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新的社会困境不断涌现：消费主义不断阻止需求被满足并创造需求，迫使人不得不依靠借贷来维持体面的生活；气候变化加剧了自然灾害的频率；生物科技的发展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道德伦理的争议；社交媒体高度吞噬了人们的真实生活。

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提醒着我们，我们所拥有的时间并非来源于自己本身，因此我们应该审视自己的消费方式、环境意识、科技技术的使用等方面，重新思考我们的生活方式，珍惜这借来的时间资源，为未来创造更美好的世界。

经济危机、消费主义、克隆人、乌托邦、爱、暴力、迷惘、希望……站在时代崩溃的拐角，我们如何找到重启人生的按钮？

最近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社会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1925-2017）的重磅对话集《活在借来的时间中》，在书中鲍曼与西特拉莉·罗维罗萨-马德拉索深入探讨了当代社会的流动性和后现代现象的肇因与后果，以及在系统性失衡的时代中，如何重建生活秩序与意义的基本命题，并从气候危机到技术伦理的延伸审视中，引向一个更为根本的文明之问：

一个已在生态、伦理与时间维度上深度透支的现代文明，是否仍可能寻得一条可持续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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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借来的时间中》前言

文| 西特拉莉.罗维罗萨-马德拉索

来源 | 《非虚构时间》

上世纪的第一次经济大萧条始于1929年的股市崩盘。其时，政治制度的博弈、机构间的竞争，造成了两极分化的世界格局；敌对势力为建立各自的经济发展愿景，更确切地说是各自希望成为主宰的霸权愿景而相互抗衡。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更是以排山倒海之势再次把我们卷入经济衰退的大潮。

然而， 这一次我们面临的是更加巨大的挑战，旷世的灾难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将我们裹挟进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空前的环境威胁，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积重难返的世界贫困，“过剩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此外， 飞速发展的科技也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危机和困境，道德沦丧，曾经给我们现代社会带来过凝聚力和稳定性的政治制度也开始式微了。

本书依据齐格蒙特·鲍曼著作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在历史大环境下，探讨了本世纪初第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大影响，其给人类社会带来困厄的原因、后果，以及相继出现的道德和政治问题带来的挑战。作者的探索和视野超越了华尔街股市崩盘的经济现象， 聚焦于现代生活中政治制度衰落的“最后”时光。

事实上，金融的衰退大都发生在特定的经济、政治和道德话语形态的历史背景下。两个世纪以来发生的两次最大的金融衰退皆与从现代性到新自由主义漫长过渡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相关——从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到新自由主义，从纳粹大屠杀到柏林墙的倒塌、拉丁美洲族裔国家的衰落和伊拉克战争。这两次金融衰退都是在巨大的政治、道德、技术和军事变革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如果不研究这些历史档案以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意识形态和经济结构，就无法理解经济萧条产生的原因和带来的社会影响。

危机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教训。它让我们反思我们的处境和社会环境，思考如何改变现状，同时认识到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步田地的，并怎样才能找到脱离困境的路径和方法。它可以为“新知识”的产生、拓展前沿科学和认识论的疆域提供一个绝好的机会，并对未来的研究和学术讨论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场危机就是一个让我们退后一步并提出更多问题的机会，一个审视和挑战我们所有理论框架的机会，并用更恰当的分析方法和认识论工具来研究我们的一些历史和精神探求的过程；希望我们面对真实坦荡的历史史料，认真地取证学习。

《大空头》剧照

当然，仅仅关注和研究2008年秋季这场金融崩溃的直接经济原因及后果是不够的，我们还要系统有序地进行全面研究，回顾审视影响经济问题的社会框架，总结在今天历史的十字路口，哪些机构将继续生存下来，哪些机构将变得多余，甚至“消失”。

