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常常用杯酒释兵权来形容赵匡胤收回武将兵权，这个事件被视为解决五代十国以来武将自重、藩镇割据问题的关键。然而，这种说法实际上有些片面，忽略了许多细节。

杯酒释兵权并不是指赵匡胤仅仅解除藩镇的兵权，而是指赵匡胤收回的是禁军中老将的兵权，而非地方藩镇的权力。实际上，在收回兵权后，赵匡胤将这些禁军的老将重新任命为地方节度使，比如石守信被任命为天平军节度使，高怀德被派往归德军节度使，罗彦瓌则被派往彰德军节度使等。这种做法反而加剧了藩镇割据的隐患。

那么，赵匡胤是如何应对这一问题的呢？总结起来，他采取了十二个字：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建隆二年（961年），赵匡胤与赵普进行了一次著名的对话。赵匡胤问：自唐代以来，帝王更替频繁，战乱不断，百姓疾苦，原因何在？我想结束战乱，使国家长治久安，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赵普回答道：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藩镇权力过大，君主权力较弱。解决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削弱他们的权力，控制他们的财政，收回精兵，天下自然会安定。赵匡胤听后点头同意，表示已经理解。

赵普的回答清晰地揭示了中唐以来政变频繁、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并且提出了三大纲领：削权、制财、收兵。这些措施最初是针对藩镇问题提出的，但后来赵匡胤及其继任者的政治实践，将这些纲领应用到加强中央集权的各个方面。

例如，赵匡胤通过设立参知政事来削弱相权，设立枢密院与中书省并列作为重要机构，收回中央的兵权；通过设立三司来管理财政，控制地方的经济收入。

赵匡胤在解决藩镇问题时，严格遵循了三大纲领，特别是在削夺其权方面，他实施了三项主要措施：

首先，取消了藩镇对支郡的管理。自唐代以来，节度使通常管理一片区域，尤其是辖区以外的支郡。赵匡胤平定荆湖后，决定将这些支郡划归中央直接管辖，派遣文官担任地方长官，确保这些地区的权力不再集中在藩镇手中。这一做法后来也推广到南方的其他地区。

其次，赵匡胤在建隆四年开始，推行了通判制度。通过在地方设立由朝廷任命的通判，来监视和制衡节度使的权力。通判的职责不仅仅是监督地方行政，知州在处理公文时也必须与通判共同签署，使得通判拥有较强的权力。通判制度的设立有效地削弱了藩镇的控制力，地方政府的权力逐步被削弱。

最后，赵匡胤加强了司法的中央集权。在五代时期，藩镇对地方的司法权有很大的控制权，经常滥用职权，审理不公。赵匡胤采取了具体措施，要求各州的死刑案件必须由中央的刑部复审，同时恢复了县尉制度，剥夺了藩镇对地方司法的干预权。

在制其钱谷方面，赵匡胤实施了四项主要措施：

首先，他严禁藩镇截留地方财赋。唐代以来，藩镇经常私自截留税收，宋初，赵匡胤通过一系列诏令，规定各地所收税赋，除了必要的开支外，必须送往京城，切断了藩镇的经济支持。

其次，赵匡胤设立了漕司来收取和管理地方的财赋收入。这一举措使得地方的财政收入直接归中央管理，大大增强了朝廷对地方经济的控制。

第三，赵匡胤派遣官员亲自监管地方商税的征收。五代时期，地方的商税和专卖税多由藩镇控制，藩镇经常任意征税。赵匡胤通过派遣京都官员到地方进行监督，实施了严格的税收管理，确保税款归公，剥夺了藩镇对财政的控制权。

最后，赵匡胤禁止藩镇进行商业活动。五代时期，一些藩镇通过经商赚取暴利，赵匡胤通过发布命令，禁止藩镇的官员从事贸易活动，切断了他们的经济来源。

在收其精兵方面，赵匡胤实施了三项主要措施：

首先，他选拔地方的精锐士兵充实中央禁军。赵匡胤要求各地选拔骁勇的士兵补充禁军，以增强中央军队的战斗力，并且通过木挺制度统一兵员的标准，使得地方的精兵逐步进入中央禁军，削弱了藩镇的军事力量。 其次，赵匡胤通过撤换节度使来控制地方的军事权力。在开宝二年，他与五位节度使举行宴会时，通过言辞和举措迫使他们辞去职务，并且用虚职取而代之，进一步削弱了藩镇的军权。 最后，赵匡胤通过任命文臣代替节度使来削弱藩镇的军政权力。在节度使职位空缺时，赵匡胤往往任命京官代为管理，而这些京官多为文臣，没有军事经验，从而避免了藩镇将领的再次崛起。 通过这些措施，赵匡胤成功削弱了藩镇的权力，加强了中央集权，为北宋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 此外，赵匡胤在兵制方面也实施了三项重要方针： 首先是三权分立。赵匡胤在枢密院、三衙等机构中实行兵权分立，将兵权分为三部分，确保中央对军事的有效控制。 其次是强干弱枝，即加强中央军队，特别是禁军的力量，而削弱地方军队的权力。这一策略确保了京师的兵力远远超过地方，避免了地方军队的叛乱。 最后是以文统武。赵匡胤设立了由文官管理兵权的制度，限制了武将的权力，确保了中央政权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