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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个工作岗位，将如何改变一个400万人口城市的命运呢？

让我们从1979年的微软说起。

当年，微软决定将总部从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迁至西雅图东部的雷德蒙德小镇，迁到了他熟悉的“故乡”，这一决定不仅为当地带来了4万个就业岗位，也成为西雅图科技繁荣的磁石，吸引了众多高科技企业接踵而至。

这其中，便有亚马逊。

1994年，杰夫·贝佐斯辞去华尔街工作，决心做一家在线书店。当时他在犹豫，因为俄勒冈有最大的批发书商英格拉姆图书公司（Ingram Book Company），运输成本上就更占优势。

但初始投资人尼古拉斯·汉默（Nicholas Hammuer）强烈建议贝佐斯来西雅图，这位眼光毒辣的投资人在亚马逊还不叫亚马逊的时候投入了4万美元，贝佐斯最终听从了他的建议，选择了西雅图，因为汉默给理由是——

西雅图地区的科技人才和创新企业相对集中。

显然，这得益于微软在此地的长期经营，它使得西雅图积累了大量的人才、配套、形成了相应的网络生态、产业集群的发展，一点点的先发优势使其在吸引人才与产业上有了先手，正所谓“成功带动更多成功”的定律。

如今亚马逊的办公室已遍布西雅图

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0年后，随着高科技企业越来越多，行业越来越繁荣，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形成了高科技行业的“乘数效应”——

首先，随着产业的竞争力增强，能给出的薪资也越来越高，高薪资不仅提升了员工的消费能力，也带动了当地服务业的繁荣。例如，亚马逊公司每新增一位软件工程师，所在地区就会增加五个服务业岗位，包括律师、教师、护士等高技能职业，以及咖啡师、美发师、木匠、司机等低技能职业。

其二，高科技公司的运营需要大量本地商业服务，如平面设计、营销、咨询和安保等，进一步促进就业。

更有趣的是，高科技公司倾向于聚集在一起，这种集群效应促进了创新和成功，同时吸引更多人才和企业入驻，更加强化了城市的竞争优势——对年轻人来说，西雅图已经不只是一个城市，而是一种象征：创新、机会、未来。

以西雅图、贝尔维尤和雷德蒙德三市为核心的大西雅图地区

已逐渐成为继加州硅谷之后的第二科技中心

现在，西雅图地区有微软、亚马逊、波音、星巴克、Expedia、任天堂北美总部……不仅如此，大量初创企业也在此扎根，西雅图成为美国乃至全球最重要的科技创业温床之一。

2023年，大西雅图地区的GDP突破4000亿美元，

跻身全球城市经济总量前列。

2024年的《全球城市科技指数》显示，西雅图在科技实力和创新指数上排名全球第4，仅次于硅谷、纽约和深圳——

西雅图不仅是区域明星，更是全球创新地图上的重量级玩家，

而这个成功，最初的推动力只需要4万人。

提升生产率

种下创新经济

今天，创新部门是增长的推动者，

是真正赚钱的地方。

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曾说：

“无论是经济大萧条、失控的通货膨胀，还是内战，都可能让一个国家陷入贫困。

然而，唯有通过提升生产率，国家才能真正走向富裕。”

保罗·罗宾·克鲁格曼 （Paul Robin Krugman）

200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

曾在罗纳德·里根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中任职

那么，生产率的提高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答案是——

新思维、新技术和新产品。

这些领域包括诸如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清洁技术、新材料、机器人技术和纳米技术等高科技领域。当然创新型工作远不止于此，它还包括科学和工程之外的劳动力市场领域，但其共同特点在于——

密集地依赖人力资本和人类智慧。

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约翰·范·里宁在研究了英国600家创新公司后发现，公司的工资水平与其创新能力紧密相关。而且普遍来看，公司的创新所创造的额外经济价值中，有大约20%到30%是用来提高员工薪资。

薪资的提升进一步带来了需求，需求的增加又会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形成一个积极的区域经济循环。

西雅图所在的华盛顿州是美国科技工作者薪水最高的州

每年吸引了大量的科技人才定居

我们已经知道，未来竞争靠创新经济，创新经济靠人才，

我们也已知道，而一个城市的最初优势会形成马太效应，从而造成城市的分化。

此刻，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创新城市要如何建立自己的最初优势？

最初的优势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行业——生物医药。

在1973年春天，赫伯特·波伊尔（Herbert Boyer）和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发明了足以永久改变生命科学研究进程的基因重组技术。

