗣的定性:太子之乱,被认定为谋逆,卫伉、卫不疑等人皆遭牵连,被下狱治罪。整个卫青一族,连根拔除,寸草不生。
汉武帝的狠辣,从不留情。哪怕是他曾深爱的皇后,曾生下的太子,也只能成为权力安稳的代价。这一波操作,堪比当年吕后死后清洗吕氏一族,只是这次操刀的人,是皇帝本人。
但真相到底是巫蛊,还是早就设计好的局?这场动荡背后的推手,又是谁?
江充这个名字,像一根刺插在史书中。巫蛊案表面上是他一手操办。可把江充当主谋,就低估了这场戏的导演。
江充是个“老吏”,早年在丞相府当过督邮,专门挑刺整人,是朝中出名的“毒笔头”。他和太子有私怨,曾因查案被太子呵斥。他怀恨在心,于是当“巫蛊之风”一起,他冲到第一线。挖太子宫墙,搜“桐木人偶”,密报皇帝——一气呵成。
可汉武帝信了吗?他何止是信,他是立刻派了三个官员——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协助查办。这一串动作,说明了一件事:皇帝早就下定了决心,只是等个由头。
当江充掘出“蛊物”,太子府兵动,汉武帝立即调西园八校尉包围太子,镇压叛乱。整个流程,没有一丝犹豫。这不是偶然事件,而是精心谋划的宫廷政变,目的就是削弱并清除卫家势力。
巫蛊之祸只是工具,真正的关键,在于“皇帝意志”的转向。
讽刺的是,事后汉武帝竟亲自去甘泉宫,修建“思子台”,声称自己年老昏聩,误信奸臣,还为太子昭雪。但这不过是“修史”,不是“翻案”。
这场风暴之后,长安城的风向彻底转了。外戚的权力,从此退出中央决策圈。汉武帝借此“自宫”式改革,虽然冷血,但收效显著。
从巫蛊案到卫家清洗,再到皇帝事后“追悼”,整个过程的核心,只有一个:权力不容分享。
这就是皇权的铁律,从吕后到卫子夫,从栗姬到刘据,每一个触碰者,皆成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