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秋天，上海的天蟾舞台后台，一盏昏黄的钨丝灯散发着微弱的光。冯喆披着一件呢大衣，站在化妆间门口，手里紧握着一张已经撕裂的火车票——是从北京来的，车次14次，硬座票。票背上用钢笔写着一行字：排完《家》的末场就走，别回头。但冯喆始终没有使用这张票。因为黄宗英突然从侧幕探出头来，轻声叫道：冯哥，下场对词。那句话听起来普通，但她柔软的声音仿佛一把钝刀，把冯喆钉在了原地。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停顿，却成了他半生的转折。之后，外界常常用才子佳人来形容他们，但其实当时的剧组更像是一个临时拼凑的小江湖。剧组里，有人刚刚从重庆逃难回来，有人把所有积蓄藏在棉袄夹层里。排练厅的木地板嘎吱作响，灯光暗得只能看到彼此眼睛里的血丝。而也正是在这种朦胧的氛围中，冯喆的六国语言、钢琴、书法等才艺才显得格外奢华——他能在台上演绎觉新，下台后随手用德文背一段里尔克，还能用毛笔为黄宗英写扇面。黄宗英那时才21岁，穿着阴丹士林旗袍，细腰几乎能用手掐断，然而她在台词中说出的我想活那一句，却能让全场的观众听到胶片摄影机转动的声音。虽然戏剧是假的，但其中蕴藏的绝望却是那么真实。

当演出结束，大家并没有离开。两人像孩子一样把舞台当作公园，半夜在侧台一起分着花生，谈论易卜生，谈论斯坦尼，甚至谈起上海米价的涨幅。冯喆说，等局势平稳之后，他想拍一部关于知识分子的电影。黄宗英笑他说：做梦。但她转过头，把自己刚写完的散文念给他听。她的声音低沉，读到爱是想触碰又收回的手时突然停顿。冯喆伸手替她翻过一页稿纸，指尖停在收回这两个字上，却没有再动。那一刻，后台的灯泡突然发出一声轻微的爆响，像是有人替他们说出了未说的话。

然而，这一切美好的瞬间，并未能照亮黄宅那条弄堂的尽头。黄宗英的母亲经历过太多来上海谋生的人，她冷冷地说了一句唱戏的靠不住，就把冯喆的未来断送了。老太太没有直接骂人，只是每天晚饭后把门闩拉得山响，铁器摩擦木头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1947年早春，程述尧上门求婚，提供的是中央银行襄理五个字和一封盖着钢印的聘书。婚礼前一周，黄宗英通过人手把冯喆写给她的信全退了回来，连牛皮纸绳也没拆。信封的边角已经磨损，似乎被无数次地反复摸过，却依旧被原封不动地放回。

冯喆去北京前门饭店住了三天。第一天，他穿得一丝不苟，西装笔挺，皮鞋擦得亮得能照见自己的影子；第二天，西装外套被随意丢在椅背上，他穿着衬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鞋底在地毯上摩擦出一道浅沟；第三天，前台收到了挂号信，信里只是一张剧照——《家》里，觉新和梅表姐对视的那一幕。照片背后，冯喆用铅笔写了一行字：我等你到戏散场。信没有拆，原封不动地退回。多年后，林彬在回忆录中写道，那天冯喆把信点燃，看着火苗蹿起，他的第一反应是用手去挡，怕火焰烧着桌上的照片。结果，他的手背被烫出了一串水泡。这些水泡最终变成了疤，也成了《南征北战》中高营长眉间无法抹去的阴影。

195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食堂里，黄宗英端着搪瓷碗排队买红烧肉。透过三排桌子，她看见冯喆低头吃饭，白衬衫的领子已经磨破了边。她犹豫了一下，刚准备向那边走去，冯喆却突然站起身，把饭盒盖好，转身离开，步伐匆匆，像是在逃避什么。那天食堂里卖的是带鱼，味道咸得发苦。黄宗英事后对朋友说：我一口没吃，全吐了。吐完才想起来，他以前最爱吃红烧肉。

1961年，黄宗英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散文，写的是老剧院的拆建，她偷偷跑去废墟里，看见一截旧灯泡被遗弃在地上。文章最后写道：灯泡碎了，光还在。然而，没人知道，这截灯泡后来被冯喆的同事找到了，放在电影学院的道具仓库里，用红绸子包着。上面只写了一行铅笔字：家，1946.11。虽然标签已经褪色，但红绸依旧鲜亮，就像刚刚被泪水浸过一样。

1969年深秋，冯喆去世。当黄宗英听到消息时，她正在厨房剥毛豆，手指一抖，豆仁被她掐出了一个坑。她没有哭，只是那天炒了一盘咸菜豆瓣，吃到最后，盘子里剩下的油层厚重。她拿开水兑了兑，抬头喝下去，仿佛在咽下什么难以吞咽的东西。多年后，黄宗英接受电视采访时，主持人问她：如果当年……她摆摆手，袖口滑下，露出了腕上一道旧疤——那是1947年婚礼前夜，她自己用剪刀划的，不深，刚好见血。她淡淡地说：哪有什么如果？我们不过是被风吹散的沙，风停了，各自找回各自的坑。她顿了顿，又指向镜头外的灯光说：看，灯泡还在呢。灯依然亮着，虽然戏早已散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