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以为就是打工，但很快知道不是‘好钱’，再后来发现身边有些人也在干，就觉得没什么大事……”初三即辍学、今年17岁的小岩（化名）最终走上歪路。因为帮助电诈团伙转移赃款，从老家来京的小岩被海淀检察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诉至海淀法院，受到了应有的刑罚。

电信诈骗犯罪，本身就令人深恶痛绝，但最近公检法办案发现，电信网络诈骗的阴影正悄然蔓延至未成年人群体。在不法分子的诱骗下，一些涉世未深的孩子沦为电信诈骗犯罪链条中的一环，他们既是施害者，本身也是受害者。

他们是怎么被犯罪团伙选中、误入歧途的？又该如何斩断伸向未成年人的犯罪黑手呢？

少年犯自述：“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今年初，我收到同乡朋友的一条信息。”小岩回忆，对方问自己愿不愿意到北京打工，送外卖，每天给1000元生活费，每单还有提成。自己成天泡在台球厅、无所事事，又不爱读书，这么好的工作，还能去北京玩玩儿，他便立马答应下来。

随后，朋友给小岩推荐了一个微信好友，称这个人是“老板”，听他的话就行。

“老板”让小岩直接打车从600多公里外的老家到京郊，车费给报销，住的地方已经安排好了，安顿下来后，再通知具体工作。“老板”还要求小岩准备好背包、帽子、口罩和深色衣服等，并告知他“这份工作最多只能干10天”。

“送外卖干吗弄得这么神秘？还限制时间？”小岩此时已经心里打鼓，觉得不对劲儿，但朋友回复他：“干了就知道了，没事。”

“我当时就想着挣钱，反正就10天的事，完了就回老家。”小岩说，自己到了廊坊后，被安排住进了一家民宿。此后接到“老板”发来的“第一单”：一个地址定位，到该处从某人手中取现金。

“‘老板’要求我每次和他通讯后就立刻删除聊天记录，我不熟悉北京，所以具体的地址也记不清了。”小岩只记得自己按要求打车到了地方后，“老板”让他用手机拍摄一段周围的环境，并躲着点儿摄像头。视频发给“老板”一会儿后，对方来信息让小岩和某人接头取钱，“信息里有接头暗号，还有对方穿什么衣服、大概的样子，最后让我把钱点清楚了。”取了钱后，小岩再按照“老板”发来的地址送到另一个地方，这一单就算完成了。

“按照约定，每单我能提成1%。当我从对方（指被害人）手里拿到十几万元（指赃款）的时候，特别兴奋。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小岩说，自己每天至少“跑一单”，当时已经察觉这些钱可能是诈骗的赃款，工作了10天，经手的钱就有100多万元，光“生活费”和“提成”就能到手2万多元。但后来“老板”压根不给“提成”的钱，“说想要钱，就得自己再拉下家，从下家的收入里抽成，挣更多的钱。”最终，小岩在“老板”和朋友的怂恿下，不仅没有按计划干10天就收手，反而把自己认识的3个朋友也拉入了犯罪团伙。

检察官分析：未成年人“好骗”还能“逃避打击”

西城法律援助中心披露，今年以来，公检法机关通知援助的未成年人涉电信诈骗案件达21件，较上年同期增长17件，涉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诈骗罪等多个罪名；涉案未成年人集中在16至18周岁。还有部分14岁、15岁的未成年人，因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被行政处罚。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4）》也显示：未成年人涉嫌诈骗罪的占比从2023年的8.1%上升至10%，成为仅次于盗窃罪的犯罪类型。

为什么电诈团伙瞄准了未成年人群体，使尽花招把他们拉入到犯罪组织呢？

海淀检察院检察官王敬敬对此分析，一方面，未成年人心智发育不成熟，法律意识淡薄，甚至存在畸形消费观，容易被高额报酬、优厚生活费、报销食宿路费等物质条件吸引，由此“入局”；待加入后，诈骗分子再透露实际工作为收取、转移资金，系统教授其取钱话术、操作流程、反侦查手段等，很多未成年人便在操控下走上了犯罪道路；而且，犯罪团伙为规避侦查，通常将未成年人参与时间控制在10天以内，并建立完整的管理体系，设置专人负责招聘、管理、后勤保障及工资生活费发放等环节，形成一套完整的犯罪运作机制，未成年人一旦加入便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另一方面，电诈分子“看上”未成年人，也是为了逃避司法打击。他们认为，未成年人会被法律“从轻发落”，哪怕被抓到也能从轻或减轻处罚甚至不承担刑事责任。一些未成年人也听信了这种“忽悠”，相信“被抓也没事”“包取保”等错误观念，放心当起了“工具人”。

社工调查：大部分青少年犯罪时呈“三无”状态

什么样的未成年人容易走上歪路？司法机关办理的相关案件统计分析，此类未成年人具有典型的“三无”状态：无稳定就学、无正当职业、无固定收入来源。

“小岩的家庭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情况里比较典型。”来自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的司法社工赵心怡，对小岩的犯罪原因、家庭监管等情况进行过深入调查。

