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7日，我军从广西、云南两个方向对越南发起自卫反击作战。

那场战役前后持续了28天，我国以压倒性的成绩取得了胜利，共歼敌57152人，俘敌2173人。

最后我军最远推进至越南谅山省，距首都河内仅130公里，然而就在那看似可以一鼓作气拿下越南首都之际，我国高层下令撤军了。

3月16日我军在节节胜利的背景下，主动撤回境内而后宣告战争结束。

正因如此，事后，民间百姓每每谈起那次的对越反击战都愤愤不平，认为当时撤军太草率了，要是一鼓作气拿下越南首都，就不会有后来10年轮转的麻烦了。

那么，要是我军当时不撤军，能否推进到河内？还有如果继续下去会怎样？对我军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今天文史君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为大家做一个推演。

我们能否推进到河内？

首先，先回顾一下当时双方的军事部署和战争情况。

当时我军总共动用了9个军29个步兵师，约30多万兵力。分别设置了云南和广西两个作战方向，由两个作战经验丰富的将领杨得志和许世友指挥。

而越南部署了6个步兵师，16个地方团及4个炮兵团，总兵力约10万人，以及边境地区有大量民兵参战。

兵力上我们是他们的三倍，且装备的武器精良，至少比抗战时期要好很多，对付越南压力不大。

其次，当时我军士气高涨，有一鼓作气之精神。

越南此前一直在我边境进行挑衅，我们一直没有动手，但期间我们一直在做军事部署和战略安排。

等到邓公从美国归来后，才下令对越自卫反击战，那时我们可谓是一鼓作气，

而越军就稍微有些懈怠了。

还有，当时越军的部署出现了严重的错误。

当时越南高层没有想到我们只是进行一次“有限度的教训”，判断我军可能直接进攻河内。

因此，他们将至少五个精锐师的兵力部署在河内周边，构筑堑壕、火力点等防御工事，意图在首都方向与中方决战，由此造成边境地区兵力不足。

由于主力被牵制在河内，越南在中越边境的高平、谅山、老街等关键城镇仅部署了地方部队和部分正规军，缺乏足够的战略预备队支援。

此外，当时越南还因与柬埔寨的军事冲突牵制了部分兵力，进一步分散了其在中越边境的防御力量。

正因如此，当我军压倒性的胜利撤离后，越南一直不服气，前后牵扯了10年轮转。

那么，有了以上的背景，我们如果当时不撤军继续推进，是否能拿下河内？

文史君的判断是，可以，但要付出比较大的代价，同时还要面临其它因素的考量！

当时越南北部与我国接壤地区的防御已被完全摧毁，南下河内的大门已经完全打开。且往南走到河内，地势逐渐平缓。

那样的平原地区几乎无险可守，结合我军解放战争期间的战略战术，我军极有可能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来到河内城下。

虽然当时越南在河内部署了重兵防御，但五个精锐师的兵力，防御一个首都城市，还是不够的。

此外，虽然我军随着孤军深入后期的补给会有一定的影响。

但我军的高级指挥员实战经验丰富，部队士气高昂，牺牲奉献的传统没有改变，部队装备已不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可比。

尤其是各种火炮运用极其娴熟，能用火炮、装甲解决问题，就不用步兵直接冲。

试想一下，当大兵团步兵加上坦克装甲车辆形成的步坦协同兵力，集结在河内周围，辅助以大规模的火炮支援，一个地势平缓的平原城市将以什么进行抵抗呢？

当拿下河内后，仅从军事的角度来说，越南就没有抵抗的意义了。

我军为何没有继续推进？

按理说，当时我军胜券在握，拿下河内将决绝很多麻烦。为何最后没有继续南下，而是选择“点到为止”呢？

其背后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政Z博弈的复杂性；其二，地缘格局的长远影响。

先说政Z博弈的复杂性：

1、1979年的国际格局处于冷战高峰，中苏关系恶化至战争边缘。

苏联在越南金兰湾驻扎有海空军力量，远东地区部署的58个师处于战备状态。

若我军逼近河内，可能触发苏联的干预机制：

有限干预：增派“顾问团”和防空部队，类似其在埃及的政策。

边境施压：在中苏、中蒙边境制造军事压力，迫使中国分兵。

全面介入：虽可能性较低，但不能排除苏联海军封锁北部湾的风险。

正是基于此，邓公在战前访美时已明确“教训越南”的限时性，那一决策本身就包含对苏联反应的计算。

2、当时我国正努力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以打破外交孤立。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泰国领导人虽理解中国对越南的关切，但始终担忧中国地区野心。

若我军兵临河内：东盟国家将重新评估“我们的意图与威胁”，不利于我国战略大局。

可以说，越南对我们的挑衅和对柬埔寨的占领虽然可恨，但我们对其的占领或许会制造更大的恐慌，不利于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以及接下来的改革发展。

其次，就是地缘格局的长远影响，同样有两方面的因素：

1、假设中国占领河内并扶植亲华政权，可能陷入长期治安战：越南民族自尊心极强，历史上反抗中国统治的记忆深刻。

还有，热带丛林地形适合游击战，正规军优势难以发挥；国际援助将源源不断地通过柬埔寨、老挝流入抵抗组织。

那种情景与苏联在阿富汗的遭遇、美国在越南的困境高度相似。我国可能被迫在越南战场消耗大量资源，延误改革K放进程。

2、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为了国际影响力和平衡力，当时中美之间或许也有着一定的条件和框架。

当时卡特曾明确反对“推翻河内政权”，要是我们一意孤行的话，将会影响到刚刚建立的中美建交关系。

还有，我们过度扩张可能促使美国重新评估对华政策，以及继续推进可能使中美蜜月期提前结束，影响技术转让和资金引进。

正因如此，当时国家高层在出兵之前就做好了一切计划，当时的压倒性胜利和及时撤军也是我们预计之中的，并没有什么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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