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一次重申并深化了这一重大命题，标志着我国投资理念正从单纯的要素扩张向物力资本与人力资本协同演进深层转变。在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唯有深刻把握这一辩证逻辑，才能在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双向赋能中厚植发展新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不竭动力。

把握新发展阶段重塑经济动能的主体力量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财富的创造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归根到底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然而，长期的赶超型现代化容易形成线性增长思维，即片面追求物质资本的投入，将经济增长简单等同于厂房、设备、基础设施等“物”的扩张。这种观念在特定历史时期曾发挥过快速奠定工业化基础的作用，但若不对其加以扬弃，极易陷入“见物不见人”的发展困境。马克思指出，物是“死劳动”，是凝结在机器和厂房中的过去劳动；只有通过“活劳动”即现实的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死劳动”才能被激活并增殖。如果片面追求投资于物而忽视投资于人，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畸高，进而引发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当前我国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攻关期，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日益完备，追加物质要素带来的边际产出趋于下降。要解决“边际收益递减”问题，关键在于以更大力度投资于人，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与存量。不同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具有“报酬递增”的特殊属性，知识与技能在使用中不会损耗，反而会通过溢出效应实现快速增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只有把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并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稳住比较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

投资于人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跃升为标志，核心在于先进要素的优化组合。技术愈智能，系统愈复杂，对劳动者的高阶知识结构与创新能力要求愈高。若“物”的投入速度远超“人”的培养速度，就会出现“先进技术”与“低技能劳动力”的结构性错配。只有回归人本逻辑，确立人在生产力系统中的主体地位，才能驾驭日益复杂的物质技术体系，在全球产业变革中赢得主动。

坚持物质资本积累与人力资本跃升的辩证统一

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在表面上似乎呈现为资源配置中“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中，二者互为条件、相互渗透并可动态转化。坚持二者紧密结合是对唯物辩证法关于“主体与客体辩证关系”原理的创造性运用，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物的积累”与“人的发展”之间双向赋能的内在机理。

首先，物质资本积累是人力资本跃升的现实基础。“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马克思坚决反对脱离物质基础的空谈，人的发展不是抽象的观念运动，而是建立在坚实的物质生产力之上的历史过程。如果没有现代化的物质资本作为依托，人力资本的提升就如无本之木。因此，强调投资于人绝不意味着否定投资于物的重要性，而是要通过高质量的物质积累，为人的全面发展构筑起更高的起跳平台。

其次，人力资本的跃升是物质资本保值增值并实现效能释放的决定性力量。物是静止的，人是活跃的。在现代生产体系中，越是精密的设备、越是复杂的系统，对人的依赖性反而越强。“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如果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停滞不前，那么再先进的设备也只能沦为“沉没成本”。只有高素质的劳动者，通过不断的知识更新和技能迭代，才能真正驾驭现代化的物质生产力。这种由人的发展所驱动的“技术-技能”双螺旋上升，正是打破技术封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本动力。

再次，二者结合构建了一种“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一方面，通过投资于物创造更多高技术岗位，吸纳高素质人才，提高劳动报酬；另一方面，通过投资于人提升劳动者的收入能力与消费意愿，转化为对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真实需求，从而扩大内需、畅通循环。马克思设想未来的社会中“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于人能够有效地将潜在的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增长点，使经济发展建立在素质红利而非单纯的人口规模红利之上。

最后，从价值论看，投资于人本身就是最高效率、最具长远眼光的投资。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只有把“物”的发展逻辑统一到“人”的发展逻辑之中，才能防止发展异化，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与国家长治久安之基。

以系统集成改革提升要素协同配置的整体效能

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落到实践，关键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系统集成破除要素流动与配置障碍，构建有利于协同的新型生产关系。

一是要强化顶层设计，从根本上扭转长期以来形成的“重物轻人”的惯性。在传统考核体系指挥棒下，固定资产易显效、人力资本投资周期长且外部性强，常被当作“软指标”。为此，应探索建立将人力资本提升纳入高质量发展评价的新机制，重构投资绩效的评估坐标体系。既要算投入产出的“当下账”，更要算人才储备的“长远账”，在财政预算、金融支持、产业政策等各个维度实现从“物本”向“人本”的战略性倾斜，在宏观上实现资本有机构成的合理化与最优化。

二是要以系统观念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的一体化改革。教育是基础、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根本，但条块分割易致创新链与产业链脱节。应深化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改革，健全终身学习体系，推动产业需求嵌入培养全过程，缓解结构性失业。同时推进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劳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以共同富裕作为投资于人的重要归宿，让群众在发展中获得可感可及的红利，进而把“收入-消费-投资”的正循环稳定下来。

三是要打破体制壁垒，畅通各类生产要素的社会性流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阻碍流动的隐形门槛，让劳动者在更广空间实现价值。通过制度创新，让物质资本追逐高素质人才，让人力资本驾驭先进物质资本，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产生“化学反应”。由此，才能激发出全社会的创新活力与创造潜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不可摧的物质支撑与源源不断的人才保障，把“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一制度优势真正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与经济发展胜势。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