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根据消费经济的一般演进路径，随着居民收入不断提高，消费重心会逐渐从日常消耗品转向耐用商品，并进一步向服务领域扩展。当前，我国人均GDP已跃升至1.3万美元以上，居民消费格局呈现出从商品主导向服务主导转变的趋势。与一般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消费占比明显偏低，“十五五”时期提升居民消费率的战略选择就是大力发展服务消费。

消费的宏观特征：消费率低，但消费量并不低；政府消费占比较高，居民消费率偏低；实物消费占比高，而服务型消费占比低。

1）中国整体消费率（最终消费支出/GDP）明显低于一般发达国家，但最终消费量并不低，剔除价格、汇率等因素，按照购买力平价后的绝对消费量接近美国，且大于整个欧盟总和；由于中国属于制造业大国，国内商品、服务价格普遍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2）最终消费结构中，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GDP）不仅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巴西等国；中国政府消费额以及占GDP的比重均高于全球水平，亦高于一般发达国家，形成了“官方消费比民间旺盛”的独特现象。

3）与一般发达国家相比（服务消费占比普遍在60%左右甚至更高），我国实物商品消费长期占比在60%附近，而服务消费占比相对较低（40%左右）。人均水平上看，中国当前人均服务消费额同样明显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2024年中国人均服务消费约为2493美元，只有同期美国（40088美元）的6%左右，日本（9498美元）的26%。

当前制约居民消费的因素分析：消费能力、消费意愿。

1）居民、企业、政府三部门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国际对比来看，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明显偏低（60%），进一步来看，在初次分配环节中，中国居民部门享有的劳动报酬和财产性收入占比均偏低；再分配环节中，政府部门发挥的调节作用不强，居民部门收入占比未有明显增加，更多体现为企业部门收入在税收环节向政府部门转移，导致政府部门得到的转移性支付金额明显高于居民部门。

2）居民部门的内部收入分配不平等。主要体现为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差异、行业与部门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同群体的社会保障差距，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通过抑制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购买力与全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构成了制约整体消费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

3）债务刚性约束、财富效应消退直接限制居民消费能力、压制消费意愿。居民部门的债务约束刚性（尤其是长期房贷本息偿付）直接消耗了居民月度可支配现金流，进而挤压了可用于日常消费以及升级消费的所需资金。居民在面对债务负担和经济不确定性时，其风险偏好会明显下降，更倾向于增加储蓄以应对潜在冲击，即“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

4）其他因素：一是，闲暇时间不足，“时间贫困”对消费的硬约束，闲暇时间是消费行为发生的基本前提，尤其对于服务消费、体验消费，其不足构成了刚性约束；二是，消费场景供给不足，消费场景是连接产品服务与消费者需求的“最后一公里”，与发达国家相比，国内消费场景相对不足，特别是医疗养老、文化娱乐、家庭服务等方面；三是，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存在“中低端产品过剩”与“高质量产品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

促消费政策还有哪些空间？

截至目前，国内促消费政策已形成一套覆盖需求侧（增收减负）、供给侧（以旧换新、品质提升、场景创新）和保障侧（金融支持、环境优化）的“组合拳”。这些政策多措并举，既有短期刺激（如消费券、补贴），也着眼于中长期消费潜力的释放（如供给适配、试点创新），旨在全方位推动消费市场扩容提质。服务消费具有“供给创造需求”的典型特征，政策应通过树立“投资于人”的理念，出台针对服务消费的扶持性政策，促进服务消费扩容提质。我们认为未来促消费政策可在以下领域重点发力：第一，加大服务消费补贴；第二，鼓励释放闲暇时间；第三，拓展消费场景，丰富消费供给，匹配多元需求。

正文

一、 当前中国消费的宏观特征有哪些？

（一）消费率低，但消费量并不低

中国整体消费率（最终消费支出/GDP）明显低于一般发达国家，但最终消费量并不低。国际对比来看，截至2024年末，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为56.56%，明显低于以美国、日本、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普遍高于70%，甚至更高），而且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82.59%、71.63%）。

消费率属于相对指标，如果我们从量价因素拆解来看，中国绝对消费量其实并不低。第一，为剔除不同国家价格、货币汇率等因素影响，按照IMF的购买力评价系数估算，2024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约有21611.3（十亿国际元，下同），约为日本的5倍、印度的2倍，高于欧盟的20866.1，仅略低于美国的23834.1。拉长时间来看，2010年至2024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额由占比美国43%大幅提升至当前的90%。第二，国内商品、服务价格普遍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一方面，中国为制造业生产大国（全球占比在30%左右），使得中国在全球众多消费品制造中占据主导地位，供应链规模与集群效应持续压低成本；另一方面，在医疗、教育等核心服务领域，与一般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政府机构的主导地位使得服务价格被维持在较低水平。此外，当前中国国内内卷加剧、持续低通胀等现状导致价格因素进一步拉低了中国消费真实水平。

