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困扰了人类数千年。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书是《RNA时代》，让我们一起回到生命的起源，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对“存在本质与因果循环”的沉思中，最早系统性地提出了这一难题。“鸡从蛋中孵化，蛋又必须由鸡所生”，这个完美的逻辑闭环让他深感困惑——若追溯因果链条的起点，必然陷入“无限回归”的悖论。基于其对自然界的观察与“潜能与现实”的哲学思想，他最终认为：鸡与蛋必然是一直存在的，没有开端。

千年之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们接过了这个难题。13世纪的“神学之王”托马斯・阿奎那等学者将其与《圣经》创世叙事相联系——根据《创世记》中“上帝直接创造成体动物”的教义，他们倾向于认为“上帝先创造了成体的鸡，再由鸡生蛋延续物种”，这一观点成为经院哲学阐释该问题时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观点。

然而，无论是哲学的思辨还是神学的启示，都未能真正解开这个循环的逻辑死结。

直到现代科学将目光从宏观世界投向分子层面，我们才惊讶地发现，这个古老的谜题，在生命最基本的运作规则中，竟有一个严丝合缝的翻版：

先有遗传物质（DNA），还是先有功能分子（蛋白质）？

DNA是“蛋”，需要作为“鸡”的蛋白质来复制自己（好比“下蛋”），而蛋白质的合成信息又存储在DNA里（好比“鸡从蛋里孵化”）。和“鸡蛋之辩”一样，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死循环。

直到核酶（一种具有催化功能的RNA）的发现，人们才真正触碰到这个死结的答案：

也许最初，鸡和蛋是同一种东西。

生命的起源

RNA这个名词，你一定在中学生物课本里听说过。但也仅限于听说过而已了——它的“兄弟”DNA，才是那个备受青睐的宠儿。

科学家搞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关于DNA；警察收集比对生物信息，关于DNA；狗血网剧里做亲子鉴定，关于DNA；就连我们这些普通人想表达对某个东西的热爱，都喜欢用“我的DNA动了”这样的句式。

在生命科学的叙事中，DNA长期占据着叙事的中心，其双螺旋结构如同不朽的经典，被反复颂扬。而RNA曾一度被简化为信息流中一个模糊的中间体，静默地隐于DNA的辉煌光环之下。

真是既生D，何生R！

可就在人们以为DNA研究将解开生命本源之问的时候，前面提到的那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成了个绕不过去的坎。

正当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一直默默无闻的RNA，出马了。

科学家发现，RNA这个看似简单的分子，具备一种神奇的双重能力：它既像DNA一样，可以存储遗传信息；又像蛋白质一样，可以折叠成特定三维结构，催化各种生化反应。

于是，一个大胆的假说被提出：在生命起源之初，可能存在一个“RNA世界”。

在那个原始的地球上，第一批能够自我复制的生命形式，可能就是RNA分子。它们既携带了遗传密码，又能催化自身的复制。后来，为了追求更高的稳定性和效率，才将存储信息的任务交给了更稳定的DNA，将大部分催化功能交给了更多样化的蛋白质。

“鸡”和“蛋”，由此开始分野。

假说提出之后，全球的生命科学家们纷纷开始涉足RNA研究。他们在实验室里，用简单的化学物质模拟原始地球环境，一步步验证RNA自复制、自组装的可能性。结果显示，虽然完全重现40亿年前的场景依然困难重重，但RNA无疑是目前最合理的生命起源的“第一守护者”。

由此，一度曾被视为DNA“附属品”的RNA，开始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

自2000年以来，RNA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已经11次获得诺贝尔奖，同一时期，RNA领域每年见刊的论文和申请的专利数量增至4倍。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成果，以诺贝尔奖项为重要见证，正逐步推动RNA从分子生物学研究的“配角”走向核心。

正如1989年诺奖得主、RNA研究领域的重要开创者托马斯·R.切赫（Thomas R. Cech）在其新书《RNA时代》中所说：

21世纪，已经成为RNA的时代。

救世的良方

在动荡不安的2020年春天，mRNA以一种谁也没想到的方式走到了公众面前。当世界被迫按下暂停键时，科学界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出了一种全新类型的疫苗。公众看到的是一支小小的疫苗，但其背后，是长达三十年的科学积淀。

这一切的起点，来自美国加州拉荷亚海滨的索尔克生物研究所。这里，正是mRNA疫苗理念最初萌芽的地方。

时间回到1989年，研究生罗伯特·马隆在他的导师、基因治疗专家因德尔·维尔马的指导下，洞察到了一个基因治疗的潜在危险：如果DNA被注射进人体，研究人员无法控制其整合到基因组的位置。如果不幸插入错误位置，甚至可能激活癌症基因。

