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冯沅君与丈夫陆侃如一起赴法国巴黎留学，于1935年同获博士学位。冯沅君回国后极少提及在法读书的情形，至于其博士学位论文，学界更是一无所知，深以为憾。留学法国是冯沅君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节点，其博士学位论文的重要意义不言自明。

令人振奋的是，近些年来，山东大学关家铮先生托其友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单志斌博士利用在法国学习的机会，上下求索，终于在尘封的故纸堆中查找到冯沅君的博士论文，并复印带回国内。随后，在关家铮的推动下，山东社会科学院车振华博士和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焦宏丽博士着手将全稿翻译为中文，并写作《新发现的冯沅君博士学位论文〈词的技法和历史〉——兼论冯沅君的词学研究》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并被人大复印资料和多家网站转载，引起了热烈的学术反响。关家铮与其学术团队继而将中文译文多次仔细审校，后附法语原稿影印，在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终于将这部尘封已久的学术遗珠呈现给学界与大众读者。

冯沅君、陆侃如夫妇

那么，尘封法国近百年的冯沅君博士论文，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其对冯沅君的学术历程、对学术史又有着怎样的意义？近日，新黄河记者专访了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文学博士车振华。

《词的技法和历史》：从寻找到翻译、出版

新黄河：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冯沅君先生的？为什么会关注？

车振华：知道冯沅君先生的大名是在我读大学之后。冯先生是现代著名作家，作为中文系的学生，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史肯定要读她的作品。那时读过她的早期代表作《隔绝》《隔绝之后》《旅行》《慈母》等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在二十世纪20年代有着惊雷般的震撼力，数十年后读来仍然会陷入作者酝酿的巨大悲剧氛围中，为主人公的遭遇感到悲悯与同情。准备考研时，作为中国文学史教材的补充，我也读了冯先生与陆侃如先生合著的《中国诗史》，只是粗粗读过，不求甚解，并不能窥测其中的妙处。

在山东大学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对冯先生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冯先生与陆侃如、高亨、萧涤非三位先生并称“冯陆高萧”，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山东大学的金字招牌。文学院的会议室有他们的照片，每次从那里经过，都能感受到前辈们温情的注视与勉励。

我的导师关德栋先生和冯沅君先生交往颇多。在二十世纪40年代，他们就因为从事俗文学研究而相识，后来被有关学者同归入“俗文学派”。1953年，时任福州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关先生受冯沅君、陆侃如两位先生之邀，调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在山大期间，关先生与冯先生合作开设宋元明清文学课程并联合培养助教和研究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曾听关先生讲过冯沅君先生的逸事，那种学者之外的平常人的形象，更加让我感到可亲可敬。

近几年我参与关德栋先生文集的编纂，得以接触许多关先生的手稿信札，其中有些就与冯先生有关。借助这些资料，我和关德栋先生的哲嗣关家铮老师合作撰写了《陆侃如、冯沅君致关德栋书札辑笺》一文，发表在《国学茶座》。我也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了一篇小文章《陆侃如、冯沅君与〈中国诗史〉》，算是在冯沅君研究的道路上迈了一小步。

车振华

新黄河：冯沅君先生博士论文的发现过程，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解并跟进的？为论文寻找翻译以及审订过程中，您有哪些特别的经历和感受？

车振华：查找冯先生的博士论文并翻译出版，关家铮老师起到了关键作用。冯先生留学法国期间曾师从于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而伯希和长期以来被视为盗取敦煌宝库的“文化强盗”，因此冯先生归国后几乎不提自己在法国的留学经历。但在私下场合，她还是和关德栋先生谈起她在法国所做的研究，以及留法经历对她学术生涯的影响。冯先生提供的这些线索为日后搜寻她的博士论文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2022年春，关家铮老师委托在法国学习的友人顺利查到冯先生的博士论文并复印带回国内，奠定了后续一切工作的基础。拿到论文后，我们邀请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焦宏丽老师承担论文的翻译工作。焦老师法文精湛，工作细致严谨，高质量完成了书稿的翻译工作。

