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三点三十七分，山城重庆闷热难当。九龙坡机场的跑道被烈日烤得晃眼，黑压压的人群挤在停机坪边缘，汗水浸湿了人们的衬衫，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近乎焦灼的期待。中外记者的相机早已对准天空，翘首以盼。终于，一架草绿色的美军C-47运输机冲破云层，带着巨大的轰鸣声缓缓降落。

舱门打开，第一个出现的是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他留着标志性的小胡子，身材高大。紧接着，一个瘦削、颀长的身影出现在舱门口。他头戴一顶灰色的太阳帽（俗称“盔帽”），身穿一件崭新的中山装，步伐沉稳。人群中响起一阵抑制不住的骚动和窃窃私语——“真的是他！”“毛泽东来了！”

没错，正是毛泽东。这位在延安窑洞里指挥了敌后抗战十八年的中国共产党领袖，第一次以公开的身份，踏上了国民党政府战时陪都的土地。他面带微笑，从容地向人群挥手。这一画面，通过电波瞬间传遍了全国乃至世界，成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历史时刻：中国的两个最大政党、两位争斗了近二十年的对手，似乎真的要坐下来谈和平了。

然而，在这看似和平的景象背后，无数人心头都萦绕着一个巨大的问号：蒋介石为何在此刻邀请毛泽东？而在此后四十三天的波诡云谲之后，他为何又最终允许毛泽东安然无恙地返回延安？这仅仅是表面上的“共商国是”，还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鸿门宴”？历史的答案，往往隐藏在那些被忽略的细节和时代的大势之中。

抗战胜利后的复杂棋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像野火一样传遍了中国大地。瞬间，鞭炮齐鸣，锣鼓喧天，饱受战火摧残的中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喜悦和 relief 之中。然而，在重庆黄山官邸的蒋介石，喜悦之余，眉头却很快紧锁起来。胜利的狂欢过后，一个无比严峻的现实问题摆在了面前：战后的中国，该往何处去？

此时的中国局势，恰似一盘刚刚开局、却已暗藏杀机的复杂棋局。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领导人，看似执掌先手，实则面临着三重巨大的压力，这三重压力，最终汇成了那三封著名的、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的电报。

第一重压力：来自华盛顿的“劝和”声音。 美国是国民党政府最重要的盟友。战时，罗斯福政府给予了蒋介石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希望中国能牵制大量日军。战后，美国的远东政策核心是维持东亚地区的稳定，防止苏联势力过度扩张。一个统一、亲美的中国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因此，美国绝不希望看到中国立即爆发内战，那将导致美国前期投入的巨大资源付诸东流，并可能让苏联有机可乘。

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的对华政策非常明确：推动国共成立一个联合政府。驻华大使赫尔利更是这一政策的积极推行者。他坚信自己能够调停国共矛盾，成就一项伟大的政治功劳。在日本投降前后，赫尔利多次向蒋介石传递信息，强调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必要性。对美国而言，如果蒋介石拒绝和谈，一意孤行要发动内战，那么美国后续的援助可能会变得犹豫，甚至可能影响两国关系。这是蒋介石不得不慎重考虑的外部因素。

第二重压力：来自北方的“红色阴影”。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就在日本投降的前一天，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中，斯大林明确承诺：“苏联政府同意向中国提供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这句话，蒋介石是放心的。但条约之外，斯大林的态度却十分微妙。

苏联红军在八月九日对日宣战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军中国东北，消灭了数十万关东军，控制了东北全境。而东北，是中国的工业重心，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斯大林虽然表面上承诺支持蒋介石，但共产党与苏联毕竟意识形态相近，历史上渊源颇深。苏联红军在东北的存在，以及对东北的实际控制，为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提供了客观上的便利。蒋介石非常担心，如果他对共产党动武，斯大林是否会改变态度，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毛泽东？这种不确定性，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他的头顶。

第三重压力：国内沸腾的“和平”民意。 八年抗战，中国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民生凋敝，百废待兴。从普通百姓到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乃至国民党内部的一部分官员，普遍存在着强烈的厌战情绪，渴望国家能够走上和平建国的道路。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中间党派，积极奔走，大声疾呼，要求国共两党摒弃前嫌，通过谈判解决争端。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蒋介石断然拒绝和谈，或者主动挑起内战，他必将背负“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历史罪名，失去民心，在道义上陷入极度被动的局面。这对于一个标榜为全国领袖的政党而言，是致命的。

