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森科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最初是通过东北的新农业学院展开的。到了1951年秋天，这一思想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扩展，涵盖了各大农业院校、研究机构，还包括一些地方性的小型农业院校、延伸项目和研究站点。

直到1950年代中期，所有这些院校和机构都归新成立的NY部管理，而NY部全力推崇李森科主义，并积极推动这一理念。为了推广李森科主义，官方在北京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这所学校迅速成为全国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农业科学机构。政府将这所大学视为全国推广李森科主义的核心基地，目的是将李森科主义立即确立为农业生物学，乃至整个生物科学领域的唯一指导思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乐天宇被指派负责推进这一工作。乐天宇曾在1940年代初因积极落实整风运动而受到表彰，并成为延安大学农业系主任，之后还担任过华北联合大学农学院院长。

在北京农业大学，乐天宇加强了对米丘林生物学的强制性学习，他要求所有教师正式声明要放弃传统的遗传学，转而支持米丘林主义。然而，学院内有三位重要的课程负责人拒绝接受这一要求，他们不仅挑战了乐天宇的权威，还质疑他是否配得上成为教师的榜样。李景均是其中之一，他在1940年获得了康奈尔大学植物遗传学博士学位，是一位生物统计学专家，曾担任北京农学大学系主任。但乐天宇将李景均从管理岗位上调离，并禁止他教授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课程。李景均最终带着家人前往美国。

另一位受到排挤的学者是汤佩松，他在1930年获得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植物生理学博士学位，并与李景均一起担任联合主管。然而，乐天宇将汤佩松从联合主管职务上撤下，并以思想改造为由在全校及北京的各大高校代表面前公开羞辱他。汤佩松因批评和抵制苏联的政策而遭到学校的排斥。最后，北京农业大学畜牧兽医系主任吴仲贤，他在1937年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动物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博士学位，为了保护自己，他未公开发表任何异议。当他的生物统计学课程被取消后，他转而教授动物营养学。乐天宇在北京农业大学进行大规模改革，强制要求所有课程都转为米丘林生物学课程。与此同时，他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手腕和管理技巧。例如，在1949年底，北京的其他四所主要农业研究机构相继成立时，乐天宇安插了大量狂热支持米丘林主义的学者。在国家出版的官方刊物上，这些研究机构和北京农业大学的成果频繁被引用，以此来证明米丘林生物学的成功。与此同时，所有不同声音的植物生物学家的研究成果都被封杀。

中国米丘林学会在乐天宇主导的运动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该学会专门推广米丘林生物学，乐天宇担任会长，并表彰那些声称采用米丘林生物学技术取得显著成效的工人和农民。乐天宇认为，对于革命中的中国来说，米丘林学会是一个符合群众路线的新型组织，可以将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联合起来工作。到1951年年底，米丘林学会已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50个分会。学会通过官方刊物持续传播有关米丘林生物学的好消息，刊物中充斥着关于苏联使用米丘林和李森科技术后，取得的农作物和家畜产量显著增加的报道，此外，还有一些介绍苏联农学家的文章，以及米丘林主义课程在中学教育中的应用报告。

在更广泛的生物科学界，乐天宇利用各种机会宣传米丘林生物学，并宣称其在学术界的独占地位。例如，北京生物学学会就是乐天宇在1950年重点关注的一个组织，这个学会的成员包括来自中国科学院和多所大学的学者。在北京生物学学会的年度会议上，乐天宇利用整整一天的时间，召开小组座谈会，讨论米丘林生物学的相关问题。1950年早些时候，米丘林学说的支持者在中国科学社南京演讲厅举办了一场关于米丘林理论和摩尔根理论的激烈座谈会。中国科学社成立于1915年，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科学社团之一。在这场座谈会上，只有支持米丘林学说的生物学家得以发言，整个学术领域几乎被乐天宇及其支持者控制。

朱洗是著名的胚胎学家，1950年他加入了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并在三年后晋升为副所长。因为他的研究领域并不受乐天宇的控制，朱洗公开批评米丘林主义，并冷嘲热讽地批判李森科和米丘林的理论。苏联曾试图说服他接受李森科主义，但朱洗以讽刺的语气驳回了他们的建议。1953年，朱洗率领动物学家代表团访问苏联，成为了批判李森科主义的首批中国生物学家之一。这是中国知识分子首次对外表达异见，隐晦地批评了苏联的傲慢。

苏联推行的李森科密植理论导致了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失败，东欧的一些科学家在1950年代中期尝试根据李森科和米丘林研究机构吹捧的技术进行植物嫁接，结果这些实验彻底失败。这一系列的失败最终导致李森科的失势，李森科主义也失去了在中国的主导地位。由于苏联一直推崇李森科主义，导致生物科学的研究水平落后于西方30年。这个世界从不缺乏伪科学，缺少的正是敢于站出来说真话的何祚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