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必须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具体而言，绿色发展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共进，要求将环境资源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素，系统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而乡村生态振兴则着眼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格局，旨在提升生态系统质量与稳定性，实现自然资源保值增值，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二者实为“一体之两翼”。绿色发展以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构成了乡村生态振兴的理论之基与根本遵循。乡村生态振兴作为绿色发展的实践之维，其成效不仅拓展了绿色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又为全面绿色转型树立了实践典范。

当前，尽管绿色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但实践中仍面临诸多难点和堵点。从产业结构看，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仍未彻底扭转，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过量施用、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低等问题依然存在，部分乡村工业布局分散、规模偏小、环保治理能力薄弱，绿色产业链构建和生态价值转化机制尚不成熟。从治理能力看，基层生态环境监管仍面临“小马拉大车”的困境，人员编制不足、专业力量匮乏、智能监测手段欠缺，部分环保设施存在“重建轻管”现象，治理效能难以持续。从动力机制看，核心症结在于生态保护的正外部性未能充分转化为微观主体的经济激励，导致农民参与积极性不高、经营主体活力不足、社会力量融入有限，绿色金融、绿色技术等要素支撑体系尚不健全，多元协同共治格局尚未真正形成。

想要摆脱上述困境，亟须构建以“动力转换、制度创新、主体协同”为内核的系统性治理方案，需沿着“驱动产业绿色转型、探索系统治理、完善协同共治体系”核心路径推进，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全面振兴、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

驱动产业全链条绿色转型。产业全链条绿色转型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迭代升级，更是对传统粗放发展范式的根本性重塑，其核心在于通过将生态要素全面嵌入产业链价值链各环节，推动产业发展模式向循环经济全面转型，从而从源头上减少资源消耗，培育可持续的绿色竞争力。必须坚持以系统治理为根本遵循，以推动产业结构、生产方式与价值实现的整体跃升为核心，在生产环节的生态化改造、产业融合的深度赋能与新兴动能的前瞻布局上系统施策、一体推进。一是强化生产环节生态化改造。在确保到2027年主要农作物化肥利用率、绿色防控覆盖率稳步提升至43%和55%以上等量化目标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依托智能传感、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大力发展智慧农业与精准农业，实现对农业投入品使用全流程管理，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二是深化产业融合的绿色内涵。利用绿色生产力打破传统产业边界，不仅仅是简单叠加，更要推动农业与休闲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老等第三产业在理念、标准、管理模式上的深度融合。同时，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推动冷链物流绿色与可持续发展，减少产后损失，全面提升产品附加值与产业韧性，构建真正以绿色为导向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三是前瞻布局绿色新兴产业。充分依托乡村丰富的风光、生物质、生态景观等资源禀赋，积极有序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并探索将农业废弃物转化为生物基材料、可降解塑料等高附加值产品的技术路径与商业模式，为乡村经济开辟更多元、更具潜力的新增长点。这些转型必须与当地的自然禀赋、产业基础和人文特征紧密结合，确保技术应用适宜、产业发展扎根，形成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绿色转型地方实践。

探索差异化系统治理路径。我国乡村地域辽阔，自然禀赋、生态功能、发展阶段迥然不同。如，东部沿海乡村人口密集、经济活跃，环境压力主要表现为产业与生活污染的复合叠加，中西部地区乡村则以面源污染、地力透支为主要挑战，而重要生态功能区与生态脆弱区，其核心任务在于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经济发展则受到诸多限制。这种巨大的异质性决定了“一刀切”的治理模式必然行之无效，必须转向因地制宜的精准施策。一方面，坚持功能导向，实施分区分类精准治理。科学划定生态治理单元，明确主导功能。在生态脆弱区以保护和自然恢复为主，严守生态红线。在粮食生产功能区重点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在城乡接合部则着力整治人居环境，建设功能互补的生态缓冲带。另一方面，强化市场驱动，拓宽生态价值实现路径。在生态条件优越地区，重点发展生态旅游、康养度假等绿色业态。在承担水源涵养功能的地区，健全纵向与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积极探索水权、林权、碳汇交易等市场化途径。同时，深入挖掘地方独特生态资源和传统生态智慧，打造具有辨识度的有机农产品、生态标识产品和区域公共品牌，将生态优势切实转化为品牌溢价和持续竞争优势。这一转化过程的深入推进，迫切需要构建与之匹配的有效治理模式作为支撑，从而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完善多元化协同共治体系。生态环境是典型公共产品，其有效供给有赖于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功能互补与责任共担。为此，必须突破单一依赖行政手段的传统模式，转向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与村民等多方主体良性互动、优势互补的协同治理新格局，建立一套与农业绿色转型相适应的治理体系。一是强化政府引导与制度供给，建立科学的生态环境考核评价体系，明确生态红线与准入清单，通过以奖代补、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引导和激励绿色生产与消费行为。二是激发经营主体与社会力量活力，培育本土化的环保社会组织与志愿者队伍，鼓励乡贤、企业家通过捐资捐物、建言献策等方式反哺家乡生态建设，形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参与格局。三是夯实村民主体地位与作用，完善村规民约，建立健全“绿水青山积分制”“环保监督员”等制度，保障村民在项目规划、实施、监督全过程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农民从“旁观者”真正变为生态振兴的“主力军”。

在绿色发展的引领下，通过发展绿色生产力驱动产业转型，立足本地生态特色实施系统治理，激活多元主体构建共治格局，乡村生态振兴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这不仅是实现乡村永续繁荣的关键，更是夯实国家生态安全根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举措，必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的绿色根基。

万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