正是在这三重压力的交织下，蒋介石做出了一个看似高明、实则充满风险的决定：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

从八月十四日到八月二十三日，蒋介石连续向延安发出了三封电报，一封比一封言辞“恳切”。第一封电报尚带有一丝以上对下的命令口吻，而后两封则愈发显得“情真意切”。八月二十日的电报中甚至写道：“抗战八年，全国同胞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

这三封电报，无疑是一场高调的政治宣传。蒋介石的算盘打得很精：如果毛泽东不来，那么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将“破坏和平、拒绝和谈”的帽子扣在共产党头上，为自己后续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赢得舆论支持。如果毛泽东来了，那么谈判的主动权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可以利用国民政府的“中央”地位，提出苛刻的条件，迫使共产党就范，甚至可能借机将毛泽东长期滞留于重庆，造成群龙无首的局面。

然而，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也在紧张地分析着局势。他们一眼就看穿了蒋介石的意图。去，还是不去？这确实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不去，正中蒋介石下怀；去，则无疑是深入龙潭虎穴，人身安全能否得到保障？党内许多同志都极力反对毛泽东亲赴重庆，担心这是“鸿门宴”重演。

经过反复权衡，中共中央最终做出了一个让国内外都大吃一惊的决定：毛泽东亲赴重庆。毛泽东说：“蒋介石三次电邀，我们如果不去，就会输了理。去，可以争取主动，谈得成最好，谈不成也可以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的真面目，教育和团结全国人民。” 他更以一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来表明心志。为了应对最坏的情况，党中央也做了周密安排，由刘少奇代理主席职务，确保即使出现意外，党的领导核心依然稳固。

于是，便有了八月二十八日九龙坡机场的那一幕。毛泽东的“弥天大勇”，瞬间将了蒋介石一军，让国民党在舆论场上先失一局。这场大戏的帷幕，就在这样一种微妙而紧张的气氛中，正式拉开了。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面对面

毛泽东抵达重庆后，被安置在蒋介石的得力干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的寓所——桂园。这里环境清幽，但每个人都明白，这平静表面下暗流涌动。谈判主要在四个层面展开：一是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直接会面，二是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人的正式会谈，三是中共代表团与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的广泛接触，四是隐蔽战线上的激烈较量。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第一次正式会面是在八月二十九日晚，于蒋介石的黄山官邸。这是两位老对手时隔近二十年后的首次面对面。据当时在场人员回忆，气氛看似客气，实则充满试探。蒋介石一身戎装，腰板笔直，保持着军人姿态；毛泽东则身着中山装，举止从容，谈笑风生。

两人最初的谈话围绕共同的家乡话题展开，提及湘菜和浙菜的区别，试图缓和气氛。但很快便转入正题。蒋介石的开场白定下了基调："毛先生，此次邀请你来，实为共商和平建国大计。当今之世，再无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分，唯有整个民族之利益。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一支军队，一个领袖。"

毛泽东则回应道："蒋先生所言民族利益，正是我党一贯主张。然今日之中国，确有不同区域、不同政治力量之存在。我党主张以和平民主之方式，成立联合政府，实现政令军令之统一，而非简单的一方吞并另一方。"

这两段开场白，清晰地划定了双方的基本立场。在后续的几次直接会面中，两人就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等原则性问题交换了意见，但在具体方案上均未深入。这些最高级别的会晤，更多是象征性的，真正的细节较量落在了下一层的谈判代表肩上。

谈判桌上的寸土必争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代表展开了艰苦的拉锯战。核心争议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军队和政权。

关于军队问题： 国民党方面提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当时已发展到约120万人）必须大幅缩编，并完全纳入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的国军序列。他们最初提出的方案是，共产党保留的军队数量不能超过12个师，约10余万人。这意味着中共需要裁减超过90%的兵力。

