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25年度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每年颁奖季最后一个颁发的奖项，今年奖金总额为1100万瑞典克朗（约合825万元人民币）。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其中一半奖金授予莫基尔，以表彰其“发现了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另一半奖金则共同授予阿吉翁和豪伊特，以表彰他们“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持续增长的理论”。

乔尔·莫基尔，1946年出生于荷兰莱顿。1974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美国西北大学教授。

菲利普·阿吉翁，1956年出生于法国巴黎。1987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彼得·豪伊特，1946年出生于加拿大。1973年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布朗大学教授。

颁奖机构声明称，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发展都处于停滞而非增长的状态，200年前的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点，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而这一发展的基础是科技创新。三位诺奖得主的研究用不同方法，解释了创新是如何为经济的持续繁荣进步提供动力的。

经济历史学家乔尔·莫基尔研究发现，创新是经济发展成为新常态的必要条件。他证明，如果创新要推动经济进步，不仅需要知道什么有效，还需要对背后的原因进行科学解释，并且对新思想持开放态度和允许社会变革对经济增长都有重要意义。

莫基尔发现，在工业革命之前，科学突破对长期经济增长没有明显影响，这是因为人们在新想法出现后，没能对背后的科学原因进行解释，所以很难在新发现和发明的基础上再接再厉。

1300至1700年间英国和瑞典的人均GDP曲线显示，新想法对长期经济发展无明显影响

相反，英国和瑞典从19世纪初至今的经济增长则是一派完全不同的景象：经济增长成为了新常态，两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约为1.5%。这个数字虽然看上去不多，但这意味着一个人整个工作生涯的收入相比之前翻了一番，全球人类的生活质量因此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工业革命后，英国和瑞典的进入持续性经济增长，人均GDP年增长率约为1.5%

根据莫基尔的研究，导致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有用知识”的流动。“有用知识”（useful knowledge）分为两部分：一是“规范性知识”（prescriptive knowledge），即对事物的概括，比如说明书、图纸、食谱等；二是“命题性知识”（prescriptive knowledge），即对规律的描述，解释事物为什么有效。

莫基尔指出，在工业革命之前，技术创新主要基于规范性知识，人们知道某些东西有效，但不知道为什么，因此规范性知识无法与数学和自然哲学等命题性知识联系起来。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创新尝试通常是随意的，比如建造永动机，或使用炼金术来制造黄金等。

但随着16和17世纪科学革命的发生，科学家们开始进行精确测量、对比实验，改善了命题知识和规范知识之间的反馈，增加了可用于实际生产的有用知识的积累。典型的例子包括：有关大气压和真空的发现促进了蒸汽机的改进，以及由于了解氧气可以降低生铁中的碳含量，实现了钢铁生产的进步。

如果要把新的发现和想法付诸生产，理论、实践、商业知识都是必要的。没有这些，即使是最绝妙的想法最终也只是纸上谈兵，比如达芬奇设计的直升机。莫基尔强调，持续性的经济增长之所以最先发生在英国，就是因为英国是许多熟练工匠和工程师的家园。他们能够理解设计，并将想法转化为商业产品，这对于实现持续增长至关重要。

莫基尔称，持续增长所必需的另一个因素是社会制度需要对变革持开放态度。基于技术变革的增长不仅会产生赢家，也会产生输家。新发明取代了旧技术，并可能破坏现有的结构和工作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新技术经常遭到老牌利益集团的抵制，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特权受到了威胁。而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英国议会等新机构没有站在旧的既得利益者一边，而是能让各方代表有机会聚在一起，互相商讨妥协，这为创新带来持续增长消除了障碍。

莫基尔通过历史观察确定经济持续增长必需的因素，阿吉翁和豪伊特则受到现代数据启发，构建数学模型，提出了“熊彼特式（Schumpeterian）”内生增长理论，揭示技术进步如何带来持续性的经济增长。

正如之前提到的，英国和瑞典等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一直非常稳定，但在这一表象下，社会变化其实纷繁复杂。例如，在美国，每年有超过10%的公司倒闭，而且也有同样多的公司创办起来。其他国家可能比例没有这么高，但每年消失又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内在模式，其实是一样的。

阿吉翁和豪伊特意识到，这种“创造性破坏”的变革过程，即公司和工作岗位不断被取代，是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核心。一家拥有更好产品或更高效生产模式的公司可以超越其他公司，成为市场领导者，这也会激励其他公司进一步改进产品或生产方法，不断提升市场地位。

阿吉翁和豪伊特的模型还分析了如果市场在完全自由、没有任何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是否存在一个能够最佳的研发量，以最大程度推动经济增长。

这一问题背后，是两大力量相互作用。

一方面，投资研发的公司明白，从创新中获得的利润是有限的，因为迟早另一家公司会推出更好的产品。但从社会的角度看，旧创新的价值并未消失，因为新创新建立在旧知识的基础上。因此，推陈出新的社会价值远比其对个体公司的价值大，对创新研发进行补贴对整个社会经济是有益的。

但另一方面，当新公司凭借创新将旧公司取代时，新创新可能只比旧创新略好，其为新公司创造的利润可能是巨大的，而且大于社会经济收益，因此从社会角度看，补贴创新研发可能对社会经济不利。

这两种力量哪一种能占主导取决于一系列因素，这些因素因时间和市场而异。阿吉翁和豪伊特的研究可以帮助决策者理解社会需要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创新研发。

创新研发和推动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一系列复杂因素

与此同时，三位诺奖得主的研究还表明，经济持续增长不等于可持续性增长，技术创新也可能产生严重负面影响，比如加剧气候危机、环境污染、药物滥用、不平等加剧等问题。因此，技术发展还包括及时发现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是一个自我纠正的过程。

另外，创新会产生赢家和输家。由于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创造性破坏”，这意味着大量工作岗位会快速消失变化，失业率可能很高。因此，社会需要为受影响的劳动者提供支持，让他们能够轻松转行。保护工人而非工作，提供灵活的就业渠道，才是正确之路。

“获奖者的工作表明，经济增长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必须维护创造性破坏背后的机制，以免我们再次陷入停滞。”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委员会主席约翰·哈斯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