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流社会的眼中，名媛通常被视为感情丰富、热衷社交和交际的女性，她们常常身穿华丽服饰，花钱如流水，给人一种只懂享乐、富贵而无忧的印象。但这只是她们形象中的一部分，实际上，名媛的形象更加丰富多样，充满了复杂的层次和深度。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时代开始推崇“刚健独立、知力发达、有自我意识的女性”。这些通过新式教育启蒙的女性，开始模仿并塑造自己的独立形象。她们从知识分子和启蒙者的教导中汲取营养，自觉地追求知识、独立与自我价值的实现，成为社会变革的先行者。

民国初年，女子解放运动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对于大部分女性而言，真正的解放还很遥远。尽管有一小部分女性可以接受高等教育、实现经济独立，但这些女性通常出身于显赫家庭，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在新文化的熏陶下逐渐形成了自我意识，具备了自我发展的潜力。

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名媛们，已经不再是那些被社会期待待在家中、仅靠容貌和财富维持的“富家女”。她们开始活跃在社会各个层面，引领女性走向社会的主流。她们有的留学海外，有的积极社交，甚至创办报纸、著书立言，所有行为都在证明她们的存在与价值。

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代女作家，多是在高等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她们年轻、有活力，渴望通过改变社会地位来寻求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现代教育为这些女性提供了思想启蒙和文化滋养，校园文化也为新女性与新文学的结合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像陈衡哲、袁昌英、冰心、冯沅君等人，在“五四”时期相继登上了文学舞台，开启了女性名媛身份认同与自我构建的新时代。

然而，在民间，传统文化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尽管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但不少家庭依旧认为女性的职责是做家务、结婚生子，并不需要过多的教育。这种思想在当时社会中较为普遍，尤其是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女子的教育往往被视为不必要的奢侈。

女性若想接受高等教育，除非有思想开明的家庭支持，否则往往无法顺利完成学业。此外，连年战争导致许多家庭经济困顿，难以承担女儿的学费，因此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少之又少。

为了拓宽视野，许多女学生选择通过集体旅行来补充学术研究。比如，1922年，女高师的教务长带领国文系的毕业生前往日本考察，她们亲眼目睹了井然有序的现代社会和充满奋斗精神的国民风貌。这次考察不仅开阔了她们的视野，也增强了她们的国家意识，并激发了爱国情感。

通过旅行和集体活动，这些女性获得了思想和行动的自由，许多学生将自己在旅行中的见闻和感受写成游记，庐隐的《华严泷下》、石评梅的《模糊的余影》便是其中的代表。她们在团体活动中深入反思社会问题，并积极探索自我发展，争取男女平等。

新文化的启蒙教育为这些女学生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尤其在文学创作中，许多女性名媛通过笔端表达对新社会的渴望和追求自我独立的勇气。她们的创作充满了对社会现象的反思和对自我身份的探索。

与此同时，启蒙者们（如鲁迅、周作人等）通过教授新式教育，帮助女性学生树立独立的人生观和自我表达的勇气。她们通过写作表达自己对社会、男女平等的看法，并积极参与到社会变革的过程中。这些女作家的作品不仅反映了她们的个体经历，还为当时的社会提供了对女性角色、地位以及社会变革的深刻洞察。

通过接受新文化教育，名媛们不仅在文学领域展现了才华，也在社会上逐渐塑造出更为独立、自由的自我身份。她们的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注入了新的思想和力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