影印法文原稿

《词的技法和历史》里有很多词学和音乐的专用术语名词，翻译时既要符合法文用词的原意，又得准确反映冯先生的用意，我们常常反复磋商，有时会参照冯先生的《中国诗史》等前期著作，最后确定一个合适的用词。因为冯先生在法国写作论文查找文献不是很方便，所以论文中有些引文有误，我们都一一订正并作了标注。

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和李剑锋教授一直关注我们的工作并给予我们很大的鼓励与支持，浙江古籍出版社陈小林副总编辑热情策划了本书的出版，诸位先生的热情襄助也是本书得以面世的重要助力。

高度凝练地讲清楚词的形式技法和一千多年来的发展史

新黄河：您认为冯沅君先生的这部博士论文，对于冯先生自己的学术历程而言，占据什么样的地位？比如冯先生是在法国读的博士，为什么会把博士论文定为词学研究？这个研究课题与冯先生此前研究重点和此后研究重点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车振华：长期以来，对冯沅君先生博士论文的内容，学界多有猜测。有学者认为是诗学研究，因为她赴法之前刚和陆侃如先生合作出版《中国诗史》；也有学者认为是戏剧研究，因为冯先生回国后将研究重心放到了古剧研究上。以词学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确实出人意料。冯先生在《词的技法和历史》“前言”中对此作了解释。她认为，“词”是中国诗歌的主要体裁之一，但是在欧洲却鲜为人知，既没有词的翻译，也缺乏相关的批评研究。甚至在中国，虽然几乎所有的文学院都在教授词，但进行词的系统研究者也是寥寥无几。所以，她决定开展本项研究。在赴法之前，她已经有很好的词学研究基础，在法国学习期间，为了拓展研究视野，她将大量时间用在了非文学的课程上，选择自己熟悉的词学作为论文选题，能够保证按时完成论文并取得学位。同时，出于向西方普及中国词学知识的目的，她打破了自己在《中国诗史》中秉持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除了叙述词的“光荣时期”，还沿着词的发展脉络向下追踪，将金、元、明、清词纳入研究视野，建构起清晰而完整的中国词史，借助博士论文的写作完成了一次对自己学术理念的更新。

《词的技法和历史》可看作冯沅君先生词学研究的第三个阶段。二十世纪20年代，冯先生开始以古人治经史之学的方法和精神来治词，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和《语丝》发表以《南宋词人小记》为总题的七篇考证文章，尽显其文献考据的深厚功力。这是冯先生词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中国诗史》是她词学研究的第二个阶段。她在文献考据和传统诗学品评评点的基础上，充分运用比较研究、文化研究等方法，辅以精警透辟的评论，构建了一幅美轮美奂的“近代诗史”的宏大图景。在兼顾史的线索与风格流派上，《词的技法和历史》承袭了《中国诗史》。但是，以词学知识普及为主的创作动机，决定了《词的技法和历史》的写作风格，即舍弃那些略显烦琐的综述和引证文献，代之以简洁平实的描述性语言，力求高度凝练地讲清楚词的形式技法和一千多年来的发展史。在《词的技法和历史》之后，冯先生虽有零星论文发表，但已不再系统从事词学研究，而是开启了戏曲俗文学研究的光辉旅程。

首次将中国词学体系化地引入西方学术视野

新黄河：冯先生的这部博士论文，放在当时的词学研究领域来看有什么样的特点？放在词学研究的学术史上来看，又有着怎样的地位？

车振华：与《词的技法和历史》同时或稍早一些出版的词学史著作有刘毓盘《词史》、吴梅《中国词史》、胡云翼《中国词史略》等，《词的技法和历史》参考借鉴了上述著作，其中多次引用刘毓盘的观点。同时，它又有自己的特色，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

一是对词的形式和内容同等重视。《词的技法和历史》对于词的形式技法给予充分关注，开篇第一章“词的技法”就从“词牌”“调式、声调、韵脚”“音律”“词的修辞”四部分对词的形式进行了细致探讨。

