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英国或将出现全球最大规模富豪净流出”的说法在伦敦金融圈和社交媒体上反复刷屏。导火索是一份来自英资移民顾问机构亨氏咨询公司的年度报告：2025年英国预计净流出1.65万名百万富豪，成为本年度“净流出第一”。能与这一结论相映衬的，是阿联酋继续稳居“财富迁徙”首选地、预计净流入9800名百万富豪；以及法国、西班牙、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首次出现高净值人士净流失。这些结论迅速引发“外流潮”“逃离英国”等舆论联想。

不过，另一种声音也同样响亮：英国税收正义组织对同一报告进行方法学审读后指出，所谓“创纪录”的14.2万名百万富豪全球迁徙，只占全球约6000万百万富豪总量的0.2%——与近10年平均水平基本一致，难言“外流潮”。该组织还批评媒体将“绝对数”替代“占比”叙事，夸大了波动的意义。

在热度、争议与数据交织的背后，英国为何被认为有更多富豪“离开”？这是否会影响英国的财富版图与城市竞争力？记者在伦敦进行多方采访并查阅公开资料，试图从税制巨变与政策预期、数据与方法之争、全球再平衡与长期吸引力三个角度，观察这场关于“走与留”的选择和讨论。

税改与政策变动影响深远

在许多受访者看来，税制的结构性调整是“外流叙事”的重要起点。

2024年3月，英国时任财政大臣亨特宣布，以“住所地”为基础的非本土居民税制将自2025年4月起废止。对于那些在世界各地拥有收入和资产的移民而言，非本土居民税制的废除，意味着他们将适用新的基于居住地的税制。这一转变将导致对个人在英国境外所获任何收入或收益实施“全球征税”。

此后英国工党政府上台，总体同意上届保守党政府的意见，但在2024年秋季预算中宣布对税制改革进行一些缓和性的调整，采用新的海外收入和资本利得（FIG）四年宽免期制度。这项制度适用于那些在过去连续10个税收年度为非英国税务居民，但此后成为英国税务居民的个人。

新制度与2024年3月最初宣布的内容基本相同。其“缓和性”和“过渡性”体现在：符合条件的个人在成为英国税务居民后的前4个税年内，无需就其新增海外收入和资本利得缴税，并且可以将这些资金免税汇回英国。此外，他们无需为从非英国居民信托获得的分配缴税，但必须就在英国产生的收入和资本利得缴税。

虽然这一改革被英国财政部及专业机构形容为“更现代、更公平、更简化”，且将大幅增加财政收入，但许多专业人士和财富管理公司担忧，这有可能阻止高净值人士选择英国作为他们的大本营，从而导致税收减少、人才流失。

除了制度重构，总体税负处于战后高位的宏观环境也推高了富裕群体的“预期不确定性”。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与财政研究所的多份研究显示，英国税收负担在近年爬升至战后高位区间，并在中期展望中保持上升趋势。对于跨境可迁移的高净值人群而言，边际税负与规则稳定性的共振，常常成为迁徙决策中的“关键变量”。

政策层面还有一些“背景音”：2022年，出于安全与反洗钱等考量，英国关闭俗称“黄金签证”的“投资者签证”通道。这被一些观察者解读为英国在“争夺全球富裕人群”的制度赛道上少了一件工具。

英国之外，欧盟层面的政策风向同样生变。欧盟法院今年4月裁定马耳他的“黄金护照”公民投资入籍项目违反欧盟法，意味着此类“用金钱换公民权”的通道被司法叫停。尽管居留型“黄金签证”与“黄金护照”有别，但这起判决折射出欧洲在“资本-身份”关系政策上的整体收紧。

在上述制度变局下，瑞银集团《全球财富报告2025》提供了一幅更为复杂的图景：截至2024年底，英国约有262.4万名美元百万富翁，数量位居全球前列；从2020年初到2024年底，按本币不变价口径计算，英国人均财富平均值累计增长约7%，人均财富中位数增长超过16%，显示增量更多向财富分布“中段”汇聚。

报告同时指出，2024年以美元计价的西欧整体财富相较2023年有所回落，但从全球层面看，瑞银集团预计到2029年世界范围内的美元百万富翁将再增加约534万人。这些数据意味着，即便围绕英国的“富豪外流”叙事持续升温，从财富存量与结构演变的视角观察，英国并未出现“断崖式”变化。

