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的一场细雨凉透川鄂边地的夜风，忠堡峡谷里火光闪动，枪声突兀。设伏的红军炮火压住了山口，湘鄂川剿总第一纵队司令张振汉骑着那匹淡红色大骡子，被前后夹击，一阵混乱后跌坐地面，昔日威风全失。

短暂审讯中，他看见贺龙推门而入。“老张，还是我快一步。”贺龙淡淡一句便收了刀。张振汉默不作声，心底却翻涌——昔日要抓的“贺匪”，此刻握着自己生死。

“此人暂不处置，先医治。”贺龙抬手示意，仅十几个字，救了张振汉的小命。

这意外的宽容，成为他立场松动的第一道裂缝。营地药品极缺，普通战士只能用草药，医护却把仅剩的磺胺粉撒在他撕裂的臂膀上，还给他煮了一碗掺着红糖的稀粥。张振汉低头喝粥时，隔壁帐篷里几个伤员啃着半生玉米，一言不发。那一刻，他第一次对“敌人”生出复杂情绪：他们真把我当病号而不是俘虏。

一个月后，红六军团、红三军团会合，部队筹建战术教导队。贺龙找到他：“炮兵难求，你要不要试试教书？”张振汉沉吟片刻答道：“可试。”就是这句“可试”，把他的人生转了方向。课堂里，他画射表、讲弹道、拆炮闩，学员惊叹“老张比教材还熟”。不久后攻打龙山，他亲自校炮口径，两发破城，红军第一次尝到近程炮击的爽利。

长征途中，他享受军团级待遇，配骡配勤务兵，却不再以俘虏自居；当队伍翻雪山，他的骡子失前蹄跌进冰沟，几名战士结绳下滑，把他拖了上来，其中两人再没爬出雪窝。张振汉看着那条被鲜血染红的麻绳，喃喃一句：“欠命。”从此，他把走南开北攒下的洋行关系全搬出来，让妻子在汉口典当珠宝，换来盘尼西林、望远镜、油布，并用古董箱伪装，雇船雇脚夫，一路送到队伍手里。物资到手那晚，萧克说：“这批东西顶半个补给团。”张振汉背过身，用手背抹了抹眼角。

1936年10月，延安枣园，毛泽东点名见他。闲谈中，毛泽东提到他的保定同学录，随口问一句：“同学里能统多少兵？”张振汉报了几个名字，主席笑笑，没再追问。外人只看到赞许，他却察觉言外之意——将来或许另有用场。

果不其然，1937年7月卢沟桥炮响后，毛泽东再次召见，开门见山：“回到南京那边去，抗日需要更多人出力。”张振汉一时怔住。毛泽东解释得直白：“你在蒋那里仍有牌可打，愿不愿冒这个险？”张振汉挺身：“听命。”短短七字对话，成了他第二次人生急转弯。

当年秋天，他抵汉口。一到码头便被军统跟踪，蒋介石雷霆震怒，放出狠话“格杀勿论”。幸而何键、陈诚等老同学联名担保，张振汉被留了条生路，却不许带兵。表面是闲职，暗里却给了他周旋空间。他注册商号，进口药材、钢材，从账目夹带情报，三个月就摸清了第五战区火力分布，化整为碎送往延安，形成《中国方面军军粮线概况》那份颇受重视的资料。

对蒋介石而言，他似乎渐渐“忠诚”，1944年初被任命为第二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驻守洞庭湖西岸。张振汉深知此职危险——既是抗日前线，也是内战缓冲带。他借口“湖区水网多，不宜重炮”，将主力火炮拆散分库，留下一半暗中藏入丛港，后来解放军南下时，这批炮弹正好成为接收物资。

抗战胜利后，重庆阴云再起。1946年1月，蒋介石重提“剿共”，张振汉在同僚餐会上抿酒不语，次日便称病辞职，悄然去了香港，继续筹资转运药品，顺带运走一批被他故意“报销”的轻武器。国民党内部有人怀疑他，但始终无实据，只得作罢。

1949年3月，他和程潜、陈明仁等人在上海秘密商议长沙和平解放；同年8月长沙举义成功，他夜渡湘江，陪同接管小组进城。对于这位曾戴两顶军帽的人，周边干部心里难免嘀咕，中央复核他的长征档案和情报贡献后，明确安排他出任长沙副市长，专责交通、工商。对他来说，这个位置远不如沙场纵马痛快，却是兑现当年诺言的最好方式。

进入五十年代，他积极推动湘黔铁路勘测，数次上山踏线。一次塌方，巨石差点将他掩埋，随行工程兵救出后，他只是摆手：“雪山时都熬过，这点小事算什么。”身边年轻人听得一脸疑惑，老兵却懂——那段雪山路，是他心里永远的刻痕。

1967年5月26日，张振汉病逝长沙，享年74岁。病榻前，他嘱咐家人把那条旧麻绳、那支望远镜一并放进棺中。妻子问缘由，他低声回答：“这些东西提醒我，人要对得起救命恩人。”

一个北洋出身的国民党中将，从忠堡败阵到雪山同行，再到潜回蒋统探情报，跌宕四十余年。有人说他几度转向，也有人称其慧眼识时势；细究历史，不如承认一个简单事实——决定他最终归宿的，是1935年雨夜里那句“此人不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