在这本书中，鲍曼尖锐地指出，2008年华尔街股市大崩盘以及随后银行业的崩溃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衰落。华尔街股灾发生后不久世界各国领导人聚集在华盛顿，召开了20国集团峰会。会上，他们认可了对自由市场经济信条的承诺，并着手将国家转变为一家为银行和华尔街发行保单的巨型保险公司。这一情景证实了鲍曼这一观点，同样也验证了他在本书中所说的“国家与市场合作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规则；即使它们之间出现冲突，那也是例外”，最近事态的发展应验了他说过的话。

2008年全球金融衰退，政府无法或无意对金融和银行业进行调控和监管——这是鲍曼所说的“流动的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它使我们陷入了衰退，把我们带入了变化莫测的未知领域。2009年初，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全球失业人数可能会增加到惊人的5000万；世界银行在2009年的经济预测中公布，由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发展中国家约有5300万人仍处于贫困状态。该组织在2009年第一季度的报告中还预计，基于2008年食品和燃料价格的上涨，还将有1.3亿至1.5亿人口陷入贫困，而全球经济危机将进一步使4600多万人的收入低于“每天1.25美元的绝对贫困线”。

2009年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刺激计划，这被认为是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上任不到一个月里所取得的一次胜利。奥巴马总统上任第一个月便推出银行救助计划，其中包括一项价值至少1.5万亿美元（1.02万亿英镑）的救济。但这些数字与经济危机造成的全球穷困问题相比简直是杯水车薪。世界银行在2009年2月的报告中指出，经济衰退将使发展中国家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的诸多成果付之东流。根据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的一份报告中的数字显示，即使在英国，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报告指出，“尽管经济衰退不会对儿童贫困人数产生太大影响，但它会使儿童贫困状况进一步恶化”。

《奥巴马的白宫岁月》剧照

该报告估计，“到2010年，仅英国就将有230万儿童陷入贫困，远远超出1999年所预期的170万”。无论贫困发生在“发达经济体”内部还是外部，可以预见的是，经济衰退的最大受害者必定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人。经济衰退也将不可避免地破坏2000年联合国首脑会议上制订的千年发展目标计划——在2015年之前将全球贫困水平降低一半。同时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也承认，降低婴儿死亡率的任何计划都将推迟。如此，危机继续下去，每年将会有20万至40万儿童死亡。

而这本书中所详述的一切仅仅是冰山一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发出警告，预计到2009年，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率将接近于零，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也呼吁道，世界饥饿人口已达到10.2亿。

如果你能接受这些冰冷的统计、量化的数字作为衡量人类苦难的标准，真实展现这些“人类废物（human waste）”的生活状况的最佳手段的话，那么这里所提供的数据也仅是相当保守地揭示了世界贫困状况。但是，正如这本书的对话中所探讨的话题所展现的那样，问题绝不仅仅只是数字这么简单。经济衰退以及各国政府推进私人金融债务集体化的计划出台后，随即出现了与之相应的语言表达，从中可以看出这些语言背后错综复杂的话语变化过程。

比如，近年来，权利话语发生了变化：公民变成了“顾客”；乘客和医院病人成为了“客户”；贫困被视为是犯罪—— 正如鲍曼在他的著作中指出的，“极端贫困”被认为是一种“病态”，而非体制不公平造成的结果。这种所谓的“病态”是指穷人的“病态功能障碍”，而不是指这个产生穷人、创造不平等的经济体系的结构性功能障碍。近来，用刚成立的美国国家情报局的新说法，经济衰退本身已被视为“国家安全”问题。

这些金融发展阶段及20世纪后期西方正统经济学理论的分崩离析都是这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包括战后凯恩斯福利国家的兴衰、民族国家的兴衰，还有自由民主的概念，都已在鲍曼的各种出版书籍和文章中得到了深入研究，在我们的访谈中也再次对其进行了审视和探讨。在鲍曼看来，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对国家及其现实的看法都发生了变化，这就“导致消费者市场不知不觉中承担了调控的责任，而政府却渐渐退出了这一角色”。自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实施私有化、放松管制政策以来，这种现象变得更加明显，造成了灾难性后果，直接导致了2008年的崩溃。