（二）政府消费占比较高，居民消费率偏低

最终消费结构中，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GDP）不仅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巴西等国。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居民消费率约39.9%，低于美国、日本、欧盟的67.93%、56.00%、51.60%，而且与同等发展阶段国家（印度、巴西等国）差距在15个百分点以上，更进一步来看，与中国人均GDP相近的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国，其居民消费水平分别是中国的1.6倍和1.5倍。然而，对比各国政府消费来看，中国政府消费额以及占GDP的比重均高于全球水平，亦高于一般发达国家，形成了“官方消费比民间旺盛”的独特现象。比如，2024年中国居民个人消费占总消费比例有70%，政府消费占比30%，而同期美国居民个人消费占比84%，政府消费16%左右。

（三）实物消费占比高，而服务型消费占比低

与一般发达国家相比（服务消费占比普遍在60%左右甚至更高），我国实物商品消费（如食品、衣着、家电、汽车等）长期占比在60%附近，而服务消费（如教育、医疗、文化娱乐、旅游、家政等）占比相对较低，在40%左右。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中国居民服务消费比例有46.1%，低于同期的美国（68.5%）、日本（56.5%）；即使与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相比，中国服务消费占比依然相对偏低，2024年中国人均GDP为 13303美元，大致对应于1980 年的美国、2002年的韩国，而2024 年中国服务消费在消费中的比重（46.1%）要低于类似发展阶段的美国（54.3%）、韩国（54.0%）。此外，人均水平上看，中国当前人均服务消费额同样明显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2024年中国人均服务消费约为2493美元，只有同期美国（40088美元）的6%左右，日本（9498美元）的26%，这表明当前中国人均服务消费额与其他国家差距更大。

根据消费经济的一般演进路径，随着居民收入不断提高，消费重心会逐渐从日常消耗品转向耐用商品，并进一步向服务领域扩展。2019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遂即服务消费开始进入加速增长阶段。当前，我国人均GDP已跃升至1.3万美元以上，居民消费需求正由基本的生存型向发展型与享受型过渡，消费格局也呈现出从商品主导向服务主导转变的趋势。2024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6.7%，远高于第二产业的36.5%，并且近4年我国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年均增长9.78%，增速快于经济增长4.25个百分点。随着人均收入水平逐步提高，加上我国超大规模的人口基数，无论是规模可观的基础性服务消费，还是潜力更大的改善型与新兴服务消费，均具备巨大的市场空间与发展前景。

二、当前制约居民消费的因素分析

第一，消费能力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约，主要表现为收入增长放缓和资产价值缩水带来的双重压力，同时疫情冲击对居民收入的持续性影响仍未完全消除，共同形成了抑制消费潜力释放的主要障碍。具体来看，主要包括：居民整体收入增速趋缓、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不高、内部收入差距较为明显，以及因债务负担刚性、资产价值缩水等因素导致的居民实际消费能力受限。

（一）居民、企业、政府三部门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

居民消费率的高低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消费倾向，这等于每一元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重；二是，国民收入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事实上，消费倾向依赖于收入，居民收入越高、越稳定，消费倾向自然越高。与其他经济体对比发现，2000年至2023年，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平均60%左右，美国高达84%，中国不仅远低于同期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部分发展中国家。从各部门可支配收入分布来看，我国居民部门收入份额偏低（2023年61.21%），企业部门收入份额明显偏高（2023年23.00%）。进一步来看，在初次分配环节中，中国居民部门享有的劳动报酬和财产性收入占比均偏低。2023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为53.1%，低于美国、日本、韩国的61.4%、70.9%、68%；中国财产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为4.7%，同样低于美国、日本、韩国的15.8%、7.0%、7.5%，很大程度上与企业、居民两大部门财富效应割裂有关，表现为在过去30年中，我国居民从企业部门所得的分红不足GDP的1.0%，这主要与我国存在大量国有企业（追求资本保值增值）以及民营企业股权高度集中有关。此外，再分配环节中，政府部门发挥的调节作用不强，居民部门收入占比未有明显增加，更多体现为企业部门收入在税收环节向政府部门转移，导致政府部门得到的转移性支付金额明显高于居民部门。

（二）居民部门的内部收入分配不平等

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通过抑制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购买力与全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构成了制约整体消费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1）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差异。如果以收入为衡量口径，尽管2008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趋势性下行，但2014年以来绝对值变动幅度很小，仍位于0.465以上，不仅显著高于0.4的警戒值，而且高于同期美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0.45。此外，因房产等资产的价值差距更大、在人群中的分布更不平均，2022年我国成人人均财富基尼系数高达0.709，高于同期日本、韩国的0.65、0.68。

