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开场诗

少华山下渭水东，

千顷良田一姓雄。

不为饥寒投草莽，

却因人事恨朝中。

《水浒传》开篇不久，施耐庵并没有急着写宋江、写林冲，而是先写了一个并不穷困、也不落魄的人——史进。

这是极有意味的一笔。

若林冲、武松上梁山，读者还能说一句“被逼无奈”；若李逵、王英入草寇，也可说“出身草莽”。可史进不一样。史进是庄主之子、豪强之后、衣食无忧的大地主。书中写他家：

“家有馀粮鸡犬饱，户多书籍子孙贤。”

这不是土豪恶霸，这是乡里体面人家。史太公乐善好施，史家村千户人烟，庄客如云，牛羊成群。这样的家庭，按理说，最该感恩朝廷、依附秩序、守着太平日子过。

可偏偏，这样的人，第一个与“官府”产生对立情绪，第一个在精神上脱离大宋。

他不是因为穷，也不是因为恶，而是因为——他看清了。

一、史进第一次“仇宋”，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王进

史进真正开始“恨朝廷”，并不是因为少华山三人，也不是因为陈达攻庄，而是因为王进。

王进是谁？是被高俅迫害、携母逃亡的禁军教头。

那一夜，王进在史家村讲述自己的遭遇。一个堂堂禁军教头，只因得罪高俅，便被逼得远走千里，避祸他乡。史进听在耳中，火气直冲天灵盖：

“史进听罢，怒道：‘这等奸贼，若见时，定要杀了！’”

注意，这是史进第一次对“朝廷人物”动杀心。

他并没有受害。他吃得饱、穿得暖。可他看见了不公。

一个少年庄主，从小受的是乡里尊敬、父亲教养、书卷熏陶，他天然地相信：有本事的人应当受敬重，正直的人应当得保护。

而现实是——小人得势，英雄受辱。

这对史进来说，是一次价值观的震动。

这不是愤怒，这是信念破裂。

二、他与少华山的关系，本质不是“通匪”，而是“投情”

陈达被擒，朱武下山求情，这是极关键的一场戏。

史进完全可以把陈达送官，这是最符合“豪强地主”身份的选择。可他没有。

为什么？

因为朱武一句话：

“我等虽是山寨之人，亦是不得已。”

史进信了。

他天生有一种本能：站在被逼者一边。

他不是法治思维，他是情义思维。谁有理，他就偏向谁。

在史进眼里：

• 王进是被逼的
• 少华山是被逼的
• 天下好汉，大多是被逼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

逼人的，是谁？

不是草寇，是官府。

从这一刻起，史进在心理上，已经把“官府”与“欺人者”画上了等号。

三、真正把史进推向反叛的，不是草寇，是官兵

最讽刺的一幕来了。

史进没被山贼害，没被草寇害，却被官府害得家破人亡。

那封中秋书信，被人告发。官兵夜围史家村。

你若细读原文，会发现史进的反应不是求饶、不是解释，而是：

“史进提刀，毁家迎战。”

这四个字，非常重。

他不是“被逼上山”，而是自己把家砸了，杀出去。

因为他已经明白了：你再清白，官府也可以把你定为通匪。

这是一种怎样的绝望？

当一个豪强地主意识到：守法也没用，清白也没用，名声也没用——

那他还守什么？

四、史进仇的不是“大宋”，而是“大宋的运行方式”

很多读者误以为史进是仇恨国家。

不。

他仇恨的是：这个国家已经不是他想象中的样子。

他心中仍然有“正义秩序”的理想，所以他会：

• 敬重王进
• 欣赏朱武
• 敬服鲁智深
• 追随宋江

因为这些人，更像他心中理想的世界。

史进不是反秩序的人，他是反假秩序的人。

五、东平李瑞兰事件，是史进性格的终极悲剧

东平那一回，是史进性格最刺痛的一次。

他为了情义，轻信李瑞兰，差点送命。

你会发现，史进一生都在犯同一个错误：

他以为别人也和他一样讲情义。

而这个社会，早就不讲这个了。

这正是史进与大宋之间，最深的错位。

六、施耐庵为什么要用史进开书？

因为史进证明了一件事：

连这样的人，都不想跟朝廷站在一边了。

这比写一百个被逼上山的穷汉，更有力量。

史进是一个本来应该拥护秩序的人。

当他选择站到秩序的对立面，读者自然会问：

那这个秩序，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结尾诗

不是饥寒落草莽，

只因公道在人心。

豪门子弟提刀去，

世道原来已不仁。

史进仇视的，从来不是大宋疆土、百姓安居。

他仇视的，是那个让好人无路、让小人得势的官场世界。

当正直的人开始不再相信体制，故事，就只能走向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