于是，他们产生了一个革命性的想法：能否不用DNA，而用它的信使——mRNA来指导细胞生产所需蛋白质？这样既能达到治疗目的，又不会篡改生命的基本蓝图。

然而，将理念变为现实，需要解决三大难题：如何大规模制造mRNA？如何将mRNA送入细胞？如何欺骗身体的免疫系统？

问题如一块石头，在沉寂多时的学界溅起一片涟漪。大佬们纷纷发挥自己的长处，很快取得了突破：

制造问题上，生物化学家斯图蒂尔发现的T7噬菌体RNA聚合酶成为高效的“分子复印机”，解决了mRNA的大规模合成问题。

递送挑战中，曾从事古典吉他演奏的科学家菲利普·费尔格纳带来了艺术家的灵感，研制出脂质体“特洛伊木马”，后来经库里斯优化为“智能”脂质纳米粒。

最后的伪装术得益于卡塔琳·考里科和德鲁·韦斯曼的发现，他们通过将尿苷替换为假尿苷，让mRNA在免疫系统面前成功“隐形”。

尽管三大难题均已找到解法，但世界尚未准备好。整个90年代，科学家们虽然已在动物实验中证实mRNA的潜力，但科学界和资本更青睐“稳定”的DNA疫苗。mRNA技术被打上“脆弱”“难递送”的标签，在实验室里静静等待它的时代。

直到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流行病席卷全球。当病原体的基因序列公之于众时，两家长期深耕mRNA技术的公司——德国的拜恩泰科和美国的莫德纳意识到：积攒三十年的拼图，终于可以完整拼合。

在巨大压力和空前的协作下，科学创造了奇迹：2020年底，临床试验显示疫苗有效性高达约95%。

mRNA疗法花了整整30年，终于从不被看好到广受好评。2023年，考里科和韦斯曼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对这场持续三十年的科学远征的最高致敬。

考里科与韦斯曼

在mRNA之外，RNA家族的其他成员早已在疾病治疗领域崭露头角：

经过化学修饰的反义RNA，已成功治愈了多发于儿童的致命疾病——脊髓性肌萎缩；

siRNA则攻克了多种罕见遗传病，并有望进军阿尔茨海默病、肌萎缩侧索硬化等神经系统疾病；

而mRNA，不仅帮助人类遏制了我们这一代经历过的最大规模的流行病，更展现出作为新型疫苗和蛋白质替代疗法的巨大潜力。

永生的悖论

当然，路也有走歪的时候。

从秦始皇遣徐福东渡求仙，到炼金术士在丹炉前苦苦追寻，人类对长生不老的渴望，跨越千年，未曾停歇。

如今，古老的梦想穿上了现代的科学外衣：在保健品货架上，那些号称能“激活端粒酶”、从而“逆转衰老”的药丸，成为这个时代的新型“长生不老药”。

它们所瞄准的，是一个真实存在于我们每个细胞中的神奇装置——端粒酶。这种由RNA和蛋白质构成的精密机器，其发现始于科学家对池塘中不起眼的四膜虫的好奇。

我们的染色体末端有一个像鞋带头一样的保护结构，叫作“端粒”。细胞每分裂一次，它就会磨损一点。当它耗尽，细胞便走向衰老与死亡。这就是生命的“海弗利克极限”。而端粒酶的神奇之处在于，它能利用自身携带的一段RNA作为模板，不断地为端粒添上新的保护段，抵消磨损。

听起来，科学家似乎已经掌握了“永生”密码，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答案是残酷的。在细胞层面，端粒酶确实可以实现让细胞永葆年轻，在干细胞中，它让我们得以新陈代谢，维持生命。然而，这扇门一旦被错误地打开，就会通往第二个房间：癌症地狱。

在90%的人类癌症病例中，癌细胞的端粒酶被重新激活，使得癌细胞获得永生，在人体内无限增殖、转移。著名的“海拉细胞”便是如此，从1951年至今，已在实验室里分裂了超过70年，重量累计可达数千万吨，如果将人们培养过的每一个海拉细胞首尾相连，足以绕地球三圈！

那么，我们能否夺回这把钥匙，只让自己永生，而让癌细胞死亡？

事实证明，这是极其困难的。

市面上那些号称能“激活端粒酶”的抗衰老神药，若真能轻易起效，那它们滋养的很可能不是你的青春，而是你体内潜在的肿瘤。这是一场危险的赌博。

真正的科学前沿，正在尝试走一条更精准的道路：

对于衰老，人们试图精准地激活干细胞中的端粒酶，治疗那些因端粒过短而导致的早衰症、肺纤维化等致命疾病。

对于癌症，人们则在全力寻找只抑制癌细胞端粒酶的方法，试图拔掉癌细胞的“永生电源”，而不伤及正常的干细胞。

端粒酶的发现让我们看到了一幅生命的真实图景：它既非可以无限延长的直线，也非必须严格遵守的程式，而是一场需要精心维持的平衡。

在这个被称为“RNA时代”的今天，我们仿佛手握两面镜子：一面望向40亿年前的生命起源，在那里，RNA可能是点燃生命的第一簇火种；一面照见当下的医学突破，在这里，RNA正成为治愈疾病的全新希望。

也许，下一个“蛋”里，孵出的可能就是全新的“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