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农业”的终极目标是解放人、发展人。唯有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引领，让技术扎根乡土、服务民生、促进包容，才能真正绘就一幅科技向善、人机共生的乡村文明新图景。

文｜霍鹏 肖荣美 赵佳佳

ID | BMR2004

在农业技术演进的历史长河中，从铁犁牛耕到蒸汽机，再到化学、机械与互联网，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深刻重塑了农业的生产方式与乡村的社会结构。今天，以AI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因具备普遍适用性、动态演进性、创新互补性而被认为是新一轮通用目的技术。

近年来，AI正通过国家战略引导、技术产业融合及多领域应用深化，加速实现关键突破。不仅为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新工具，更为驱动农业经营模式、农村治理体系与农民生活方式的深层次变革提供了关键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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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时代，乡村既是“需求者”也是“被需求者”

作为“需求者”，乡村对AI的需求源于其破解发展瓶颈的需要，作为“被需求者”，乡村成为AI产业拓展的新空间。

乡村在AI时代既是“需求者”也是“被需求者”。作为“需求者”，乡村对AI的需求源于其破解发展瓶颈的需要：一是劳动力结构性矛盾突出。目前，我国55岁以上农业劳动力人口占比为33.6%，农业劳动力呈现老龄化、兼业化趋势。农村需要AI缓解劳动力制约，以应对“谁来种地”的问题；二是传统生产方式遭遇瓶颈。以化肥为例，我国平均每公顷的化肥施用量高达397.7公斤，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AI可以推动生产方式转变，如精准施肥、智能病虫害监测等，解决“如何更好地种地”的问题；三是乡村治理与公共服务亟待升级。面对村庄空心化、群体分化、公共服务不精准等问题，AI可以提升基层数据整合与动态监测效率，推动远程教育、智慧医疗等模式创新，弥合城乡差距，建设“美丽乡村”。

作为“被需求者”，乡村成为AI产业拓展的新空间。一方面，消费互联网增长见顶，依赖用户规模扩张的粗放式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乡村有超过3亿网民，还有2亿人未触网，这构成规模巨大的潜在增量市场。另一方面，乡村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与坚实“底座”，农业农村有丰富的数字化需求，叠加“乡乡通5G”“村村通宽带”的基础设施，为AI技术的落地应用、规模化复制创造了有利条件。

AI赋能下农民的角色或将发生巨大转变。一是农民从“会种地”向“懂数据、能经营”的“新农人”转型。“新农人”不仅是田间劳作者，还是数据模型的使用者、智能设备的管理者，“靠数据吃饭、靠算法作业、靠农机种田”将成为“新农人”常态；二是AI催生更加多样的“新劳动力”。随着AI技术的发展，农业机器人操作员、无人机飞手、农情分析师、智能农机维修工程师等新型职业不断涌现，将极大地拓展乡村就业边界。

需要强调的是，AI设计需遵循乡土逻辑：一是得契合乡村“生存理性”与“熟人社会”的逻辑，注重韧性、普惠与基础保障，不能唯效率至上；二是要融入乡村的生态与文化价值，AI的应用需将土壤健康、生物多样性等生态指标纳入考量，并将传统的耕作经验、乡土知识转换为数据模型，实现对乡土智慧的传承；三是AI部署需促进乡村的包容发展，开发更多低门槛、易操作、成本可控的轻量化工具，让小农户也能共享技术发展红利。更重要的是，AI应成为培育内生动力的工具，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鼓励农民主动学习和参与，真正发挥新技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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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数字乡村底座，赋能“AI+农业”

AI智能体带来的精准管理，推动了农业生产向可持续、高品质、全链条可控的新范式跃迁。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全球技术领先、规模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覆盖通达“县、乡、村”，数字乡村的基础底座坚实可靠。截至2025年6月，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已达69.2%，较“十四五”初期提升13.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网络资费大幅下降，自2015年提速降费以来，固定宽带和移动流量单位资费平均降幅超95%。在连接质量方面，截至2024年年底，农村固定宽带接入百兆及以上速率用户占比达到96.5%，农村5G网络平均速率达183Mbit/s，有效支撑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电子商务、数字文旅等业务开展，架起了农村地区共享数字红利的“信息桥”“致富桥”。

在坚实的数字底座之上，“AI+农业”的应用场景正逐步显现实效与可复制性。当前，最具潜力的方向包括智能育种、病虫害智能识别、无人农机调度、精准施肥与灌溉等。展望未来5年，AI技术将从“工具辅助”迈向“自主智能”，其中最具颠覆性的方向之一是智能体（AI Agent）。在农业场景中，智能体可自主整合物联网传感器、卫星遥感、手机图像等多源数据，实时分析土壤墒情、作物长势、病虫害特征等全域数据，并通过算法模型进行实时分析预测，动态生成水肥药调配方案，直接调度灌溉系统、智能农机或植保无人机。这种“千人万面”的精准管理，推动了农业生产向可持续、高品质、全链条可控的新范式跃迁。

值得注意的是，场景落地需回答三个关键问题：技术是否具备可落地性、模式是否具有商业可持续性以及居民是否具备真实的获得感与参与度。因此，应避免“撒胡椒面”式的粗放投入，优先聚焦智慧农业、农村电子商务、乡村数字文旅等基础较好、需求迫切、带动效应明显的领域。例如，在智慧农业领域，首要任务是探索与推动农业全链条的数字化转型。重点推进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种植、养殖、加工、储运、营销全链条数字化，尤其在设施农业、特色种养、高端农产品加工等高附加值环节先行示范，探索可复制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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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落地乡村的挑战

