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元年十月,辽东经略熊廷弼主动求去,这不仅是辽东局势的转折点,也是他个人命运的转折点。因为数年后,天启下达的绝命诏书开篇即为,“乃廷弼欺朕即位之初,始则托病卸担”,那么熊廷弼为何要撂挑子?
因多位御史弹劾熊廷弼,天启在登基后,即命九卿科道廷议熊廷弼问题。为人刚强的熊廷弼自然接受不了皇帝的不信任,进而主动求去。但“熊大炮”也不甘心就此下岗,于是有了《奉旨交代疏》。既是自辩,也是宣泄心中怒火。
熊廷弼开篇就点明,请辞是因为朝中“小人”逼他走,“则台省诸臣,参臣以破坏辽遗他人,欲勒臣于关外自裁者”。随后熊廷弼用前后对照的方式,说明他履任一年,河东的局势变化。
窃臣昔之来也,辽阳以北空城而逃,辽阳半城而逃。今自沈奉以南,不但本城逃者复归,而开铁蒲懿逃民,不知增集几许,各处客商不知增来几许 … 辽阳弃城也,今复守;奉集弃城也,今复守;宽叆鹻场长永各奠皆弃城也,今皆复守 … 各营渐有屯集,各城渐有设防 … 海运、招买、车牛夫役、催趱置办,与臣毫不相干 ……
只是熊廷弼用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来总结自己的功劳,辽东的稳定以及变好“与臣毫不相干”。这既是对御史冯三元弹劾他无谋欺君的回应,也是毫不掩饰地故意拿腔来发泄不满。
虽然熊廷弼喷得解气,但从朝廷中枢以及天启的视角,也会觉得这个封疆大吏不沉稳、意气用事。
接着熊廷弼汇报了从去年八月至今年九月,他从朝廷领取的粮饷数据。从户部支领银231万两(兵13万)、米100余万石(折银55万两以上),收南京诸衙门以及各布政司输助共计白银130.7万两。
这主要是针对御史顾慥弹劾他耗干了朝廷钱粮,“今年八百万,明年八百万。臣恐财尽民穷,盗贼蜂起。忧不在三韩,而在萧墙之内。”
乍一看,辽东似乎没花多少钱(总计近420万两),是顾慥夸大其词或者污蔑熊廷弼。其实是熊廷弼揣着明白装糊涂,很多钱没直接经他的手,他就没有算。
比如战(驮)马所需的豆、草等饲料的采购费用以及粮、豆、草等输送至辽东的运费(大致在150万两的规模),熊廷弼没算。他自己详细列举弓箭兵器、火器、火药等装备情况时,也没说这些装备的打造费用,以及是谁出的钱(基本都是兵工两部出的) ……
更重要的是熊廷弼没去算,他不同意“辽人守辽土”给朝廷带来的额外支出。由于熊廷弼觉得辽人心不在朝廷(可查阅他的《辽左大势久去疏》),因此他不同意在河东就地招募编练军队,而是要求朝廷从关内各镇调派援军。
首先,关内各镇调派援军并不比辽东就地招募便宜。开拔前的安家费、出征赏钱等一样不能少。除此之外,关内各镇也没有富裕兵力。增援了辽东,自己的兵力缺口怎么办?还不是得额外花钱,招兵并训练。
其次,为了安定军心,各镇援兵并不能常驻关外,不然就形同流放了。因此各镇至少得准备双倍援军以备轮换(类班军),这只会让相关消耗倍增。而且动辄上千里的调动,对于军队来说也是需要海量钱粮来支撑的。
但明廷拿得出这些钱么?所以,朝廷和各地督抚封疆,均支撑不起熊廷弼的需求。
为此兵工两部奏请额外加派一百二十万两辽饷以应不足,兵户两部也强硬将熊廷弼的十八万军队编制给压缩至十三万。而各镇兵马本就缺额严重,不少在派兵援辽时缺编或拉人凑数,这也是熊廷弼骂“镇道诸将,有故抽老弱,抗违不遵”的原因。
综上可以看出,辽东的实际开销,远不止熊廷弼口称的那个数。偏向熊廷弼的兵科给事中朱童蒙至辽东调查后也汇报称,在熊廷弼经略期间,辽东府库收朝廷钱粮兵械等折银总计774万两,至其离职时库存折银只剩74万两。
所以顾慥弹劾的钱粮问题,不仅实际存在,还是熊廷弼和明廷诸多官员对立、矛盾的根源。至于熊廷弼是否心里清楚或理解这个矛盾,至少他表现出来的是不在乎,不然他不会在《部调纸上有兵疏》里骂得那么凶。
兵部尚书黄嘉善、户部尚书李汝华身担兵饷重担,皆图全躯保妻子,莫有肯为皇上拼死力争、上紧干办者,何况各省镇督抚诸臣?今日之事,若非严旨切责而一断之,以误边、误国之法如世庙时事,则兵部户部,谁肯处饷?督抚镇道,谁肯遣将遣兵?日挨一日,不致亡辽东、危北京,而使皇上独当大祸不已也。当此之时,即按丁汝夔、王忬、王汝孝等故事尽戮诸臣亦,何补于成败存亡之数哉。
可惜的是,兵马钱粮不是他用嘴可以骂出来的。更可惜的是,熊廷弼在不满朝臣针对、攻击他时,没有想过他早已向同僚“磨刀霍霍”了。
最后,熊廷弼在奏疏里详细说明了这一年来的军事成绩,以及在辽东各地的具体战备情况。这是回应针对他的核心弹劾 – “出关逾年,漫无定画”,也是解释自己最大的尴尬。
因为他在出关之初豪言,“守住辽阳数月,选练人马,整造器械,挨到明春二三月间,大兵一集,何虑不能制之”。
但熊廷弼的相关解释,至少在明廷官员和天启看来,不仅苍白还有甩锅的意味。
一切地方极繁极重极难事体,有边才数年经营不定者,一年而当之,而为臣者亦难矣 ……
今之兵马,多不中用且少,不足用,乃台省言再不可以征调空诸边。兵不可一日不用,则饷不可不备,乃台省又言再不可骚费空海内 ……
首先,熊廷弼指出平辽这等大事,就不是一年可以干成的。对此,笔者个人觉得天启恐怕是嗤之以鼻 -- 在先帝面前画饼时,怎么不说?其次,熊廷弼认为朝廷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是造成他无法成功的主要原因。
财政匮乏,导致明廷无法满足熊廷弼的用兵需求(十八万)。而兵马不足,让熊廷弼不能按谋划行事。但是作为一方统帅,规划和执行军事方略时能脱离财政这个基础么,能不依据财政状况进行调整么?不然直接讨要百万铁骑,剿灭女真岂不是更简单。
熊廷弼的请辞,除了负气这个性格因素。恐怕是他已看出,朝廷的财力不足以支撑他最初的构想,他也拿不出新的平辽方略来适配明廷财政。再不退,怕是以后想退也退不出来了。
(本文资料来源《熊襄湣公集》)
编者附:
熊廷弼第二次出任经略时还是老问题,他提出的“三方布置”至少用兵24万,对应兵饷超过一千万两,明廷更加养不起(当时辽饷为486万两)。即便没有王化贞,他和明廷也执行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