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英国和法国联合组成了2万人的军队，从大沽口登陆，直接向北京进军。为了抵抗英法联军的进攻，咸丰皇帝也集结了3.4万清军，其中包括蒙古精锐的骑兵，并在八里桥设立了防线。这支清军非常强大，历史上少见，统帅是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几年前，僧格林沁曾带领蒙古骑兵在天津附近大败太平天国北伐军，他的马队是清朝最后的精锐，号称满蒙八旗的最后一股力量。

从兵力上来看，清军的优势是绝对的。尽管英法联军总共有2万兵力，但其中大部分是海军和后勤人员，能直接参战的只有6千人——英军3200人，法军2800人。也就是说，清军在兵力上几乎占据了6:1的优势。然而，最终清军却遭遇了惨败。僧格林沁非常清楚英法联军的强项，并且早已为此做了准备。在战前，咸丰皇帝曾对僧格林沁指示过作战策略：英法联军会用骑兵站在两翼，步兵排成三列纵队，准备好用步枪进行射击。我们应该从侧面攻击，让敌军的马匹受惊，造成混乱。这一策略的核心是利用清军的骑兵优势，通过斜袭来攻击敌军的两翼，以免正面攻击时被敌军的火力压制。

虽然清军的情报工作和战术安排看似充分，但现实却给了他们沉重一击。1860年9月21日，英法联军从张家湾出发，分三路向运河方向进攻。僧格林沁在黄瓜园附近布下了庞大的防线，阵形跨度达到5000米，严阵以待。当英法联军进入战场时，僧格林沁派出了装备火绳枪的火枪手，试图吸引敌军的火力，同时命令蒙古骑兵向敌军两翼进行侧袭。然而，英法联军却迅速形成了空心阵阵型，专门用来防范骑兵的冲击，几乎没有死角。这使得清军原定的斜袭战术完全失效。

随着战斗的激烈进行，英法联军开始以精准的齐射将蒙古骑兵打得大败。当清军的骑兵靠近到仅20米的距离时，英法联军迅速启动了准备好的4磅炮，发射出致命的霰弹。剩余的蒙古骑兵几乎瞬间被打得粉碎。

即便如此，僧格林沁依然没有放弃，他派遣预备队希望能通过射箭来扰乱敌人的阵型。但英法联军迅速反应，以更密集的火力压制了清军。随后，英军派出了来自印度的锡克骑兵进行反冲锋。这些锡克骑兵骑乘高头大马，骑术精湛，能够迅速追赶并击败清军骑兵，最终清军在惨烈的战斗中全线崩溃。

这场战斗的结果是清军的彻底溃败，僧格林沁和其他指挥官在绝望中看到自己的军队被击溃。清军在八里桥的战斗中损失惨重，超过3000人阵亡，伤亡人数极其严重。而英法联军的伤亡非常小，英军和法军加起来仅有5人阵亡，总伤亡仅为51人。尽管清军尽了最大努力，准备也非常充分，但还是无法挽回败局。战后，僧格林沁总结道：枪箭刀矛，怎么能够抵挡敌军的炮火。这场败战让清军失去了最后的精锐，也使得京城的门户敞开，英法联军很快攻入北京，帝都首次沦陷。

在这场军事灾难的同时，南方的太平天国战争依然激烈，曾国藩带领湘军与太平军进行血腥的厮杀。咸丰皇帝在求生的压力下，急忙向曾国藩求援，希望他能够派兵北上营救自己。然而，曾国藩对此显得十分犹豫。

湘军是地方自卫军队，并非正规的清朝军队，最初由地方组织团练起来。清朝的正规军已经腐化，尤其是八旗和绿营在与太平天国作战时屡屡溃败。为了弥补兵力的不足，清朝不得不依赖地方团练，而湘军便在这种背景下崛起。然而湘军的地位始终低于正规军，尽管在战场上屡屡获胜，但他们的待遇远逊色于八旗和绿营，常常被当作二等公民对待。咸丰皇帝更是偏袒八旗和绿营，让湘军在实际作战中得不到应有的奖励和支持，这加剧了湘军与清朝之间的矛盾。

太平天国的力量逐渐壮大后，咸丰曾许诺，如果有军队能攻占天京，就会封王。然而他并不希望将天京交给曾国藩，而是希望让自己人去攻占。于是他组织了八旗和绿营在天京周围的防线，企图让湘军围困攻城，而其他大营则专责摘取胜果。但在1860年5月，忠王李秀成发动了突袭，清军的阵地遭到重创，江南、江北的正规军几乎全军覆没。 湘军内部并没有为此感到悲伤，反而感到欣慰，认为这样一来，湘军就能更快地崛起。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掌握了更大的军事权力。在没有了咸丰的直接干预下，湘军得到了更多的支持，迅速恢复了士气。此后，曾国藩采取了围而不打的战略，利用壕沟和堡垒围困了太平天国的安庆，准备彻底消灭太平天国。 然而，在1860年10月，咸丰紧急向曾国藩发出求援信，要求他立即派兵前往京城支援。虽然安庆即将攻陷，曾国藩依然面临着太平军的威胁，无法立即响应咸丰的命令。这个时候，曾国藩为自己找了一个借口，称鲍超虽然勇猛，但缺乏远见，无法担当重任，因此建议由自己或胡林翼带兵北上。 此时，曾国藩心中有一个盘算：他并不希望派兵北上救援，因为他认为英法联军虽然进攻北京，但并不打算摧毁清朝，只是为了获取一些财物和利益而已。相比之下，太平天国才是他真正的敌人。因此，他决定先解决内部问题，再考虑外部威胁。最终，清朝与英法联军签署了不平等条约，英法联军撤退，北京被暂时保住。 然而，曾国藩的举动显示了他对个人权力的渴望，他并没有真正把国家的存亡放在心上。在后来的太平天国屠杀中，曾国藩也毫不手软，亲自指挥屠城，最终使金陵成为废墟。他的湘军逐渐发展为一股庞大的地方军阀势力，成为中国历史上地方割据的重要源头，直至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早期的统一梦想已经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