紧接着，许多私人生物技术实验室在美国各地出现，其中包括休斯敦、长岛、辛辛那提、蒙哥马利、剑桥、费城、新泽西北区、迈阿密、帕罗奥图、爱默里维尔、洛杉矶和拉荷亚等。

这些初始条件都差不多，生物技术产业将在何处集聚的趋势并不十分明显，胜负未定。

但事情发展到现在，很显然，排名前三的是：

波士顿-剑桥大都市区、旧金山湾区和圣地亚哥。

美国各州生物科技研发组织分布统计图

但在70年代，

圣地亚哥主要居民是退休的海军水手、渔民和游客；波士顿-剑桥大都市区直到1985年那里还“遍布着衰败的纺织厂”；旧金山湾区那时候也没有要发展生物医药的迹象。

那么为什么生物技术会在以上三个地方扎根呢？

传统的观点认为，这三个地方的优势在于一流大学的存在，以及靠近顶尖生物学系。但这解释力不足，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有许多顶尖的研究型大学和世界级生物学系或研究型医院分布在纽黑文、纽约、费城等地，这些城市同样具有吸引力，却未必成为生物技术产业的集聚区。

那么，是什么促成了这些城市成为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的聚集地呢？

答案是：

学术明星（Star Scientists）。

UCLA的社会学家琳妮·朱克（Lynne G. Zucker）和经济学家迈克尔·达比（Michael Darby）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洞见：

生物技术公司的选址和成功与学术明星——那些在特定基因测序分析领域发表文章最多的研究人员——密切相关。

美国活跃的明星和新的生物技术企业分布统计图

《Star scientists and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Patterns ofinven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formation of thebiotechnology industry》

这些学术明星不仅决定了生物技术创业公司的出现时间和地点，还影响了这些公司的生存和发展。

如果某个研究机构恰好有在生物技术重要分支领域的“明星”，

那么该地就可能成为生物技术公司的聚集地，

成长为一个科技集群。

如何吸引明星？

这个问题的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大量投资和努力吸引顶尖的“明星”人才，当一个地区拥有一到两位顶级明星时，其他人才便会纷纷被吸引过来。这种策略会使城市逐渐变得更具吸引力。

对于想要发展创新经济的城市来说，方法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需求侧方法”，即通过吸引企业来吸引人才、劳动者，通常涉及提供政策激励和税收减免；

另一种是“供给侧方法”，即试图通过吸引人才，来吸引甚至打造产业生态。本质上，前者是向企业“贿赂”，而后者则是向人才“贿赂”。

第二种“供给侧方法”做得最为成功的例子要属于中国台湾地区。

台湾在上世纪70/80年代成功转型，成为拥有活跃创新部门的先进经济。

1974年，台湾团队赴美签署《集成电路技术转让授权协议》

这其中就有后来的“联电”董事长，曹兴诚（左一）

这得益于政府大规模资助研究的策略，特别是成功吸引了像张忠谋这样的顶尖华人科学家从美国返回。

于是，中国台湾建立了一个既得到公费支持又足以支撑私营企业独立运营的研发集群。

尽管在技术选择上有过失误，但台湾早期对半导体技术的资助却取得了显著成功，使半导体成为台湾高科技产业的核心，也是其经济繁荣的主要动力之一。

那有了最初推力

然后呢？

请拥有“适应能力”。

史蒂文·克莱珀（Steven Klepper），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曾深入剖析了硅谷的崛起。他发现，硅谷崛起过程中，在人口增长、就业率、创业活力以及创新能力上，竟与早年的底特律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然而，底特律的历史轨迹却走向了衰落，

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适应变化的能力。

特别是在科技迅速迭代的今天，

锁定效应要弱得多了。

一个例子是洛杉矶，30年前它是一个航空航天的重镇，而现在那里工作数量减少了很多——即使你当时再强大，拥有的只是一个先机，你需要不断地适应。

而这一点——适应能力——正是硅谷所长久把握的核心竞争力——

旧金山曾经是由一个主要港口支撑的工业强市。

20世纪70年代，它的生态系统果断性地转向了专业服务和金融业，然后转向互联网，然后再是AI——这种再生的过程今天仍在不断发生。

1990年，该地区的大部分高科技工作都在硬件部门。

现在，超过70%的工作都在括互联网、社交媒体、云计算、清洁技术和数字娱乐等领域。生命科学研究也已经显著地增加了。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成功的秘诀是不断地适应。随着高科技的定义不断发展变化，湾区也在发展变化。不是执着于一个产品或一种做事方式，这个地区每年都在重塑自己。

硅谷的产业迭代图（Evolution of Silicon Valley）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成功的秘诀，就是不断地适应。

而构建适应能力的最重要的要素是：

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不仅是韧性创新系统的核心，更是推动创新的动力和目的；是创新生态系统的始发点，也是其归宿，是推动这个时代不断前进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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