周恩来、王若飞则据理力争。他们指出，中共军队在敌后坚持抗战八年，功勋卓著，缩编必须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进行。他们提出了一个相对方案：中共军队可缩编为48个师，占国民党263个师的约六分之一。双方数字差距巨大，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经过多轮讨价还价，中共方面将要求降至24个师，甚至20个师，而国民党方面则将名额略微提升至16个师左右。但即便在数量上接近，关于军队驻防区域、指挥权、后勤补给等关键问题，依然无法达成共识。国民党要求中共军队完全离开其长期经营的根据地（如华北、华东等地），开赴指定地区，这无异于"调虎离山"，中共方面自然无法接受。

关于政权问题（即解放区问题）： 这是比军队问题更为棘手的焦点。中共方面坚持，其在抗战中建立的19块解放区（或称边区）及其民选政府，应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他们认为，这些政权是当地人民的选择，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

国民党方面则坚决主张"政令统一"，要求取消所有解放区政权，由国民政府委派官员接管。蒋介石在其日记中曾直言不讳地写道："共产党之所欲，乃欲割据华北，与政府分庭抗礼，此为国家绝对不容之事。"

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立场更是针锋相对。中共方面提出过多种方案，如推荐解放区行政人员请中央政府委任，或某些主要解放区由中共主导参加省级政府等，均被国民党以"分裂国家"为由拒绝。国民党坚持，省级以上官员必须由中央任命，共产党人可以作为个人参加政府，但不能以政党形式保持对特定区域的领导权。

谈判因此多次陷入僵局，甚至一度中断。周恩来曾愤慨地表示："我等此番前来，系抱有极大之诚意，而贵方条件，近乎'招安'，令人无法接受。"

统战舞台的民心争夺

与谈判桌上的艰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在社会统战层面取得的巨大成功。在重庆的43天里，毛泽东广泛会见了各界人士，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外交"攻势。

他会见了宋庆龄、冯玉祥等国民党左派，向他们阐明共产党的和平诚意；他会见了中国民主同盟的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倾听他们对国是的意见，赢得了他们的好感和支持；他还会见了工商界、文化界的代表，甚至包括一些对共产党抱有疑虑的右翼人士。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坦诚态度和对时局的深刻见解，打动了许多人。柳亚子先生评价毛泽东是"弥天大勇"，"一身系天下安危"。

最具传奇色彩的是毛泽东词作《沁园春·雪》的发表。这首词在一次聚会中应柳亚子之请抄录，后被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立刻轰动整个山城。"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首词所展现的磅礴气势、壮阔胸怀和高度自信，让国统区的人民看到了一个与国民党宣传中完全不同的共产党领袖形象。文化界乃至普通市民争相传诵，无形中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政治声望。

相比之下，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在舆论宣传上则显得被动和僵化。他们除了重复"军令政令统一"的口号外，未能提出更具吸引力的政治愿景。毛泽东的重庆之行，成功地将共产党的形象从一个"反叛者"转变为了和平的积极倡导者和建设者，这在民心向背的较量中，是一次意义深远的胜利。

暗流之下的安全博弈

毛泽东身在重庆，其人身安全是中共中央最为关切的问题。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和军统，无疑对毛泽东及其代表团进行了严密监控。蒋介石是否曾动过扣留甚至加害毛泽东的念头？这是历史学家们长期探讨的话题。

根据多方史料显示，蒋介石确实面临过内部强硬派的压力，一些人主张"一劳永逸"地解决毛泽东。然而，最终蒋介石没有采取极端手段，原因有几方面：

美国的担保： 美国大使赫尔利对毛泽东的安全做出了明确保证。如果毛泽东在重庆出事，不仅意味着美国调停的彻底失败，更将严重损害美国在国际上的信誉和美蒋关系。这是蒋介石必须顾忌的。

苏联的因素： 尽管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但斯大林的态度依然微妙。伤害毛泽东可能会引发苏联的强烈反应，尤其是在东北问题上节外生枝。

国内外的舆论： 毛泽东赴渝是举世瞩目的事件。如果他发生不测，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将无法向国内渴望和平的民众以及国际社会交代，必将陷入空前的政治孤立和道义破产。

谈判策略考虑： 扣留毛泽东并不能消灭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反而会立即引发全面内战，而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尚远在西南、缅甸等地，向华北、华东调兵需要时间，军事准备尚未完全就绪。