专家认为，对许多富豪而言，政策的“方向感”与“可预期性”往往比单一税率更重要。税制更迭意味着合规路径与规划逻辑随之调整：家族信托、遗产安排、跨境居留日数的管理，甚至子女教育与医疗资源的取舍，都会进入再评估清单。市场上的税务律师与私人银行也提醒客户，在评估迁徙选项时，除了看税，也要把业务链、客户关系、语言与法治环境等“软成本”算进去。这些隐性要素，往往决定一座城市的长期黏性。与其说是“逃离”，不如说是在人生与事业的多维坐标里重新校准。

数据与方法之争

当“外流潮”的舆论甚嚣尘上时，人们也对统计口径与方法学发出质疑。税收正义组织发布的评估报告指出，相关迁徙估算侧重社交媒体上的“工作地”标签而非税务居民身份，并采用了“可动用流动资产≥100万美元”的窄口径来界定“百万富翁”，这与通行的“净资产≥100万美元”口径不同，更可能捕捉到“高流动性子样本”，从而放大迁徙观感。该组织据此判断：百万富翁整体的“迁徙率”多年维持在近乎0%的低位，所谓“外流”在比例意义上并不显著。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罗兰·阿特金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即便按照研究公司自己的估计，迁徙规模也很小，所谓‘外流’被大大夸张了。”他强调，伦敦的吸引力并未根本改变，真正需要讨论的是如何让最富裕群体作出“公平贡献”，以修复公共服务、重建社会信任。“近期的民调显示，不少超级富豪愿意在明确用途、改善公共服务的前提下承担某种形式的财富税。”

无党派组织“爱国百万富翁英国分会”6月发布的民调称：81%的英国百万富翁认同“缴纳公平税负是一种爱国”，80%的被调查者支持对千万英镑以上财富征收2%的财富税。在“富豪因税而逃”的刻板印象之外，这组数据提供了另一种观察视角。

此外，富豪个案也牵动着公众神经。一方面，财富人群的跨境迁徙天然具备话题性：一则搬家消息、一次社交平台的IP地址变化，就足以引发围观；另一方面，数据口径与方法细节枯燥难懂，传播中容易被省略。久而久之，零散的个案被叠加成某种“总体趋势”的幻象，公众则在心理上形成“潮水正退”的强烈感受。辩论之所以反复，是因为双方抓住的“证据”各不相同：一方强调“看得见的离开”，另一方强调“算得清的比例”。对普通大众来说，理解迁徙数据的最好方式，也许不是追问“走了多少”，而是反问“留下的为什么选择留下”。

迁徙不是逃离

通过跨国比较来看，“财富迁徙的赢家”在近年不断涌现：阿联酋靠税负友好、营商便利与“黄金签证”政策组合，持续吸引全球高净值人群；意大利、葡萄牙、希腊、瑞士等国以生活方式+税制优惠获得“加分”。英国与其他多国一样，既在税制收紧中提高了“公平性”，也在全球竞争中承受“吸引力的边际递减”。

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一边通过收紧优惠税制来强调公平，一边也在和全球竞争对手争夺富裕人群和高技能人才。但相比之下，英国的吸引力正在逐渐减弱，那些同时提供优惠税制和优质生活方式的国家，正在成为英国不得不正视的参照。

利物浦约翰·穆尔斯大学经济学者史蒂夫·诺兰提醒：税收只是影响因素之一。过去存在的遗产税与离岸信托的规避路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与治安、教育等生活质量指标，都会进入迁徙方程式。“更富裕的人拥有更强的迁徙能力，一旦边际税负或总体环境超过心理阈值，他们就会更倾向于选择迁移。”

如果把全球城市想象成一个又一个“功能场”，税收只是其中一个磁场。语言与法治为商业合作提供共同语汇，艺术与教育为代际延续提供软环境，直航网络与时区优势为国际业务提供运转弹性。伦敦的竞争力，往往就体现在如下这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里：开会在城中，通话连两洲；白天是律师楼与交易室，夜里是剧场、博物馆与社区社交场所。对身处其中的人来说，居住选择从不是“非此即彼”的一次性决断，而是一种随事业与家庭发展阶段不断微调的长期状态。于是，“走与留”更像在不同城市之间“切换场景”，而非对一座城市的“告别”。真正决定走向的，未必是口号式的“优待”，而是日复一日可感的公共服务、秩序与信任。

当我们把统计报告中的“绝对数”换算为“比例”的冷静刻度，回到方法与口径本身，所谓“外流潮”或许更像连年存在的边际重配。但这并不意味着无需警觉——税制巨变与高税负环境确实会影响可迁移人群的选择。面对富豪外流这一现象，把有限的政策注意力共同投向公平、服务与增长这条更艰难也更必要的中长线，或许更重要也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