二是叙述线索更加清晰。冯先生将词的历史分为“词的产生”“词的繁荣”“词的衰落”“词的中兴”四个阶段。认为唐和五代十国是词的产生期，宋代为词的繁荣期，金代、元代、明代为词的衰微期，清代为词的中兴期。她对清词的关注不限于词人和词作，还专列一节“批评研究”来讨论清词的理论批评，介绍了《词律》《钦定词谱》《词林正韵》等关于词的技法方面的研究著作，以及《词综》《历代诗余》两部词选，《词苑丛谈》《词林纪事》《听秋声馆词话》《赌棋山庄词话》和《人间词话》等词学批评著作。冯先生还以历史发展的眼光对词的未来作了展望，认为“新诗”“自由诗”“散文诗”等新文体的兴起打破了诗、词、曲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就一直恪守着的规则，词在某种程度上被宣判了死亡，词的研究只是一种历史研究，“词”这一术语也将成为过去式。

三是行文更加流畅可读。为了适合外国读者阅读，《词的技法和历史》偏向词学知识的介绍和普及，行文清新流畅，这也为中国普通读者提供了方便。

《词的技法和历史》的出版，巩固了冯沅君先生在词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她跻身20世纪词学名家的行列，是当之无愧的。

新黄河：您的文章《新发现的冯沅君博士学位论文 <词的技法和历史> ——兼论冯沅君的词学研究》在《光明日报》刊发后，引起了哪些反响？

车振华：《词的技法和历史》完成初稿翻译后，我和焦宏丽老师合作撰写了《新发现的冯沅君博士学位论文 <词的技法和历史> ——兼论冯沅君的词学研究》一文，发表于2024年5月27日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全文五千字，对《词的技法和历史》作了全面介绍，并将其置于冯先生词学研究的历程中来探讨。文章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学研究文摘》和光明网、中国社会科学网、大众网、山东大学新闻网等多家网站转载，许多学界的师友转发文章并予以鼓励。这充分证明了冯沅君先生著作的重要学术价值。

新黄河：《词的技法和历史》在国内正式出版，对冯沅君先生的研究和对学术史的研究有着怎样的意义？

车振华：我认为，《词的技法和历史》的出版有三点意义：

一是填补了冯沅君研究的一段空白。多年来，关于冯沅君研究最大的遗憾是对她留法时期的资料掌握不足，学界对于其博士学位论文一无所知，甚至充满种种臆测。《词的技法和历史》的出版，彻底解决了这一悬案。

二是修正了学术史认知。冯先生早年与陆侃如先生合著《中国诗史》时秉持“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理念，认为南宋以后词的光荣期即告终结，以后便是散曲的时代了。但其博士论文却将词史延伸至清代，提出“衰微期”（金元明）和“复兴期”（清）的分期框架，这一变化修正了学术界对冯先生文学史观的片面认识。

三是具有跨文化价值。冯先生明确以向欧洲学界系统介绍词学为研究动机，指出欧洲当时“既无词作翻译也无批评研究”。她通过梳理词牌、音律、修辞等技法，并构建从唐至清的完整词史，首次将中国词学体系化地引入西方学术视野，冯先生堪称中国词学国际传播的先驱，《词的技法和历史》对于今天的文明交流互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新黄河：从您个人的治学历程而言，您从冯沅君先生、陆侃如先生的学术中获得过哪些滋养和启发？您觉得两位先生身上哪些特质特别值得现在的学者和读者学习和继承？

车振华：冯沅君先生与陆侃如先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背景下涌现出的优秀学者的代表，他们学贯中西，将新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融入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推出了一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著作，如《中国诗史》《中古文学系年》《古优解》等，为传统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双子星”，他们的学术思想对后世学者产生的滋养深远而多维，可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同时，他们又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冯沅君被尊称为“先生”，不仅是对其学术的肯定，更代表了人们对她人格风范的深深景仰。冯先生的一生可谓多艰，但她身上始终洋溢着爱的光辉，爱祖国，爱学术，爱学生，从众多受业弟子的深情回忆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带给人们的融融暖意。对比冯、陆两位先生，作为后学，我们需要学习和继承的，又岂止是学术而已！

（新黄河客户端记者钱欢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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