因此，蒋介石一方面命令戴笠等加强对中共代表团的"保护"（实为监控），另一方面，也严令确保毛泽东的基本安全。中共方面则高度警惕，周恩来的保卫工作做得滴水不漏，对毛泽东的起居、出行做了周密安排。张治中将军也履行了其作为东道主的责任，提供了切实的安全保障。这场隐藏在幕后的安全博弈，最终维持了一种危险的平衡。

谈判桌上的僵持不下与社会层面的民心所向，构成了重庆四十三天的双重奏。时间一天天过去，国内外都在密切关注着这场决定中国命运谈判的结果。蒋介石发现，他最初设计的"政治棋局"，正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超出他的掌控。

《双十协定》的签署双方相互妥协的产物

经过四十三天反复、曲折的较量，时间进入十月。山城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疲惫而又紧张的气氛。谈判似乎走进了死胡同，破裂的风险与日俱增。然而，就在十月十日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日子（中华民国国庆日的前一天），转机出现了。下午四时许，在重庆桂园客厅，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分别在《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上签字。毛泽东和蒋介石均未出席签字仪式，但这份文件的最终达成，无疑离不开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拍板。

这份协定，堪称双方相互妥协的产物，也是一份充满微妙措辞和保留空间的文件。让我们审视一下它的核心内容：

协定开篇即确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以对话方式解决各种争议”，避免内战。这至少在纸面上确立了和平的大方向。双方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等议题。这些原则性的共识，满足了国内外舆论对和平的期待，也是中共此次谈判取得的重要政治成果，它使共产党追求的“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公开化、合法化。

然而，在最关键的军队和解放区政权问题上，协定并未能达成实质性协议。关于军队问题，纪要中写道：“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政府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之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中共领导之军队缩编为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 这段话看似接近，实则留下了巨大伏笔——“果能全盘解决”是国民党设置的前提条件，而关于军队驻地、后勤补给等具体问题则完全搁置。

关于解放区问题，纪要中的表述更是凸显了分歧无法弥合：“双方同意各地方面继续协商解决。”这实际上是将这个最棘手的问题无限期推迟了。中共方面提出的多种解决方案均未被接受，仅同意“继续协商”，这意味着解放区的地位问题悬而未决，成为未来冲突的最大隐患。

因此，《双十协定》是一份典型的“阶段性文件”。它用华丽的辞藻和原则性共识掩盖了根本性的矛盾，但它毕竟避免了谈判的立即破裂，为战后中国提供了一个短暂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和平窗口。

那么，一个核心问题必须被回答：既然在核心利益上互不相让，蒋介石为何最终同意签署这样一份协定，并放虎归山，允许毛泽东于十月十一日安然返回延安？

蒋介石为何最终放走了毛泽东？

蒋介石的决定，首先受到国际局势的强力制约。

美国的压力：大使赫尔利急于在其任内取得调停成果，向华盛顿证明其政策的成功。他不断向蒋施压，要求其展现灵活性，达成协议。杜鲁门政府也明确表示，希望看到中国走向和平统一，而非内战。如果蒋一意孤行导致谈判破裂甚至危害毛的安全，很可能导致美援中断，这是蒋无法承受的。协定签署后，赫尔利甚至有些沾沾自喜，认为这是他个人外交的胜利，并立即安排了美军飞机护送毛泽东回延安。

苏联的阴影：尽管有条约约束，但苏联红军占据东北的既成事实，使蒋投鼠忌器。十月初，苏联方面对国共谈判的态度也出现微妙变化，暗示希望双方达成协议。蒋介石担心，若对毛采取过激行动，会给予斯大林干预的借口，甚至在东北问题上制造更大麻烦。他需要时间与苏联交涉，接收东北，此时稳定关内局势至关重要。

经过四十三天的发酵，“和平”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民意潮流。毛泽东在重庆的成功亮相和统战工作，使得共产党在国统区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心中的形象大为改观。中间力量普遍将和平的希望寄托于谈判的成功。冯玉祥曾对蒋直言：“毛先生以万乘之尊，冒险而来，可见其诚意。若不能谈出结果，甚或发生不测，我公将何以面对天下苍生？” 这种舆论压力，迫使蒋介石必须考虑撕破脸皮的政治代价。签署一纸协定，至少可以暂时安抚民心，将“破坏和平”的球踢给共产党。