2）行业与部门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2015年之后，中国城镇非私营单位相较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比值持续扩大，2024年比值升至1.79，高于2014年低点1.55；细分行业来看，工资前三位行业的金融业、信息技术、科研技术服务业年度平均薪资为205424元，而排名后三位行业的农林牧渔、住宿餐饮、水利环境管理业年度平均薪资为65000元，平均工资比值接近3.2。

3）城乡收入差距仍在扩大。根据统计局最新数据，中国总人口在14亿左右，农村人口占比35%，估算户籍农村人口在50%左右，持续拉大的城乡居民绝对收入差距成为制约中国全体居民消费率一大阻碍。2008年至今，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持续缩小，从2018年的2.69倍逐步下降至2024年的2.34倍，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差距依然较大，2024年增至3.1万元。

4）不同群体的社会保障差距过大。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对城镇机关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程度则明显较强，对农村居民、城镇低收入群体以及城镇企业单位的保障程度则较弱。单从养老保险对农村居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程度来看，2023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支出中城乡居民占比仅为7%，而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占比高达24%和69%。此外，城乡居民的人均养老金待遇最差。2022年，我国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和城乡居民每人的月均养老金分别为6100元、3149元和205元，城乡居民的月均养老金水平甚至低于2021年的城市和农村低保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是每人每月678元和497元）。

（三）债务刚性约束、财富效应消退

1）一方面，债务刚性约束直接限制居民消费能力：过去十年间，中国家庭债务水平随房地产泡沫及房贷融资扩张而急剧攀升，这导致许多家庭偿债压力加剧，可用于消费的剩余资金显著缩水。特别是自2022年起，伴随地产周期持续下行，居民部门的债务约束刚性（尤其是长期房贷本息偿付）直接消耗了居民月度可支配现金流，进而挤压了可用于日常消费以及升级消费的所需资金。数据显示，2012年至2022年间，家庭债务占GDP比重上升约32个百分点，目前稳定在62%左右，而根据资金流量表数据估算，中国家庭债务与收入之比已达102%，且2020年至今持续维持在100%以上。根据Enisse Kharroubi & Emanuel Kohlscheen（2017）对十几个经济体研究结论，家庭偿债负担上升对消费的影响具有持久性，前五年内，家庭偿债收入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消费增速下降0.48个百分点。

2）另一方面，家庭偿债负担以及财富幻觉消退一定程度上压制消费意愿：居民在面对债务负担和经济不确定性时，其风险偏好会明显下降，更倾向于增加储蓄以应对潜在冲击（如失业、医疗支出），即“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中国目前房价较2021年高位平均下跌了30%左右，而根据中国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1978-2022》，2022年中国居民部门住房资产总值在267万亿左右，推算得到目前居民部门住房资产较2022年缩水了50万亿左右。观察居民消费意愿，有以下几点证据：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指数自2022年后持续运行在100以下、倾向于“更多储蓄”比例自2023年持续停留在60%以上，大幅高于疫情前中枢水平。

（四）其他因素

1）闲暇时间不足：“时间贫困”对消费的硬约束，闲暇时间是消费行为发生的基本前提，尤其对于服务消费、体验消费，其不足构成了刚性约束。国际对比来看，我国工作时间过长制约了消费时间释放，我国2024年企业就业人员周均工作时间48.7小时，不仅大幅高于OECD国家平均值（37.27小时）以及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甚至比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42.78小时）还高。此外，另有数据显示，相较2018年，当前中国国民更少的时间用于休闲娱乐、家务劳动和外出购物，相反在工作上每周多增了2.7小时，睡觉以及饮食上多增了4个小时。

2）消费场景是连接产品服务与消费者需求的“最后一公里”，与发达国家相比，国内消费场景相对不足，特别是医疗养老、文化娱乐、家庭服务等方面。主要表现为物理场景的结构性失衡与吸引力缺失。比如传统商业综合体、购物中心业态重复，以零售、餐饮、影院为主，缺乏独特文化IP和沉浸式体验，供给的标准化难以满足个性化、情感化需求，同时大量城市商业体陷入“降价内卷”竞争，试图以价格吸引客流，但伴随的服务质量隐忧反而降低了消费满意度与环境信心。此外，区域与城乡分布不均、适配特定需求的场景短缺以及特定群体覆盖不足等缺点同样明显，相关消费配套设施建设滞后，服务环境质量仍有待提升，难以激发消费者消费欲望。

