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我们能不能如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看科技自立自强。”“十四五”期间，我国科技创新书写精彩答卷：中国首次跻身全球创新指数前十，一个个“首艘”“首座”“首次”成为我国牢牢把握发展主动、从追赶者向领跑者转变的鲜活注脚。

面向“十五五”，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如何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本报约请三位学者研讨交流。

■主持人：陈瑜 本报记者

■嘉宾：朱学彦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刘小玲 上海科学院发展战略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常旭华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教授

“中国天眼”全景 新华社图

主持人：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我们能不能如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看科技自立自强。”在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如何深刻理解科技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关系？

朱学彦：从历史经验来看，现代社会经历的三次现代化浪潮都是以科技创新为先导，为社会生产力的跃升注入了强大动力，也助推了大国力量更迭和国际格局演变。科技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唯有依靠科技赋能，才能在超大人口规模下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在资源环境紧约束下实现增长与绿色的双赢，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实现安全与开放的动态平衡。科技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通过革新劳动工具、拓展劳动对象、提升劳动者素质等方式实现科技现代化，才能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物质技术基础，同时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更好带动经济转型升级以及服务民生福祉。中国式现代化引领科技现代化发展方向。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决定了科技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要嵌入“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文明总目标，这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科技创新发展划定了需求边界、价值排序和治理规则。

刘小玲：这种内生关系，我理解为：科技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核心驱动力，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则为科技发展锚定了方向、路径与价值尺度。

从历史维度看，英国工业革命的案例极具启发。蒸汽机的改良与广泛应用，不仅解决了矿井排水、纺织动力等具体技术问题，更催生了工厂制度、铁路网络和全球贸易，重塑了社会结构与国家力量，使英国率先迈入现代化。这正是技术突破引发生产方式变革、进而全面重塑现代化图景的经典例证。它表明，科技现代化绝非孤立的技术追赶，而是通过催生新质生产力，系统性推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深刻变革。

将此映射至当代中国，科技现代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体现在：第一，驱动高质量发展。唯有通过科技创新培育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才能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实现内涵式、可持续的增长。第二，保障国家安全与自主性。在大国博弈背景下，关键核心技术关乎国运。从“两弹一星”保障了新中国战略安全的历史经验可知，科技自立自强是现代化事业不被打断的根本保障。当前在芯片、工业软件等领域的攻关，正是为了掌握发展主动权，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行稳致远。第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新技术在精准脱贫、乡村振兴等领域的应用，展现了其服务于人民福祉的本质。例如，中国的网络信息技术不仅重构了平台经济，更通过普惠性创新带动了直播带货等新业态，缩小了城乡发展差距，体现了科技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价值目标的统一。

常旭华：从“向科学进军”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实施了一系列科技战略。当下，需要解决科技供给问题落实“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解决教育发展质量问题落实“人才是第一资源”，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问题落实“创新是第一动力”。中国式现代化应当是以科技现代化为底层性、内生性驱动力量的现代化，具体表现在：一是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推进现代化建设以本土科技支持为主，基本摆脱海外技术资源依赖；二是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高附加值尖端产品与服务应用引领全球。同时，科技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的多元需求与丰富场景为发展蓝图。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统一市场优势，需求场景异常丰富，能够为可持续的科技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主持人：“十四五”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五年。“中国天眼”发现逾千颗脉冲星，北斗探空系统达到全球领先水平……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加速涌现，夯实科技强国建设之基。面向“十五五”，如何进一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科技竞争优势？

刘小玲：进一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关键要跳出“单纯集中力量攻关”的传统认知，深刻把握其“有组织科研”+“全链条布局”的双重内核——既强调通过国家/政府统筹集聚多方力量攻坚克难，更注重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完整创新生态构建，这才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科技竞争优势的核心逻辑。

“中国天眼”从立项到发现千颗脉冲星、“北斗”从系统组网到全球服务领先，本质上都是新型举国体制“全链条思维”的胜利：前者依托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既解决超长距离的观测技术难题（工程攻关），更通过长期稳定的基础研究投入，支撑天文学家在脉冲星天体物理等领域产出原创发现；后者从卫星导航的理论研究、芯片研发到终端应用推广，覆盖了“基础理论-关键技术-产业应用”的全流程，最终形成“国之重器+万亿级市场”的双向赋能。这种从头到尾的布局，避免了“只攻技术、不夯基础”或“技术突破、无法转化”的断裂。

