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军阀割据,形成了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可在这场波澜壮阔的乱世争斗中,还有一个国家,常常被人遗忘。
它不在中原,而在遥远的东北边陲。那便是由辽东太守公孙度建立的“燕国”。它在乱世中独立近半个世纪,直至魏国强将司马懿亲征,方才被灭。
公元189年,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震动。中原陷入混战,朝廷名存实亡。此时的辽东,地处东北偏远,远离权力中心,成为许多势力眼中的“安全角落”。
辽东太守公孙度原是东莱人,早年因治政有方,被朝廷任命为辽东太守。他抵任辽东后,迅速掌握当地军政权力,整顿地方秩序,修筑城防,加强与周边部族的关系。辽东民众多年来深受边境战乱之苦,对这位能稳住局势的新太守颇为信服。
公元190年,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天下形势骤变。公孙度借机宣布辽东独立,自称“辽东侯”,后又自立为“燕王”。他占据辽东半岛及辽西走廊,控制今日辽宁、朝鲜半岛北部一带,成为东北地区事实上的统治者。
辽东地处偏远,却并非穷乡僻壤。自汉武帝开拓东北以来,这里商路通达、矿产丰富、盐铁兼备,是边疆的重要经济区。公孙度凭借地理之利,经营地方,征召部曲,逐渐建立起稳定的割据政权。
立国之后,公孙度推行较为稳健的统治政策。他深知辽东地处边陲,最需防范的不是中原诸侯,而是东北的高句丽与乌桓部族。于是他采取“以战养边”的策略,一边修筑防线,一边主动出击。
据史书记载,公孙度曾率军东征高句丽,一度攻至其都城丸都,迫使高句丽退避山谷,表示臣服。南方方面,他又派兵渡海进攻山东半岛的登州、莱州一带,占据沿海数郡,控制海上交通。辽东军的战船往来渤海湾,成为北方海域的一股强大力量。
公孙度在内政上任用本地豪强及汉人士族,稳定社会秩序;在外交上,则与曹操、孙权都有往来。曹操曾派使者招抚,公孙度表面恭顺,实则暗中固守。为了显示独立地位,他在辽东铸钱、建宫殿,设百官,行王礼,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小王国。
公孙度统治二十余年,辽东地区社会相对安定,百姓得以生息。乱世中能做到这一点,实属罕见。
公元204年,公孙度去世,其子公孙康继位。与父亲相比,公孙康性格更为谨慎。他清楚辽东虽远,但魏国势力逐渐北伸,不可与之正面冲突。
公孙康一面向曹操称臣,名义上接受魏国册封,另一方面继续保持实质独立。他奉行“表忠于魏,实固辽东”的政策。为了防备来自高句丽与鲜卑的威胁,他修筑边防要塞,并将部分人口迁往内地,以巩固统治基础。
在这一时期,辽东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涌动。曹操多次派使者督促其入贡,公孙康则推托不前。辽东对外仍维持着独立财政与军备,甚至继续对朝鲜半岛南部的乐浪、玄菟郡施加影响。
公孙康统治期间,辽东保持近二十年的稳定。他去世后,权力传给其弟公孙恭,但不久又被公孙康之子公孙渊推翻。辽东的第三代统治者登场,新的波折也随之到来。
公孙渊继位后,野心勃勃。他不甘心长期处于魏国的阴影之下。公元232年,孙权派使者到辽东,试图与其结盟以牵制曹魏。公孙渊表面应允,接受孙权封其为“燕王”,但随后反悔,竟杀掉吴国使者,将首级献给魏国,以示忠诚。
然而,这一举动并未换来信任。魏明帝曹叡疑其反复无常,命司马懿以抚为名,暗中准备讨伐。
236年后,公孙渊见魏国无动于衷,重新萌生独立之心。他自称燕王,年号“绍汉”,企图恢复汉室旧统以号召天下。他派人联络鲜卑与高句丽,试图建立东北同盟。
238年春,魏明帝下诏命司马懿北征辽东。司马懿率军四万,从襄平一路北上,连克燕国防线。夏季连日大雨,辽水暴涨,燕军退守襄平。司马懿乘势筑堤引水,断其粮道。公孙渊出城决战,大败,被迫退守。
七月,魏军攻破襄平。公孙渊及其家族被俘,数千人遭诛。辽东燕国灭亡,历时四十八年,比蜀汉的存在时间还要多出六年。
在后世的史书中,人们常说“三国鼎立”,而鲜少提及辽东燕国。原因何在?
其一,燕国地处边陲,未曾真正参与中原的争霸。魏、蜀、吴之间的对抗,是以洛阳、长安、建业、成都为中心的权力斗争,而辽东的政治活动始终局限在东北一隅。
其二,燕国虽称王,却未建年号称帝。在当时的政治体系中,它仍属诸侯级别,而非独立帝国。
其三,后来的《三国志》以陈寿所撰,他身处蜀地,对辽东的记载有限,仅在《公孙度传》中简略带过。燕国既未左右中原形势,又无大规模文化遗产,自然容易被人遗忘。
但从历史的角度看,燕国的存在有其独特意义。它维系了东北地区的秩序,使辽东免于中原连年征战的破坏;同时,它也为后来的东北政权,如慕容氏前燕、契丹辽国,提供了政治与军事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