3）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存在着“中低端产品过剩”与“高质量产品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第一，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抽样调查数据，我国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合格率由2017年的8.5%上升至2024年的14.3%，不合格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消费者投诉1862.5万件，同比增长7%，服务问题（440.3万件）、质量问题（363万件）最为突出，分别占比23.6%、19.5%，其中服务问题诉求量已连续两年居于首位，均超过400万件。第二，在居民消费趋势性升级的背景下，我国生产的高附加值产品生产能力难以满足潜在需求，包括服务消费在内的广义高附加值产品严重依赖进口。我们根据进出口行业数据测算了我国2025年（1-10月）具有代表性的贸易子行业的贸易专业化系数，用于反映具体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或比较优势，计算公式为(出口-进口)/(出口+进口)。结果显示，较低技术含量的加工制成品具有较高的贸易专业化系数，而高附加值产品贸易专业化系数偏低。此外，2020年以来，我国服务进口额连年攀升，2024年服务进口额4.35万亿元，达到近五年最高值，同时服务项逆差连续两年维持在1万亿元以上，指向我国服务供给跟不上国内服务需求增长的步伐。

三、促消费政策还有哪些空间

截至目前，国内促消费政策已形成一套覆盖需求侧（增收减负）、供给侧（以旧换新、品质提升、场景创新）和保障侧（金融支持、环境优化）的“组合拳”。这些政策多措并举，既有短期刺激（如消费券、补贴），也着眼于中长期消费潜力的释放（如供给适配、试点创新），旨在全方位推动消费市场扩容提质。2024年以来，我国出台的各种促消费政策更多集中在实物商品领域，其中尤以消费品以旧换新规模最大、实施效果最为显著，2024年共安排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资金接近1500亿元左右，2025年中央安排了3000亿元用于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就实施效果来看，相关领域的耐用品增速大幅提升，比如家用电器、文化办公用品、家具、通讯器材类，截至10月，其累计同比增速分别高达20.1%、19.1%、19.9%、20.9%，而社零-服务消费累计同比增速仅有5.3%，明显不及去年同期的6.5%。整体而言，我们认为消费品以旧换新对社零增速的拉动在1-1.2个百分点左右，但是考虑到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具有“替代效应”，即在政府补贴诱导下，促使消费者的未来消费提前，这些耐用消费品的刚需被提前释放，替代了未来消费，政策边际效应正在逐渐递减，对后续消费拉动作用会持续减弱。

服务消费具有“供给创造需求”的典型特征，政策应通过树立“投资于人”的理念，出台针对服务消费的扶持性政策，促进服务消费扩容提质。我们认为未来促消费政策可在以下领域重点发力：

第一，加大服务消费补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有超过四成用于服务消费，包括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刚性的服务消费以及文旅、体育等可选的服务消费，鉴于耐用品购买频次较低，很容易产生对未来消费的透支效应，而服务消费具有明显即时性，透支效应不明显。因此，相关政策可视情况将以旧换新品类从耐用消费品扩大到必需品、从商品消费扩大到服务消费。此外，较之于补贴耐用品消费而言，补贴服务消费更有利于居民部门增收，一是，广义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高于制造业，二是，服务业就业薪资是制造业1.2倍左右，2024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6.7%，远高于第二产业的36.5%，因此，加大服务消费补贴力度才是提振消费的长久之策。

第二，鼓励释放闲暇时间：不同于实物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具有及时性、高度依赖闲暇时间特征，促进服务消费需要保障“有闲”基础。一是，切实推行带薪休假制度，鼓励劳动者将年假与法定短假期衔接使用，形成弹性、错峰的休息安排，以提升旅游与文化消费的品质。二是，研究弹性休假与中小学假期设置的协调机制。在维持学年总教学时间不变的基础上，可尝试增设春季与秋季假期，相应缩短寒暑假，引导家庭出游时间分散分布；同时支持地方政府结合本地气候特点与实际条件，灵活安排学期与假期，助力消费淡季的市场活跃。三是，规范企业用工时间，保障劳动者合理休息。通过提高用人单位违规延长工时的代价，确保员工享有足够的闲暇，从而为其参与文化旅游、夜间消费等活动创造条件。

第三，拓展消费场景，丰富消费供给，匹配多元需求：一是，面向银发群体，重点开发生态康养、旅居疗休及怀旧主题旅行线路，推动住宿设施进行适老化改造与认证。面向亲子家庭，增加自然教育营地、无动力乐园及互动研学项目，并鼓励酒店优化多孩家庭房型配置与亲子服务。面向年轻客群，积极培育国潮联名体验、低空飞行、城市探秘、电竞主题酒店等新业态，满足其追求时尚、社交与探索的需求。二是，构建沉浸式文旅体验体系。加强科技赋能，运用AR/VR、全息投影等技术，在博物馆、景区、邮轮等场景开发叙事性强、可交互的数字体验项目。深化“IP+文旅”融合，系统开发影视、动漫、体育赛事等主题旅游线路，打造有故事性的目的地。

风险提示：

政策节奏有变化；政策落实效果不及预期。

来源：券商研报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