从一个例子中就可以看出这戏剧性变化带来的结果，这就是社会福利制度发生的巨变。因此，鲍曼说，那些为解决贫困问题而设立的福利机构，其目的显然已不再是确保穷人良好的生活状态。的确 ，“监管穷人”是国家机构搬出的新政，而当它们被执行时，就像在建立“一个没有围墙的贫民窟，一个没有铁丝网的集中营（还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瞭望塔）”。这些都是我们访谈中将涉及的主要话题。我们希望建立一种开放、坦诚、跨学科的交流，深入了解最新的发展动态，而不是从一个狭隘的、简化的经济学角度，单调而孤立地谈论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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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齐格蒙特·鲍曼？

和许多来自东欧的知识分子一样，鲍曼在德国纳粹横行时期遭受了迫害。纳粹军队入侵波兰后，他与家人被迫于1939年移民到苏联。之后，回到祖国波兰，就职于华沙大学。1968年他成为波兰反犹太清洗运动的受害者，被迫再次移民，最后与妻子、作家雅尼娜·鲍曼（Janina Bauman）一起永居英国。1971年，他担任利兹大学教授，他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在那儿完成的，并取得了惊人的成果。1990年他正式退休，此后，他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内容丰富而深刻。

齐格蒙特·鲍曼

鲍曼经历了世界的两极分化，在应对经济衰退的方式上，这两极世界持有两种相互冲突的观点：一极主张利用自由市场经济，这为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20世纪初确保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创造了条件；另一极则是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这在鲍曼的早期作品中提到过，这种极权导致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暴行，给人们留下的只有羞耻和愤怒。

鲍曼在许多作品中以非凡的雄才、流畅的文笔、博学的知识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知名学者中鲜有人目睹过这些极权暴行、经历过两次经济大衰退以及这之间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并对此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深入的研究。

鲍曼生活和工作在上世纪第一次大衰退后的余波阶段。在新世纪到来之前，他回顾分析国际金融和银行业危机的环境与背景时，告诫大家说：

今天的“信贷紧缩”不是银行倒闭的结果；相反，这是它们卓越的成功，因为它们成功地将绝大多数男女老少变成了负债的一族。

很少有人对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研究和考察能做到像鲍曼那般深刻透彻。他在反思当前的危机时，也对危机中临近崩溃的各个机构做了研究，他警告说：

目前的‘信贷紧缩’并不标志着资本主义的终结……

但 在鲍曼看来，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他在这本书中指出， 即使是受人推崇的西方民主也岌岌可危。如果现代民主真如大家所说，是为生产者社会的需求及抱负而诞生的，而“自决”和“自治”的理念是用来衡量产品生产各阶段的活动，那么接下来最大的问题是，这些理念能否在从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的过渡中幸存下来。

齐格蒙特·鲍曼

鲍曼在人文学科领域的国际声誉和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激发了许多人对这些话题的兴趣，尤其是那些对“打破固有的认识论”、质疑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欧洲中心主义根基感兴趣的人。在过去十年里，鲍曼的作品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他的思想被广泛传播，这本书的几次访谈中，他诸多的真知灼见很可能也会对未来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鲍曼的研究涉猎社会科学中不同领域：他发表过法律方面的著作，还有一些论文书籍与文化、艺术有关；他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理论分析受到广泛重视和推崇，人们认为他的研究具有突破性，特别是他于1989年发表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在伦理方面他也颇有建树，自1997年到2000年，他先后发表了《后现代性及其不满》《寻找政治》和《流动的现代性》。

这里， 鲍曼讲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悲剧，这些悲剧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数百万移民、失业者和流浪汉被视为贱民、社会中的废物——他们被称为“人类废物”和“过剩人口”，这也遗留下了诸多问题。

鲍曼说，社会“只有有效的社会保护才能使人们免受苦难和侮辱的双重恐怖——被排除在快速进步的社会之外、被推向边缘或被视为‘社会冗余’和‘人类废物’。只有这样，社会才能上升为具有归属感的共同体”。然而，“过剩人口”和“人类废物”不仅仅是“贱民”，正如鲍曼借用埃利希的人口观所指出的那样，“还包括很多富人”——这些话题将在我们的访谈中提及。

