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扫地机器人“鼻祖”iRobot来说,这个冬天格外冷。
美国当地时间2025年12月14日,iRobot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并同意被其中国供应商全资收购。不少人这才惊觉,这家曾经的明星公司早已被市场边缘化。
成立于1990年的iRobot曾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消费机器人公司。2002年,iRobot正式推出家用扫地机器人Roomba。这款产品让“机器人进入家庭”从概念变为现实,上架第一年就卖出了5万台,到2005年销量破200万台。随后,iRobot在纳斯达克上市,成为智能家居浪潮中最早被资本市场认可的硬件公司之一。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iRobot几乎被市场等同于扫地机器人本身。它定义品类、制定标准、占据高端市场,凭借专利壁垒和品牌溢价,长期保持着可观的利润空间。直到四五年前,亚马逊仍愿意拿出17亿美元,试图将其纳入旗下,作为智能家居生态的重要一环。
但变化来得比大多数人预期得更快。最近两年,由于成本居高不下、销量持续下滑,公司经营压力激增,开始连续亏损,债务逐渐堆积,最终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
无独有偶,在无人机领域,另一家美国企业3D Robotics,也拿到了相似的剧本。作为曾被硅谷资本追捧的明星公司,3D Robotics推出的Solo无人机一度被科技媒体盛赞具备“引领行业未来”甚至“领先时代”的潜质。然而当产品真正推向市场,一系列问题随之暴露:飞控不稳定、GPS频繁掉线、核心部件延迟交付……大量产品积压迅速耗尽了公司的现金流,导致其最终退出无人机市场。
表面上看,两家行业先驱企业之所以会陨落,均与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后起之秀”崛起有关。然而若从产业发展逻辑入手向纵深挖掘,就会发现,根本原因在于根植于美国消费硬件产业的结构性症结。
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设计+离岸制造”是美国消费硬件产业的“黄金模式”。在这套分工体系中,美国企业负责定义产品、研发核心技术,将制造环节外包给海外工厂。如果用一句话形容,那就是“工程师负责在实验室里畅想未来,在地球另一端的供应链负责将创意变为现实”。
在行业早期,这一模式确实所向披靡。其背后的原理是,当市场还处于“从0到1”的探索阶段,竞争的核心是“有没有这种产品”,而非“谁能把产品做到极致”。只要率先将概念转化为商品,就能抢占先发优势,收割“时间红利”。iRobot和3D Robotics都是这一模式的受益者。
但当行业进入成熟期,市场的竞争逻辑开始发生变化。在这个阶段,竞争已不再是单个产品的较量,而是整个供应链体系的比拼;创新不再悬浮于概念之上,而必须贴近制造、贴近市场、贴近真实使用场景。脱离这些支撑,再先进的技术也难以转化为长期稳定的产品优势。
随着市场普及度提高,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细化的消费需求对扫地机器人的要求不再只是“能不能走”,而是“在复杂家庭环境中稳不稳定”;对无人机的要求也不再是“会不会飞”,而是“能不能长期、安全、低成本地飞”。这些问题,仅靠实验室是解决不了甚至发现不了的,更需要依赖整套系统工程,包括传感器、结构、电池、算法、制造本身的精细程度以及与成本控制之间的长期磨合等。
现如今光芒万丈的“后起之秀”们走的恰恰就是这样的路径。这些企业不会拘泥于“想清楚再做”,而倾向于先把初代产品做出来,再迅速改进。这种勇敢试错、快速迭代的模式,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展现出了惊人的效率。
于是,人们看到,许多品牌的扫地机器人产品开始快速“进化”:从单一清扫到扫拖一体,从手动维护到自动集尘、洗拖布、烘干,从基础避障到污渍识别、分区清洁、多楼层管理。密集、持续的小步快跑叠加起来,逐渐形成了巨大的竞争优势。
于是,人们也看到,一些品牌的无人机在飞控稳定性、图传质量、抗干扰能力、电池效率等几乎每一项关键指标上都实现了领先。每一项领先无不有赖于企业在城市、公路、农田、山区等复杂环境中积累的海量数据,以及依托于长期实测不断修正算法、优化硬件的快速反馈能力。当海量用户数据推动“市场反馈—技术优化—产品升级”快速闭环,形成不断加速的飞轮效应,创新就不再是一次次豪赌,而是一连串可控的试验。
相比之下,美国企业依然依赖专利保护和品牌溢价维持利润空间,产品迭代周期较长,产品的竞争力逐渐被拉开差距。换言之,其失败并不是发生在实验室里,而是发生在流水线上,最终体现为现金流的崩溃。
然而,美国政府过去和现在的做法,却总是药不对症。多年来,无论是加征关税、出口管制,还是出台行政禁令,美国政府总希望通过政策屏障保护本土企业,试图让它们在“安全的环境”下发展。然而,在真实的市场环境中,这样的操作只会适得其反:企业没有竞争压力,自然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随着产品迭代速度下降,最终结果必然是竞争优势的逐步丧失。
换言之,美国消费硬件企业要想持续保持头部地位,更需要在真实的市场环境中摸爬滚打,只躺在政策的温床上是不行的。美国政府应该做的也不是给予“保护”,而是提供开放、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是市场的规律,也是产业发展的逻辑。(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袁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