最实际、也是最关键的因素是军事准备的现实困境。抗战胜利时，国民党精锐主力大多分布在西南、西北大后方，要运往华北、华东和东北的广大地区接收政权，面临巨大困难：交通线破坏严重，运输能力不足。相比之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就处在华北、华中等敌后根据地，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蒋介石的内心非常清楚：立即发动全面内战，军事准备严重不足。他需要时间。通过谈判稳住共产党，同时利用这段时间，在美国帮助下加速运兵，抢占战略要地，特别是华北和东北，为 eventual 的军事解决创造条件。因此，签署《双十协定》对他而言，更像是一个“缓兵之计”。放毛泽东回去，可以避免立即触发大规模军事冲突，为他调兵遣将赢得宝贵的时间。他在日记中曾流露出这种策略考虑：“故于此时将计就计，使其知难而退，不得逞其野心，待我军部署就绪后再图根本解决。”

另外，也有关于个人声誉与历史评价的考量。蒋介石也不能不虑及个人和历史的声音。邀请毛泽东是他公开发出的，举世皆知。若毛在重庆遭遇不测，无论是否与他直接相关，他都难逃“背信弃义”、“设局陷害”的千古骂名。这对其个人威信和国际形象将是毁灭性打击。与其背负这样的历史罪名，不如暂时放行，将斗争转入下一回合。在蒋看来，凭借国民党在军事、经济上的绝对优势，将来在战场上解决问题更有把握。

综合以上因素，蒋介石做出放行决定，便是一种基于现实利害计算的“理性选择”。十月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张治中的亲自陪同下，登上返回延安的飞机。临行前，毛泽东对送行的人说：“中国的问题是很复杂的，今后可能还要打打谈谈，但和平的光明前景是存在的。” 这句话，仿佛是对未来历史进程的预言。

当日下午一时半，毛泽东安全抵达延安，受到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当晚，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了重庆谈判的经过，指出：“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 但他也清醒地告诫全党：“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

重庆谈判落下了帷幕。一纸协定，未能消除国共之间根深蒂固的信任赤字和利益冲突。它暂时捂住了内战的火山口，但地下的岩浆仍在汹涌奔腾。和谈的帷幕刚刚落下，争夺战后中国控制权的更大风暴，已在紧锣密鼓的军事调动中悄然酝酿。接下来的两年，历史将用炮火和鲜血，来最终检验这份协定的真正分量。

从纸上和平到全面较量的必然

《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中国大地上的硝烟味却已重新弥漫开来。那一纸文书，仿佛一道脆弱的堤坝，试图阻挡住国共两党积怨二十年、且因战后接收问题而急剧激化的矛盾洪流。毛泽东的安然归来，并不意味着较量的结束，而是标志着斗争进入了另一个更复杂、更残酷的阶段。

返回延安后，毛泽东于十月十七日在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一方面肯定谈判成果，另一方面清醒地指出：“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 这番话，为全党指明了“争取和，准备打”的两手方针。

然而，国民党方面并无诚意履行协定。蒋介石视协定为争取时间的权宜之计。就在谈判期间及协定签署后，他向国民党军队连续密令，要求“抓紧时机”，“控制战略要地和交通线”。最具代表性的是他于九月二十日印发的《剿匪手本》，这本小册子迅速被秘密运往各地国民党军队，其内容与“和平建国”的基调完全背道而驰。

冲突首先在关内（指山海关以内地区）爆发。国民党军队沿着平汉、平绥、津浦等铁路线向北推进，企图打通进入华北和东北的通道，这必然与沿线布防的共产党军队发生摩擦。上党战役（1945年9-10月）、邯郸战役（1945年10-11月）等，就是共产党军队为阻止国民党军进攻而进行的自卫反击战。这些战役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气焰，也证明了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力，迫使国民党在关内暂时采取了更谨慎的态势。