鲍曼关于流动性的创新概念是一个隐喻，用以描述20世纪中后期发生的显著的社会政治变革，现代性社会中制度的解体蜕变，或者说“流动性”、不确定性。在他的研究框架中，流动的现代性是指“后乌托邦”“后福特主义”“后民族主义”和“后全景控制”。在鲍曼看来，新自由主义既是民族国家危机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它在流动资本主义的最新转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其特征之一是“生产者社会向消费者社会的过渡”，最具特点的是戏剧性地演变出“债务人族群”。随着国家“市场主权的执行者”这一新角色的可悲上演，“人类社会的彻底私有化便宿命般地展开，同时对工业和金融的彻底放松管制也随即而来”。

鲍曼认为，那些我们通过社会结构而被构建出来的社区、身份和制度已经变得越来越不稳定，难以捉摸，我们身处在一个国家衰落和国界模糊的世界里，这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我们都具有这“流动的身份”。在鲍曼的研究中，“流动的时代”也在产生话语，在这个话语中，公民权利文化（传 统上属于福利国家和现代性话语）被降级为“施舍、羞辱和耻辱的文化”，这些话题是本书进一步讨论的主题。

在鲍曼的著作中，身份，包括性别身份都是暂时的，难以确定的，这可能是正统女权主义者没有发现他的作品中包含的真正意义的原因，只有少数关注女权主义理论的学者研讨过他的作品。不过，在这位波兰作家的社会学研究框架中，身份和他者（otherness）已经变得无关紧要。

伊兰.塞莫（Ilan Semo）指出，在鲍曼的作品中，单数、大写D字的差异（Difference）已像海市蜃楼一样蒸发了；只有复数、小写d字的差异（differences）存在，并且在不断地变化。这也是鲍曼拒绝查尔斯.泰勒和其他“时尚的多元文化主义”倡导者的原因。在他看来，“文化的身份和本质就像一个个物件，内部完整，外部清晰”的观点是错误的。然而在本书中，当我们谈到生物技术时代对人类意义的影响以及其对所谓“后人类”（post-humanity）的形态建构时，他对身份的思考将会转向另一方向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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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鲍曼晚期的著作中，“流动城市”的公民已经转变为消费者大军，城市不再是“国际大都市”，而是像堡垒一样的“恐惧之城”。现实中，我们对安全的痴迷已经达到了“使紧急状态正常化”的程度，这就带来了自相矛盾，导致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了。因此， 今天的“恐惧操控”（plot of fear）不再指向国家通过独裁统治吞噬社会的前景或者社会在国家层面上爆发群众革命的可能性，而存在于不断被排斥、被边缘化的行动中。塞莫在诠释鲍曼的分析框架时指出，今天的政府并不关心社会成员如何达成共识（参见葛兰西），而是处心积虑地谋划，重建制造恐惧的动机。正如鲍曼所说：

如果没有人们的恐惧，很难想象有建立国家的必要。

国家才是一个“恐惧管理、恐惧洗牌和恐惧回收的工厂”。

鲍曼深受利奥塔和德里达思想的影响。和他们一样， 鲍曼认识到需要摒弃对所有宏大叙事的幻想，包括那些关于“难以捉摸的普遍性”的幻想。在鲍曼的早期作品中，提到了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 （1984），还有《立法者和诠释者》（1987）。鲍曼和这些作者一样都是法律解构主义者，他们认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竞争性解释”的年代，根据自己的认知，对同一事物或事件都有不同的解释。

因此，远离以事物的最初来源阐述事物的“基础主义”以及“元叙事”，是“流动的时代”的主要特点。而这些特点可能是以矛盾的方式去理解法律自生循环和其他重复结构的健康方法。然而，鲍曼批评了那些将后现代性视为超越现代性的里程碑并对其大加赞扬的人。他警告说，将后现代性本身作为宏大叙事是非常危险的。

