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鳌拜，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飞扬跋扈和权力专政，尤其是在影视剧《康熙王朝》和小说《鹿鼎记》等作品的影响下，鳌拜的这一形象愈发深入人心。确实，作为康熙初期的权臣，历史上曾专门称这一时期为“鳌拜专权时期”，可见鳌拜在当时的朝堂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巨大影响力。而且，当时年幼的康熙皇帝确实对鳌拜心生畏惧，这一点在鳌拜曾胁迫康熙下令处死苏克萨哈全家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正因如此，康熙皇帝和孝庄太后才不得不依靠赫舍里氏家族首辅大臣索尼的帮助，最终通过联姻和赫舍里家族的支持，才成功完成了“智擒鳌拜”的壮举，重新将权力收回到自己手中。

然而，曾在康熙朝专横跋扈的鳌拜，在顺治朝时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姿态。他对顺治皇帝始终保持着毕恭毕敬的态度，直到顺治去世。这种转变既体现了鳌拜对皇太极以及爱新觉罗家族的忠诚，也体现了他对顺治对他“恩情”的感激和报答。

鳌拜的起步并非依靠亲戚，而是完全凭借自己的勇武崭露头角。尤其是在著名的“皮岛之战”中，鳌拜亲自率领“敢死队”，冒着明军猛烈炮火成功实施“抢滩登陆”，为清军攻占皮岛立下了赫赫战功。凭借此役，鳌拜声名大噪，并获得了皇太极赐予的“巴图鲁”称号，此后，他愈加受到皇太极的信任和器重，同时他在两黄旗中的地位也逐渐上升。

1643年，皇太极去世，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与弟弟多尔衮之间为争夺皇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此期间，鳌拜等两黄旗的高级将领坚定支持豪格，并多次表示要立皇太极的亲子继位。豪格在某次言辞不慎后失去了争夺皇位的主动权，而鳌拜等人则誓死力挺豪格。最终，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济尔哈朗提出让皇太极的第九子福临继位，经过多尔衮和豪格的同意，这场皇位争夺战才得以结束。从那时起，多尔衮与鳌拜之间的矛盾也就此开始。

多尔衮在顺治二年要求鳌拜当众宣读一份批评阿济格的奏折，但鳌拜识破这是多尔衮试图借此羞辱顺治皇帝，于是坚决拒绝。结果，多尔衮不仅对鳌拜罚款一百两，还剥夺了鳌拜因参与讨伐李自成所立功的表彰，并因其为索尼辩护而降职。那时，多尔衮首次借机打压鳌拜。

第二次发生在1648年，多尔衮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折磨豪格致死，随后展开对鳌拜的报复，差点将其处死，最终鳌拜被削职为民。而第三次是发生在1650年，当时“锡翰告密事件”爆发，多尔衮却将责任完全推到与此事无关的鳌拜身上，意图加罪鳌拜。

1650年，多尔衮去世后，顺治皇帝终于摆脱了长久以来的恐惧与束缚，顺利开始亲政。与顺治一同得到新生的，还有曾受到多尔衮打压的许多王公贵族和两黄旗的高级将领，包括鳌拜。此后，鳌拜得到顺治皇帝的信任，被赋予重要职务，逐步进入了权力的中心。

对于顺治皇帝，鳌拜不仅始终忠诚，还心存感激。许多人认为康熙之所以要“智擒鳌拜”，是因为鳌拜有了背叛之心，甚至想废掉康熙自立。但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实际上，鳌拜从未有过背叛爱新觉罗家族的想法。在多尔衮与豪格争夺皇位时，鳌拜支持了豪格，而当济尔哈朗提出福临继位时，鳌拜也支持了顺治。这其中既有对皇太极的忠诚，也有为继续留在两黄旗阵营的考虑，毕竟若没有皇太极的皇子继位，鳌拜等人可能会重蹈当年多尔衮兄弟的覆辙。

多尔衮对鳌拜的仇恨源自鳌拜坚定支持豪格和顺治皇帝，这让他对鳌拜恨之入骨，连续三次对其施加惩罚，甚至想要置其于死地。在多尔衮去世后，顺治皇帝亲政，鳌拜得到了重用，顺利度过了生死关头。

顺治皇帝对鳌拜的关怀也深深感动了他。顺治十三年（1656年），鳌拜旧病复发，卧床不起，顺治皇帝亲自前往鳌拜府邸探望并慰问他。这种君臣之间的良性互动不仅拉近了彼此的关系，也让鳌拜对顺治更加感恩，推动他更加尽职尽责地为顺治效力。

在这一时期，鳌拜不再有任何专权的野心。尽管顺治皇帝对他极为信任，鳌拜的朝堂地位却并非最高。在他之上，还有两位不可忽视的人物。首先是郑亲王济尔哈朗，他是顺治刚登基时的第一辅政王，尽管因多尔衮的打压而一度退居二线，但在多尔衮倒台后，济尔哈朗联合其他皇室宗亲对多尔衮进行清算，成为了朝堂上的第一人。其次是索尼，作为三朝元老，索尼无论在地位上还是声望上，都压过了鳌拜。

除了济尔哈朗和索尼外，朝堂上还有其他掌握权势的满洲勋贵，鳌拜在其中并未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再加上鳌拜对顺治皇帝的忠诚，他并没有像后来的情况那样参与权力斗争。因此，鳌拜在这一时期并没有表现出专权的欲望，而是一直以忠诚的形象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