面向“十五五”，需进一步强化这种全链条思维：在新兴赛道（如高端芯片、新材料、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一方面既要长期稳定支持材料科学、量子物理、算法等基础研究，解决“没有源头活水”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提前布局从原始创新到中试验证再到产业化的“创新接力棒”，让实验室里的论文更快变成生产线上的产品。只有让“有组织科研”与“全链条布局”同频共振，才能真正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源源不断的科技竞争力。

常旭华：全球科技竞争比拼的不是数量，甚至不主要是质量，比拼的是科技创新速度，特别是迭代速度。“十五五”是我国实现2035科技强国目标承前启后的五年，倒排任务节点，必须在有限时间内实现若干领域的重大科技突破，时间约束与重大成果是唯二指标，这就必须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举国体制的核心是组织模式与资源配置。与“两弹一星”时代举国体制不同，新型举国体制是在科学目标、工程目标不确定的情形下，创新组织模式，保障市场机制与指令机制共同主导资源配置。具体而言，一方面吸收继承传统举国体制所蕴含的科技创新计划性、指令性，通过优化、重塑组织模式推进自由探索、兴趣导向型科研活动趋于收敛；另一方面做大增量、优化存量，以国家战略资源为支持、耐心资本为催化、产业政策为抓手，通过相对集中的资源配置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此过程中，强化科技竞争优势首先要处理好快变量与慢变量、短周期与长周期关系，最大限度凝聚共识，避免以“快”为核心的新型举国体制过度挤占前沿基础研究、颠覆性创新等“慢”特征创新所需资源；其次，需要加强市场力量发挥，允许市场机制自动修正新型举国体制的道德风险与无效难题。

朱学彦：需要处理好三大关键问题：首先，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形成责权利统一的激励机制，平衡任务目标与多方主体激励，防范合作博弈困境。其次，理顺资源投入和利益分配，构建多元投入和快速响应机制，明确创新主体间的利益驱动，保障多样化运行机制下资源分配的公平与效率。此外，灵活适应技术动态发展，引入动态评估机制，适应从技术追赶到技术引领的组织模式转变。

需要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全流程中优化组织、运行、激励与评估机制：组织机制上，加强动员引导，明确领导机构和协调制度，广泛吸纳创新主体参与。运行机制上，注重系统谋划和资源配置，形成国家战略导向的治理体系。激励机制上，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引入竞争机制提升科研质量和资源配置科学性。评估机制上，实施全生命周期监测评估，完善淘汰机制，确保任务动态优化。

主持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推进，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如何打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的堵点卡点，推动更多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朱学彦：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了创新治理的底层逻辑。其一，创新战略路径正从“追随式”向“引领式”跃迁。中国科技创新要在“无人区”探索，从学习寻找已知答案转向自主创设未知议题。其二，创新增长引擎由“线性叠加”向“指数涌现”演化。科技创新体系需要容忍试错，并形成对成功创新的有力保护与激励机制。其三，价值创造从“要素交换”向“知识融合”转型。创新经济时代需打破要素交换逻辑，通过制度设计促进知识融合与协作增值。

面对创新底层逻辑的深刻转变，关键在于构建与之适配的制度体系。在治理逻辑维度，政府角色需要从“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通过系统性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创新主体松绑减负。在技术逻辑维度，需要双向赋能与核心攻坚。持续攻关底层核心技术才能奠定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安全基石，而积极开放、多元化的应用场景，则为技术迭代提供试验场和加速器。在市场逻辑维度，重在探索生态协同与机制创新路径，构建开放共生、价值共创的创新生态网络。

各类创新主体需要突破原有角色定位。政府部门的科技治理理念与模式更需要注重创新生态构建和服务能力提升。企业创新主体需要超越传统的创新链末端角色，努力成为创新生态的主导力量，有条件的企业可以更加深度参与源头创新。大科学基础设施需要突破“科研工具”角色定位，转型为支撑跨学科、跨主体协同创新的“科创反应堆”型的创新枢纽。科技和金融更好的深度融合则有赖于构建适配“硬科技”长周期、高风险特征的“耐心资本”供给体系与跨周期风险补偿机制。

