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土环境中的新污染物（emerging contaminants）指的是传统监测和监管体系中尚未全面考虑的污染物，包括但不限于药物和个人护理产品（PPCPs）、内分泌干扰物（EDCs）、农药残留、工业化学品、纳米材料和微塑料等。检测这些新污染物的方法以及相关研究领域存在许多争论和挑战。以下是一些主要的研究争论领域：

1. 检测方法的选择和优化

• 检测灵敏度：新污染物往往在环境中以极低浓度存在（纳克/升或皮克/升级别），如何提高检测方法的灵敏度是一个重要挑战。争论点在于不同检测技术（如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HPLC-MS）、气相色谱-质谱联用（GC-MS）和电喷雾质谱（ESI-MS）等）在灵敏度和准确性上的优劣。
• 方法标准化：不同实验室采用的检测方法和标准可能不一致，这导致数据的可比性和重现性较差。研究领域内存在关于如何标准化检测方法的争论，以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和一致性。

2. 样品前处理技术

• 样品前处理的复杂性：水土样品的基质复杂，包含大量有机和无机成分，样品前处理过程需要去除干扰物质。固相萃取（SPE）、液液萃取（LLE）和微萃取技术（SPME）等前处理方法各有优缺点，研究者对其选择和优化存在不同看法。
• 回收率和降解问题：在样品前处理过程中，某些新污染物可能会因为降解或吸附在器皿表面而导致回收率低。这需要开发更加高效且温和的前处理方法，确保污染物的完整回收。

3. 新污染物的标准物质与参照物

• 标准物质的获取：由于许多新污染物是新兴的，市面上可能缺乏高纯度的标准物质，导致定量分析的准确性和精确性受到影响。研究领域内存在关于如何合成或获取这些标准物质的争论。
• 参照物的选择：在定量分析中，选择合适的内标或参照物至关重要。研究者对哪些物质适合作为内标物存在不同观点，特别是对于复杂的水土基质样品。

4. 生物监测与生态风险评估

• 生物标志物的选择：为了评估新污染物对生态系统的影响，选择合适的生物标志物和生物监测方法非常关键。不同研究者对哪些生物标志物（如酶活性、基因表达水平等）最能反映污染物影响存在争论。
• 生态风险评估方法：传统的生态风险评估方法可能不足以评估新污染物的潜在风险，特别是考虑到它们的慢性毒性和潜在的多代影响。研究领域内存在关于如何改进和完善生态风险评估方法的讨论。

5. 新污染物的环境行为与归趋

• 迁移和转化机制：新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和降解机制复杂多样，对这些机制的研究尚不充分。研究者对某些新污染物的环境行为（如光降解、微生物降解、吸附与解吸等）存在不同观点。
• 模型预测的准确性：现有的环境模型可能无法准确预测新污染物的行为和归趋，需要开发和验证新的模型。研究领域内存在关于模型参数和验证方法的争论。

6. 多污染物共存效应

• 联合毒性效应：新污染物通常不会单独存在，而是以混合物的形式出现。不同污染物之间可能存在协同、拮抗或相加效应，研究者对如何评估这些联合毒性效应存在不同看法。
• 多污染物暴露的综合评估：传统的方法往往只关注单一污染物，对多污染物暴露的综合评估方法尚不成熟。研究领域内存在关于如何进行综合风险评估的争论，特别是在考虑长期低剂量暴露的情况下。

7. 法规与政策

• 监管标准的制定：目前对于许多新污染物尚无明确的监管标准，如何制定合理的标准是一个重要问题。研究领域内存在关于标准制定依据和科学依据的争论。
• 政策实施的挑战：即使有了标准，如何有效实施和监控也是一大挑战。研究者对政策实施的可行性和监控技术的实用性存在不同看法。

水土环境中的新污染物检测和研究领域充满了技术挑战和科学争论。从检测方法的选择和优化，到样品前处理技术的复杂性，再到标准物质的获取、生物监测与生态风险评估，以及多污染物共存效应的评估等，每一个方面都有着广泛的研究和讨论。同时，法规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需要科学研究的支持和推动。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科学研究的深入，这些争论和挑战有望逐步得到解决，促进新污染物检测技术的发展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