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雍正皇帝胤禛，一直是中国历史上争议极大的人物。有人说他勤政有为，是清代少有的“能臣式皇帝”；有人却认为他冷酷残忍，既不善战，又屡次在外交上做出妥协，甚至被沙俄使者当众称为“俄国人民的好儿子”。那么，这句话究竟是怎样出现在历史文献中的？

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与沙皇俄国在恰克图展开边界谈判。代表清廷出面的，是雍正帝曾经最倚重的顾命大臣——佟佳·隆科多。

隆科多出身满洲八旗大族，乃康熙帝孝懿皇后的亲弟弟，也是康熙的表弟。由于他掌握京师兵权，并在康熙驾崩时转述“遗诏”，为雍正即位立下关键功劳，雍正初年对他极为倚重，甚至称其为“舅舅”。然而，权势过大的隆科多很快引起雍正的猜忌。自雍正三年起，他被一步步削权，最后被派往远离京城的边疆，主持对俄谈判。

隆科多深知自己处境艰险，急于立功自保。他在谈判中态度强硬，力图守住清廷在康熙时期通过《尼布楚条约》所确立的边界，寸土不让。然而，就在协议即将成型之际，雍正却忽然下令将隆科多召回京师，以“四十一条大罪”将其治罪，抄家圈禁，直至病死狱中。

随着隆科多被撤，谈判陷入僵局。雍正帝随后任命另一位重臣富察·马齐为首席谈判代表，重新开启与俄方的会晤。

马齐出自富察氏，是乾隆皇帝日后皇后富察氏的叔父，与雍正关系非比寻常。马齐洞察皇帝急于息事宁人的心态，在与沙俄谈判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他通过传教士巴多明与沙俄全权代表萨瓦伯爵暗中往来，甚至收受贿赂，将清廷内部底线与分歧尽数告知对方。

在这样的背景下，《恰克图条约》得以签订。条约不仅确认了此前康熙时期暂时搁置争议的贝加尔湖流域约30余万平方公里正式归俄，还进一步将贝加尔湖以南、色楞格河下游一带约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给俄国。这片土地，正是今天的布里亚特地区。

除了土地割让，清廷还允许俄国在北京和恰克图自由贸易，并批准俄国东正教会在北京建造教堂。若从性质上看，这些条款与清末所谓的“通商口岸条约”已极为相似。可以说，这是清王朝在十八世纪签下的最屈辱的外交协议之一。

萨瓦伯爵在给叶卡捷琳娜一世的报告中，兴奋地写下这样的话：“雍正皇帝出于对俄国人民的无比赤诚和热爱，将广袤土地划拨给我们……雍正皇帝真是俄国人民的好儿子！”这段话后来被收入《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

同一年，雍正帝还对南方边境问题作出妥协。安南（今越南）在明清交替之际占据云南部分土地，雍正面对大臣鄂尔泰、李卫等人要求收复的建议，却坚持“以安南为藩属”，将这片土地正式割让。他甚至辩称：“在云南为朕之内地，在安南仍为朕之外藩，一毫无所分别。”这种态度无疑让边臣们心寒。

雍正的外交退让，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必须集中力量对付西北的准噶尔汗国。这个人口不足六十万、兵力不过三万的游牧政权，却在当时成为清廷的心腹大患。

雍正并无军事才能。他弓马不精，据说拉弓之力远不及同时代的满洲女眷。他却偏爱在京城内“遥控指挥”，甚至以八字命理来挑选将领。傅尔丹、岳钟琪等名将本已在前线布置妥当，却被召回京师听训，致使战机延误。

雍正六年（1728年），清军与准噶尔在和通泊交战，结果全军惨败。三万大军几乎被歼，仅两千人突围，满洲八旗损失惨重，北京旗营一度“户户挂白”。这是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清军百年间最沉重的一次挫败。

雍正震怒之下，将傅尔丹、岳钟琪等人入狱治罪，又急令重修长城。幸而准噶尔并未趁势深入，而是被喀尔喀蒙古部首领策棱率军在光显寺反击，大败撤退，战局才得以缓解。

最终，清廷与准噶尔以杭爱山为界议和。清朝承认准噶尔在漠西的独立地位，并放弃康熙时期已控制的阿尔泰山脉及新疆东部大片土地。此举无异于间接承认了准噶尔与清廷的“敌国”身份。

若非乾隆日后用二十余年时间，耗尽国力彻底消灭准噶尔，雍正的失地几乎无法挽回。可以说，雍正外交上的妥协、军事上的失利，都为乾隆时期的大规模战争埋下伏笔。

与宋太宗赵光义、明英宗朱祁镇的战败相比，雍正并未留下开疆拓土的功绩，反而在其统治下出现领土缩水。这也是后人批评他“得不偿失”的重要原因。

到了近现代，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却对雍正进行了另一番塑造。电视剧《雍正王朝》将和通泊之战硬生生挪到康熙末年，还编造说是“八皇子胤禩暗害后勤”导致败仗，从而为雍正洗白。此后，《甄嬛传》《步步惊心》等作品更是将雍正描绘成“深情四爷”，逐渐形成文化上的“反差”。

然而真实的史料却表明，雍正对待百姓态度冷漠。灾荒时，他批示“不可因卑贱之汉民而惊扰民心”，对赈灾经费吝啬。十三年间江南赈灾总共仅发银一百四十余万两，平均每年不过十余万。相比之下，乾隆前十八年赈灾支出超过两千万两，几乎是雍正的十倍。

所谓“雍正填补国库，为乾隆积蓄财富”的说法，也多出自后世虚构。清代实录明确记载：康熙六十年国库存银三千二百余万两，雍正十三年时为三千四百余万两，仅增加不到两百万。而乾隆在位二十年后，库存就超过四千两百万，到乾隆三十九年达到七千三百余万的高峰。可见，乾隆的奢靡虽败家，但雍正并未留下所谓的“巨额遗产”。

更有意思的是，沙俄使臣萨瓦在报告中评价雍正：“其压迫臣民之严酷，不下于罗马暴君尼禄。在位仅五年，已令数千人丧命。”这一说法虽然带有敌国立场的夸张，但与清史记载雍正酷刑频繁、文字狱频仍的事实并非全无印证。

从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到1728年的和通泊惨败，雍正统治的前后不过几年，却已经显现出他在外交与军事上的困境。一个在即位之初依赖舅舅拥立的大清皇帝，最终却要在沙俄使臣的笔下，背负“俄国人民的好儿子”的羞辱，这背后折射出的，是清帝国在十八世纪已由盛转衰的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