鲍曼早期和近期的作品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是乌托邦。在他之前的雅各布森 （M. Jacobsen）和雅各比（R. Jacoby）都说过，即使左翼知识分子和学者都没有抛弃乌托邦，但也忽视了它的存在。根据鲍曼的诠释，乌托邦之所以声名狼藉，原因之一是它与现代性坚不可催的联系。这里，我们不妨引用他在访谈中的一段话：

只有现代性的先驱们才需要设立乌托邦的形象作为他们的驱动力……其中的“目的论”主要是一个现代性概念。

在早期的著作中他写道：

寻求乌托邦的驱动力既不为理论，也不为实践，既不源于认知，也不是道德利益，而是追求希望的理念。

从我们的访谈中也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完全脱离这一观点。鲍曼在作品中表示， 远离现代性并不一定意味着放弃充满希望的乌托邦。

基于法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的著作以及为他者而存在（being for the Other）的关键理论，鲍曼认为，他者这个概念能够在满含希望的乌托邦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尽管他似乎并不完全认同列维纳斯的观点。事实上，在他的近期作品中对这个观点提出过警告：

他者可能是一种承诺，但也是一种威胁。

对于社群政治，他依然十分“怀疑”。对此，伊兰·塞莫曾这样说：

如果身份这个概念在鲍曼眼里只是暂时性的存在，那么他者就只是一种发明了，一种不可避免地以某种种族中心主义为基础的人类学建构。

十多年前，鲍曼将自己置于后现代传统之中（这里的“后现代性可以说是没有幻想的现代性”）。后来，他放弃了这一立场，转而提出“流动性”概念（“现代性拒绝接受自己的真理”）。事实上，他是在期待以更有效的认识论工具来验证新自由主义这一理论现象。鲍曼在这个年纪，依然不屈不挠地在与时间赛跑的斗争中笔耕不辍。从许多方面来看，这就是一场与“经济全球化这一无法管制的恶魔”以及新自由主义，还有本书谈及的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顽固残余所做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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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鲍曼？

如果把社会学理论或社会学理论思想家比作一种厨房用具的话，齐格蒙特·鲍曼无疑是一把最锋利的刀。像大多数刀片一样，他这把刀是双刃的。即使在不会伤及自己的情况下掌握了它的用法，你最终也总是会切破手指，血染洋葱—— 你却永远切不到洋葱的核心，因为根本没有洋葱的核心。在这方面，这位波兰作家与法国结构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可以把错综复杂的历史和西方哲学的传奇阐述得如同分层的洋葱。

鲍曼在挑战资本主义——在经济衰退时期这或许是阅读他的著作的另一个充分的理由。 鲍曼反对教会，也反对国家——他喜欢称它们为“不可分割的连体婴儿”——而他对两者都没有任何向往。

除此之外，他似乎也质疑科学，或者，更确切地说， 在保持对科学的信任和尊重之余，他对于科学与市场千丝万缕的关系依然持怀疑态度。如今，“流动资本主义”似乎成功地将科学转变为利润服务的工具，因此这种“反叛”与质疑并非没有道理。尽管从认识论角度上来说，鲍曼的立场如波普尔一样明确，波普尔说过“科学惊人的创造潜力在于它反驳的力量，而不是证明的力量”，但鲍曼也像对他影响极大的格奥尔格·齐美尔一样，提醒我们科学技术所存在的悖论。

齐美尔

齐美尔在上世纪就曾指出：

技术提供给我们对自然的控制，却是以我们对自然的奴役为代价的。

因此，范式危机并不仅仅涉及政治国家及其“不稳定的机构”，似乎也撼动了我们对科学机构的认知。在访谈中我们表明，有必要对人文学科与科学机构的关系，特别是其与生物科学机构之间的关系展开新的讨论和研究，因为经济放松管制出现的问题在许多方面对科学领域也产生了影响。如今我们似乎将人性的最后防线及做人的尊严都“维系于”强大的新兴产业——基因工程和生物技术的新商品，比如DNA解码，基因组专利及其所谓的“后人类”“跨人类”和“新人类”市场。