她告诉记者，小岩由父母及祖父母共同管教，家庭里存在两种不一致的教养风格：父亲的教养风格较为专制，表现为与小岩日常互动和情感交流不足，常常以“制定规则－要求听话”的方式进行管教，并以“训斥、打”的单一方式进行惩戒；而母亲和祖父母的教养风格则偏向骄纵，用父亲的话就是“惯孩子”，表现为不舍得让小岩承担家务，为他营造舒适的生活环境，尽可能满足他的消费需求等。

这种家庭教育背景下，致使小岩养成了贪图享乐的较强欲望，但自我控制能力又较弱。“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不爱学习、吃不了读书的苦，但又不愿踏实工作，轻易被‘事少钱多’的话术所吸引。”赵心怡介绍，小岩初中便辍学在家，父母好不容易帮小岩上了一所职高，小岩又因为难以忍受学校的规范和作息再次辍学；小岩也干过餐馆服务员工作，但因为嫌“干得累、挣得少”就又撂了挑子。

司法社工分析，“两极化”的教育方式，还导致小岩难以形成稳定的价值判断，且未能促进小岩有效发展自主能力，以至于他在是非判断、自主决策、行为管理等方面都能力不足。

赵心怡呼吁，父母一定要注重家庭教育方式，一旦发现孩子开始有了吸烟喝酒、旷课逃学、打架、进入法律规定未成年人不宜进入的场所等不良习惯后，要及时阻止、矫正，避免孩子一步步沦为“三无”状态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民警披露：三种渠道吸引未成年人“入局”

公安机关、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目前主要有3种渠道吸引未成年人加入犯罪组织。

据一线办案民警透露，部分孩子参与犯罪，是在网上看到了虚假的“高薪兼职”广告。这些广告主要集中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和求职网站，其中往往包含“暗语”“黑话”，如“杀鱼（类似杀猪盘）”“手机口（帮骗子搭建与被害人的通话桥梁，相当于‘中转站’）”等，这些招聘广告主要诱惑一些有犯罪经历的未成年人再次犯罪。

还有一些涉案未成年人交代，是在外网上看到了犯罪团伙发布的“招聘广告”。外网上发布的内容更为直接，不仅明说了是犯罪，还把需要注意哪些细节、要做哪些准备都一一列明。

此外，更多的涉案未成年人像小岩一样，通过“人拉人”的方式，被朋友、老乡带入犯罪组织。王敬敬分析，未成年人基于对熟人的信任，轻信“介绍工作”“兼职赚钱”等说辞而加入犯罪团伙；而且，受从众心理和模仿效应影响，当个别未成年人因参与犯罪获得经济利益时，其身边朋友往往主动询问并效仿加入。这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通过未成年人社交网络扩散的犯罪模式，具有典型的群体性特征，其传播速度和影响范围都更为显著。

刑事责任：参与犯罪，不可能“一放了之”

“未成年人犯罪没事儿是极具迷惑性的认知误区。”王敬敬指出，年龄不是逃避法律制裁的挡箭牌，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法律一贯秉持宽容不纵容的原则，无论是违法还是触刑，都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另外，这些违法犯罪记录会对未成年人的未来发展埋下隐患，尽管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一定条件下可以封存，但根据法律规定，一些特定领域仍然可以依法查询到；而且一旦犯罪，经历刑事司法的整个程序也会对未成年人身心造成一定影响，甚至对家庭、亲子关系、再回归社会产生障碍。

王敬敬也明确表示：对于参与犯罪的未成年人，司法机关更不可能“一放了之”。“例如小岩，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他虽然认罪，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他的行为给被害人、给社会秩序带来的伤害。根据社工出具的再犯风险评估量表显示，小岩的再犯风险为中度。”王敬敬说，考虑到涉案金额、危害后果及小岩到案后的态度，本着惩治也是挽救的工作目标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检察机关对小岩提起了公诉，让他接受法律的审判。

司法观点：教唆利用未成年人犯罪，从严惩处

“家长是家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一定要认真担负起责任。”王敬敬说，办案中发现，很多孩子接触网络平台时，都是用家长的信息注册，从而避开“青少年模式”，由此接触到了大量不良信息。对此，家长应该特别关注孩子的网络行为和社交动态。同时，要加强正确价值观引导，避免孩子产生“不劳而获”等错误理念。

网络平台要加大监管力度，对于虚假广告，特别是一些网络“黑话”等关键词，要及时清理，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推送此类信息。

司法机关和学校应当加强普法力度，把网络安全教育纳入日常教育体系当中，通过典型案例分析等方式向学生普及电诈常见套路和危害，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避免落入网络犯罪陷阱。

另外，针对辍学青少年更容易成为未成年人犯罪主体这一现象，王敬敬建议，社会各方都应为控辍保学提供更坚实的保障，共同筑牢控辍保学防线，守护每一个孩子的求学之路，这样才能有效防止未成年人沉沦为不法分子。

海淀法院少年法庭副庭长曹晓颖则提出，法院办理案件时，对于教唆、利用未成年人犯罪的被告人要坚持从严惩处，依法从重处罚；庭审中，对涉案的未成年被告人应注重释法说理，加强法庭教育，对于监护人有针对性地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合力帮助未成年犯罪人改过自新。同时，强化法治教育，提升未成年人法律意识，开展普遍预防，避免更多的未成年人触法涉刑。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