刘小玲：从科技史上看，巨磁阻效应、光纤、蓝光LED和锂离子电池等经典案例显示，从科技创新到最终实现产业应用都经历了很长的周期，平均超过30年。而如今，借助AI For Science，利用先进计算手段和机器学习，使材料-药物研发由“试错”变“预测”，从实验室算法到药企管线，可能只需要三五年甚至更短时间。

这一方面当然是实验工具的进步，另一方面更在于一大批企业在全链条科技创新的后半段发挥了重要作用。全链条科技创新的后半段已经延伸到经济领域，主要由企业主导，以市场推广应用为目标。今年上海出台《支持企业加强基础研究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措施》，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当企业带着市场需求深入基础研究层面，便能更早识别技术发展的底层逻辑与潜在方向，从而精准预见并破解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化瓶颈——例如，针对研发与需求脱节的“堵点”，企业能将市场导向深植于创新前端，使原创成果更贴合应用场景。正是通过强化对科学规律的自主探索，企业才能跨越“死亡之谷”，最终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常旭华：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关键路径是科技成果转化，即需要将科技成果转化为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产业，这是世界性难题。需要从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提供解决方案。为此要做好三个协同：一是协同“教育-科技-人才”内循环与“科技-产业-金融”外循环，以科技现代化为纽带，加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生态体系建设；二是协同多元主体目标与行动策略，立足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顶层战略调动政府-企业-高校-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解决主体驱动力不足与利益冲突问题；三是协同解决“无成果可转”“好成果难转”“转化不持续”三大问题，推进以成果转化导向而非成果导向的有组织科研，开展以新质生产力导向而非技术商品交易导向的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

主持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今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当前，上海正全力打好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培育攻坚战。如何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

刘小玲：为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先思考：为什么中国的“互联网+”会做得那么好？对实施“人工智能+”有什么启发？有几个因素很重要：一是宽松与灵活的监管环境，为创新型企业提供了试错和快速成长的空间。二是通信网络建设领先，为移动互联网应用打下了坚实基础。三是中国企业的本土化创新能力强，不是简单复制国外模式，而是基于本土文化和用户习惯进行深度创新。四是资本助力与创业生态活跃，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以及科创板等资本市场工具，为初创企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当然在迭代中会需要新的动力，其中尤需关注的就是解决安全和伦理问题。

朱学彦：人工智能除了具备单一技术的战略价值，同时也是改变其他诸多领域的底层技术。因此，推动科技自立自强有三方面工作：首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自身发展。人工智能正在快速变革期，多种技术路线并存，但从总体来看，大模型是最为显著的前沿，各国纷纷聚集资源，进行战略布局。上海以“模速空间”为牵引，打造大模型创新与产业培育高地，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上海经验”。其次，人工智能正推动科技领域发生深刻的范式变革。以“AI for Science”为代表的新模式，使AI成为科学发现的新引擎，正在延伸至工程、技术等更广领域（AI for Technology、AI for Engineering）。人工智能的引入，正加速科研流程的智能化和自动化，为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最后，人工智能技术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与不确定性，其发展必须以安全和伦理为前提。要强化人工智能的治理体系建设，健全算法安全、数据合规与伦理监管机制。

常旭华：围绕人工智能算力、算法、算料、算理构建的生态体系，所有相关底层技术、应用场景开发能力都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聚焦算力、算法能级提升：一是通过“大兵团科研攻关”与“大规模产业集群”，加快补齐短板，逐渐从“以软促硬”向“软硬兼顾”“软硬一体化”发展，解决尖端芯片制造难题；二是立足“以我为主、开源创新”原则，打造中国开创的人工智能创新生态体系，输出中国版“Wintel”人工智能框架；三是以“包容、高效、试验”为发展理念，利用中国创新场景资源优势与超大规模统一市场优势，打造世界级人工智能“爆款产品、爆款服务”，培育世界级领军企业。聚焦算料、算理的有益、安全、公平理念，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必须以服从人类价值为根本宗旨，需要加快技术、法律、道德风险的全球治理，确保所有创新场景同步解决“人机融合”与“人机对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