然而，与金融市场的情况一样，在遗传学市场上，尽管国际社会已经出台了令人信服的指导建议，但一些实验程序依然没有受到严格管制。现有的监管机构的管制范围往往只限于公共资助的研究，私营部门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监管。生物技术相关公司在华尔街的电子产业上市名单中脱颖而出，据称华尔街近25%的股票属于生物技术公司，这并非没有原因。西班牙生物学家多明格斯曾说过，生物技术不仅仅是一个行业，如果监管不利，就有可能破坏医学和科学研究方面的非凡成就，使科学的历史作用黯然失色。

《血疫》剧照

尽管如此，鲍曼并没有完全失去对生物技术的信心。鲍曼在书中指出：

当然，对人类事务的设计管理并不是基因组学家的发明。对人类自身进行规划（确切地说是创造‘新人’）的意图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现代秩序。

正如鲍曼在我们的谈话中所指出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不过，现在是否已经到了要谈论“流动科学”的时候了，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未来的探讨。

关于教会和国家这对“历史双胞胎”，鲍曼在访谈中指出其前景是严峻的。国家和教会有一些共同点，它们都有剥削和充当恐惧管理者的能力。老大哥——这一“世俗之眼”和以往宗教的神祇之眼做着同样的事情（现在仍然如此）——监视，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监控行业，充当着“恐惧管理者”，对这渐渐孱弱的国家既抑制又支持。恐惧管理是国家和宗教都打得很好的牌，我们若想在如今的社会认知中获得开阔的视野，我们就必须理解这个游戏的规则，这就是鲍曼的研究分析让我们认识到的。

从某种极为自相矛盾的意义上来说，担负起道德责任是鲍曼写作的唯一动机：他是一个非宗教人士，却在为遵守伦理规范的读者写作；他是一个社会思想家，不相信那些超自然的存在，然而，他的同情心、道德诚信以及他对人类的道德承担却会引起那些教条主义、宗教或世俗人士的嫉妒。对于有信仰的读者，只要能进行真诚的思想碰撞，都会从齐格蒙特.鲍曼的书中受益，因为在书中他以一种矛盾的方式对这个世界表达了深切的情感。同样，有着强烈政治倾向和持有教条主义观点的读者必须做好准备，你们将与历史的高墙和坚不可摧的防御进行痛苦的对抗。如果我们想更好地理解近期经济领域发生的一切，就必须学会通过这种思想碰撞去理解它，这才是我们需要做的。

阅读鲍曼的作品、与他交谈，都让人欲罢不能，特别是他那优雅的幽默感和嘲讽的语言。与他辩论就像和他一起走进一个黑暗的洞穴，几秒钟内就看不见他了，这时你才意识到他已经走入了不同的隧道，而隧道的周围没有光亮，没有明确的路径可循，如果可能的话只好借助于他的幽默了，否则就只能在那儿无助地痛哭。鲍曼邀请我们从不同的角度阅读历史、法律、经济、文化和政治，传达了对这段旅程痛苦的理解。

他提醒我们，我们不是今天金融危机的唯一受害者，这场危机是由资本主义以及那些信仰资本的人一起制造出来的。在奥巴马总统的时代，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劫后余生中，我们的社会一直被困在经济全球化的幻想中。“蛇从尾开始慢慢吞噬自己”这个罗莎.卢森堡的著名比喻在这本书中常常用来描绘我们的社会，但是它是否最终会灭亡，现在还无法断定。我们对自然的无视无知以及对我们同类的漠然冷酷最终是否会改变？自我吞噬的蛇在吞到自己的头部之前，会不会把它尖锐的獠牙伸向我们的孩子和我们唯一的星球？这一切将来都会向我们一一展示。

事实上，这位波兰作家在他引人入胜的著作中已经告诉我们， 答案或许就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在于我们是否具有挑战鲍曼提出的流动社会中各种“流动生命”的能力，是否具有寻找人性中美善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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