真正的战略重心，转移到了关外——东北。东北资源丰富，工业基础雄厚，战略地位至关重要，且当时由苏联红军控制。国共美苏三方利益在此交织。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应允将东北行政权移交国民党政府。但苏联出于自身利益，对国民党接收设置障碍，同时默许甚至暗中帮助中共军队先机进入东北。中共方面敏锐地抓住这一“千载一时之机”，迅速派遣大量部队和干部出关，确立了在东北的先行优势。

蒋介石则将接收东北视为重中之重，在美国帮助下，紧急海运最精锐的部队前往东北。于是，形成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奇特局面。和平协定在事实上已被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所架空。

眼见中国内战烽火再起，美国杜鲁门政府于1945年12月派遣德高望重的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为特使，赴华调停。马歇尔使华，是赫尔利调停的延续和升级，也标志着美国试图以更深入的方式干预中国内政，避免其战略利益因中国内战而受损。

在马歇尔的斡旋下，1946年1月，国共双方达成了停战协定，并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通过了包括政府改组、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在内的五项协议，一时间和平曙光再现，似乎比《双十协定》前进了一大步。

然而，这些成果同样是脆弱的。蒋介石无法容忍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对其“法统”和个人独裁权力的制约。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公然推翻了政协决议中的多项民主原则。同时，东北地区的冲突因为苏军撤退和接收问题而持续升级，并逐渐蔓延到关内。马歇尔的调停努力，在国共双方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蒋介石坚持武力解决的既定方针面前，一次次碰壁。尽管马歇尔一度以暂停美援向蒋施压，但美国出于反苏的全球战略，最终无法完全放弃对国民党的支持。

至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在中原地区向共产党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终于爆发。马歇尔的调停宣告失败。这个过程清晰地表明，重庆谈判所未能解决的根本矛盾，绝非外部调停所能化解。当一方坚信武力可以解决一切时，纸上的和平协议终将沦为废纸。

人心向背的决胜场，两种前途的较量

重庆谈判及其后的发展，在另一个看不见的战场上决定了中国的命运——这就是人心的较量。

在重庆的43天，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向国统区人民展示了与国民党宣传中截然不同的形象：不是“青面獠牙的共匪”，而是心怀国家、追求民主、富有诚意的政治力量。《双十协定》的签署，使共产党在政治上取得了合法地位，赢得了主动。当国民党后来撕毁协定、发动内战时，它便在道义上失去了制高点，背上了“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罪名。

反观国民党政权，其战后接收中的“五子登科”（抢房子、车子、金子、票子、女子）的腐败行为，以及坚持一党独裁、拒绝民主改革的顽固立场，使其迅速丧失了抗战胜利初期积累的民意支持。通货膨胀失控，经济濒临崩溃，民生痛苦不堪。越来越多的人，包括知识分子、学生、民族资产阶级甚至部分开明士绅，对国民党政权感到绝望，转而将希望寄托于承诺实行民主、铲除腐败的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曾深刻指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政治斗争。重庆谈判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国共两党的本质和追求。共产党通过这次亮相，成功地争取了人心，为日后在军事斗争中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国民党则在政治上一步步走向孤立。这场人心争夺战的胜负，早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决出最终结果之前，其实已经悄然注定。

回望1945年秋的那场谈判，我们不禁要问：如果蒋介石当时扣留了毛泽东，历史是否会改写？这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假设，但历史没有如果。蒋介石的“放”，并非出于仁慈或短视，而是当时国际压力、国内舆情、军事准备以及个人历史评价等多种因素交织下的理性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必然”。

同样，毛泽东的“去”与“归”，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关头的高度政治智慧和巨大勇气。他们准确地判断了形势，成功地利用谈判舞台，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和民心上的优势。

重庆谈判未能阻止内战，但它深刻地影响了内战的进程和结局。它教育了全国人民，使人们看清了谁真正渴望和平民主，谁在坚持独裁内战。它如同一座分水岭，此后，中国历史的主流无可逆转地朝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奔涌而去。

那43天的风云际会，不仅仅是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个人较量，更是时代洪流中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碰撞。谈判桌上的交锋，战场上的厮杀，民心间的争夺，共同谱写了这段决定现代中国走向的壮阔史诗。而重庆谈判，正是这部史诗的序曲，其跌宕起伏的旋律，至今仍在历史的回音壁上，发出深长的鸣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