乡村从来不是技术的被动接受者，其复杂性与多样性决定了数字化路径不能“一刀切”。

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已从试点示范迈向规模化、全域化部署，重点关切不再是单纯引入技术，而是实现数字技术与乡土社会的深度融合。然而，不少地区因对本地实际情况摸底不深、对数字技术潜能与边界理解尚浅，一定程度上使得建设项目未能真正扎根一方水土。这种脱节源于对“为谁而建、为何而建”这一根本问题缺乏清晰认识。一部分项目在规划时既未真正了解农民需求与产业痛点，也对数字基础设施在建设、运维乃至迭代逻辑上与传统设施的显著差异准备不足，造成技术与需求错配。同时，数据“孤岛”与“匮乏”并存也是AI在乡村落地面临的重要挑战。这不仅存在因标准不一、系统割裂导致的“数据烟囱”，更缺乏高质量的作物表型数据自动化采集能力，例如植株形态、叶面性状、果实发育等关键指标，从而严重制约AI模型的训练与推理能力。

“高质量建设主体与复合型人才双重缺失”则是AI落地乡村的另一个挑战。市场因高投入、长回报周期而参与度低，农业专用生成式AI大模型全国不足10款，同时既懂农业又通技术的人才极度稀缺，农民和基层干部的数字素养亦显不足。

另外，面对实践中出现的一些碎片化建设、重复建设等问题，构建统一、开放、规范的标准体系是破题要点。应在鼓励地方差异化探索的同时，强化国家与省级层面标准引领，围绕数字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数据资源分级分类与互联互通、应用接口规范等环节，形成科学且富有弹性的标准框架，让有基础、有条件的地区成为探路者，把行之有效的经验沉淀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从而形成“一地创新、全域受益”的图景，避免重复建设与新的壁垒。同时，需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常态化协作机制，通过联席会议、信息互通等方式打破行政藩篱，并将数字乡村战略与乡村振兴、新型工业化、智慧城市、数字中国等重大部署有机衔接，形成政策合力。同步完善数字乡村建设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从项目立项评审、资金统筹使用，到建成后的运营维护和效能评估，都要建立清晰的规则和透明的流程，着力提升公共资源配置的效率和项目长期可持续运营的能力。

基于此，对于数字乡村建设而言，必须摒弃技术供给思维，树立场景驱动理念。乡村从来不是技术的被动接受者，其复杂性与多样性决定了数字化路径不能“一刀切”。唯有深入田间，在精准灌溉、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数字文旅体验、云端乡村治理等具体场景中，检验技术是否真正破解生产难题、契合发展实际、创造乡土价值，才能架起技术创新与乡村需求之间的桥梁，让数字乡村真正扎根泥土、服务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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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向善而行：AI赋能乡村新文明的未来图景

“AI+农业”的深层意义，在于通过技术赋能人、服务人、成就人，构建一个人机协同、包容共享的乡村新文明图景。

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今天，人工智能的价值不应止步于“增产提效”，更应超越效率逻辑，回归“以人为本”的本质。“AI+农业”的深层意义，在于通过技术赋能人、服务人、成就人，构建一个人机协同、包容共享的乡村新文明图景。

事实上，AI在非生产领域的潜力正加速释放。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推动数字普惠服务以自然语言交互的方式直达农村居民，无论是用方言提问获取农技指导，还是通过口语化对话咨询医疗或教育资源，都大幅降低了数字技能门槛。这有效促进了不同年龄、教育背景的群体都能平等共享数字红利。例如，AI诊断在浙江、江苏等地乡村的应用，已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医生不足的压力；集成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平台在贵州、云南的探索，不仅拓展了发达地区优质教育资源覆盖范围，更以“‘数字人’教师”等手段构建了可持续的“数智教育补位”机制。以自然语言交互为前端、认知生成智能为底层基础，新型人工智能将实质性突破地理空间阻隔与优质人力资本匮乏的双重约束，真正打通优质公共服务普惠乡村的“最后一公里”。

然而，技术若缺乏价值引领，极易沦为“冰冷的工具”。这要求我们重新定义面向未来的数字素养：它不再仅是操作设备或软件的能力，更应涵盖人机协同的思维方式、对技术应用的伦理判断能力，以及在使用智能工具时保持独立思考和批判性审视的素养。唯有持续更新教育内容与公众认知框架，才能防止新一轮边缘化，迈向更具韧性与包容性的数字未来。

实际上，在乡村这一具体领域中，这个议题更呈现出其特殊性与复杂性。一方面，乡村长期面临“谁来种地”“谁来种好地”的困境，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资源与高质量人才供给不足，也始终是制约乡村发展的关键短板。正因如此，有必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向乡村延伸覆盖，借助它的赋能作用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改善公共服务水平，以技术手段破解发展瓶颈。另一方面，也必须认识到，农村人口在技术变革中可能承受更大的就业压力。因此，如何在乡村发展中统筹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与就业冲击之间的平衡，既充分发挥技术提升效率、补齐短板的积极作用，又有效防范可能出现的结构性失业与社会风险，已成为“十五五”时期亟待破题的关键研究方向。目前，我们尚未形成成熟的研究结论，但我们认为应该秉持数字包容理念，在推进人工智能发展的过程中树立就业优先原则，积极探索人机协作的新模式、新业态，并通过政策调整降低人工智能对就业冲击的自发效应。

归根结底，“AI+农业”的终极目标是解放人、发展人。唯有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引领，让技术扎根乡土、服务民生、促进包容，才能真正绘就一幅科技向善、人机共生的乡村文明新图景。

（作者霍鹏、肖荣美、赵佳佳分别系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产业政策研究部主任、副研究员；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正高级工程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产业政策研究部副研究员。三人同为《数字乡村：理解乡村发展数智新力量》一书的作者。）

来源 | 《商学院》杂志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