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刘志彪 王兵

“十五五”时期需要重新认识生产性服务业的特点与经济属性，确立其在产业政策支持上的优先战略地位。这不仅是中国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有利于强化中国对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治理权的掌控。

全球未来产业科技竞争的本质

当前全球产业科技竞争已超越单一技术领域的较量，演变为产业生态系统整体效能的对抗。芯片、光刻机、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航空发动机等硬科技的竞争，仅仅是产业科技竞争的冰山显露部分，而支撑技术研发、转化与商业化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包括工业设计软件、科技金融、技术转移、标准认证等，是产业科技竞争的冰山底座部分，构成了决定未来产业竞争成败的隐形基础设施，它们的发展较量才是全球未来产业科技竞争的本质。

在未来全球产业科技竞争背景下，将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定位为新“动力产业”，可以从三个方面构建起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非对称优势：一是在技术突围的杠杆支点方面，在短期内硬件领域难以全面超越的客观条件下，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可形成“四两拨千斤”的突破效应。譬如，加强工业软件研发投入，增强中国在“软件定义制造”权力结构中的控制权，有利于撬动整个芯片产业链的升级；加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构的培育，通过专利组合运营，有望唤醒高校及科研院所规模巨大的“沉睡专利”并实现巨额转化收益。二是在创新生态的价值构建方面，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通过市场机制弥补创新体系的结构性缺陷。譬如，风险投资赋予创新试错容错空间；科技咨询机构弥合科研与产业认知鸿沟；工业互联网平台促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等。三是在规则主导的载体支撑方面，在云计算、数据服务、平台经济等新兴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成为未来全球规则博弈焦点的背景下，谁掌握了标准认证、检验检测、合规服务、数字规则设计等生产性服务能力，谁就掌握了产业规则制定权。这些领域的“软实力”建设，比单纯技术突破更具战略持久性。

“十五五”时期如何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

第一，在国家战略与政策层面，需要重新认识与评估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性质和功能，深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战略地位与实体经济属性的认识。当前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认知偏差，构成了制约其发展的根本障碍。比如，将生产性服务业等同于一般服务业，甚至将其视为虚拟经济和泡沫部门；低估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系统的支撑作用；受“统计幻觉”影响，认为美国制造业比重低因而其制造业不行了，从而误判了中美制造业竞争背后“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的隐形竞争力。为此，需从理论本源上重新认识其定位：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是以知识资本、人力资本为核心投入的新型实体经济形态，它通过技术渗透、创新扩散和生态重构，直接决定制造业的价值链位势。

第二，深化市场化改革，破除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行政垄断、要素错配与开放不足三重约束，释放其专业化、市场化、开放化发展潜能。“十五五”时期应坚持以市场取向的改革打破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释放其替代性增长潜能。在政策设计上，一是应消除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差别化政策歧视，尤其是在土地与金融等基础性资源方面施行平权政策。二是渐进式破除行政性垄断。譬如，在检验检测、技术标准认证等行政依附性强的领域，推动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允许第三方机构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三是推动头部企业通过“反向混改”剥离生产性服务部门，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发展。

第三，构建“服务贸易+制造能力”双轮出海平台与生态，应对全球竞争从“硬制造”向“软服务”延伸的趋势，强化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支撑功能。未来中美制造业在全球竞技场的角逐，绝不是制造业规模上的竞争，而是“制造业主战场+生产性服务业隐形战线”的平台或生态的较量。为此，在政策设计上，一是要加快培育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有市场控制力的产业组织形式，尤其是培育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大型跨国企业。二是要打造跨境服务贸易枢纽，形成以服务能力为核心的境外投资新模式，以对冲传统货物贸易面临的“近岸外包”冲击。三是要加大服务外包政策的开放力度。比如，试点布局“生产性服务业离岸中心”，重点发展工程服务外包、工业软件外包、技术标准开发等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等等。

第四，改革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即应从过去支持后端的一般制造业的产能复制与扩张，转向重点支持上游的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健全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增长机制。当前，国家正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但落在地方实践上，往往演变为在供给侧生产能力方面规划大基建、大产能项目，支持了终端一般性制造业的产能扩张。而在制造业终端需求面临收缩的情况下，加强对属于产业链前端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资本、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的投资，才是推动制造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第五，健全有利于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的新型统计监测体系，精准识别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是应尽快修正国民账户核算体系中服务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割裂状态，建立穿透式产业统计标准和生产性服务业卫星账户核算制度。二是开发多维动态评估工具和产业关联度追踪系统，建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指数或“全要素服务生产率”指数。构建全球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监测体系，监测中国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国际发展坐标。

（作者分别为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