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受访者提供

劳蕾塔·科隆内利经常在绘画或雕塑中关注到画家的妻子、女儿、母亲或姐妹、恋人或普通的描摹对象。她们往往与艺术家的生活紧密交织，甚至造就了后者的成功。“通过历史文献、编年史及留在信件和日记中的自述，我重建了这些女性的故事，以及她们与描绘她们的艺术家之间的关系。”

生活在意大利罗马的劳蕾塔·科隆内利很符合人们对写作者爱熬夜的刻板印象。凌晨3点到9点是她认为最好的写作时间。城市变得安静，电话安静，房子安静，没有干扰。她开始全神贯注地写书，把研究用的书放在身边，直到它们在桌子上和地板上堆积成巨大的柱子。她置身其间，一遍又一遍地看。

2011年退休之前，科隆内利当了三十多年的记者。先是在《欧洲人》，然后是《晚邮报》。其间，她还与很多女性杂志合作，一直致力于文化主题的报道：艺术、戏剧、文学、哲学、科学、心理学、电影、服装。

展开她的采访名单，会令许多同行心驰神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 （Nagib Mahfuz）；神经学家丽塔·利瓦伊·蒙塔西尼 （Rita Levi Montalcini），意大利唯一获得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的女性；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家剧院采访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 （Ingmar Bergman）；在离纽约60英里的一个偏远乡村超市与伍迪·艾伦 （Woody Allen）聊天。

“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对撒丁岛的牧羊人的一项调查。他们把但丁·阿利基利的《神曲》翻译成撒丁岛方言，以便更好地理解它并记住它。在牧场，我们与他们的羊待在一起，吃奶酪，听着但丁的诗句，在山上长达几个月。

1987年，我在多哥共和国旅行，在多贡高地探访非洲最古老的民族之一。1988年，当伟大的腓尼基展览在威尼斯准备时，我参观了迦太基的挖掘。10年后，我在也门为在鲁斯波利宫举行的罗马展览寻找示巴女王的踪迹。上世纪90年代初，我跟随一群水下考古学家沿着地中海海岸从布林迪西到敖德萨。2000年，开车穿越叙利亚，去找考古学家保罗·马蒂亚斯 （Paolo Matthiae），他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在一个重要王国的首都埃布拉 （Ebla）挖掘。”

退休后，科隆内利终于有时间将自己广泛的见识和兴趣梳理成书。2025年，她的作品《秘密缪斯》于中国出版。写作这本书她总共花了四年，主要是用于搜集资料，书中罕见的历史文献、编年史、信件和日记等大部分都来自她多年来从国家档案和梵蒂冈档案中找到的资料的副本。她一直与档案管理员保持着联系，每当他们发现任何新东西时，都会给她打电话，让她在《晚邮报》上讲述这些发现。

除了做案头功夫，她还常常流连于意大利以及世界各地的大型博物馆：巴黎、伦敦、马德里、巴塞罗那、纽约、莫斯科、圣彼得堡、开罗、柏林、布拉格、雅典、伊斯坦布尔、大马士革、维也纳、巴塞尔、伯尔尼、苏黎世、阿姆斯特丹……研究了各个历史时期艺术家的生活之后，她开始一眼就能认出他们的作品。当一幅画是假的或完全没有艺术价值的时候，就像意大利人说的那样，“我总能看出来。”

“当我参观博物馆和展览时，我经常在绘画或雕塑中看到她们的眼神。我对这些女人很好奇，有时我觉得她们想跟我说话。”科隆内利说。“许多时候，她们是画家的妻子、女儿、母亲或姐妹、恋人或普通的描摹对象。她们往往与艺术家的生活紧密交织，甚至造就了后者的成功。”

科隆内利看着她们，研究她们的表情、态度和穿着。“我想知道她们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她们想要什么，梦想什么，她们经历了什么痛苦、快乐、失望和困难。有时，好奇心来自于额头上的一条简单的皱纹，就像南·伍德 （《美国哥特式》画家格兰特·伍德的妹妹）或曼图亚新郎卧室墙上的曼特尼亚侏儒。”

“我决定讲述这些女性的生活，我选择寻找这些女人的名字和历史，因为我对她们很好奇。”科隆内利对《南方人物周刊》说。区别于成为艺术家，科隆内利走了另一条路。“我选择当记者是因为我一直很好奇。我的儿子和先生取笑我，他们说我走路的时候口袋里装满了十字路口。有了这些问题，我总是在寻找真相，不管主题是什么。”

以下是科隆内利的自述：

她为何戴着项圈度过余生？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马蒂斯的女儿玛格丽特在她父亲为她小时候画的每一幅画中，甚至在我们收到的关于她的罕见照片中，她总是戴着一条黑项链。戴着项圈度过余生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开始研究。那时，我还没想过要写一本书呢。

我查阅了玛格丽特成年后的所有照片，甚至是她年老时的照片。我发现，即使在晚年，她依然戴着这个颈圈，只要脖颈没有被衣服遮住，这条黑布带就总是存在，只是变得更细了一些。当少女成年之后，布带上又多了一颗小宝石吊坠装饰。最后，我了解到，玛格丽特戴这个颈圈是因为7岁时患上了白喉，不得不接受颈部手术，气管切开后，留下了很大的一道疤。

档案总是在说话，即使过了几个世纪，即使失去了女性的证词，你也可以从其他来源重建女性的故事。我在法国特勤局的档案中发现了玛格丽特的故事。我想知道她在二战期间消失在哪里。我什么也找不到。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想到要找玛格丽特·杜苏伊特 （她随丈夫姓）。

他的名字出现在法国抵抗纳粹的游击队员名单上。直到2013年，我在一份档案里发现这悲剧的细节：盖世太保的逮捕、监禁、酷刑，在火车上旅行，集中营……书里什么都有。马蒂斯也不知道这件事的细节，因为玛格丽特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以免使他不高兴。我在马蒂斯和他的朋友阿尔伯特·马凯之间的通信中发现了一封信，证明了这一点。

可以说，《秘密缪斯》这本书始于一条黑项圈。1907年，13岁女孩玛格丽特在父亲亨利·马蒂斯为她创作的一幅肖像画中就佩戴着它。马蒂斯在接下来的七年里为玛格丽特画了许多肖像画，直到女儿结婚并搬到其他地方。

从这幅肖像画开始，马蒂斯改变了绘画方式：让奇妙的线条在画布或纸张上不间断地流淌，波澜不惊地界定了人物的轮廓。正是凭借这些神奇的笔触，马蒂斯在1945年战争结束时成功治愈了玛格丽特。

当时她刚刚从六个月的牢狱生活中解脱，但已被盖世太保的酷刑折磨得毁了容。医生说，她能活下来真是个奇迹。马蒂斯被强烈的情绪所淹没，他知道自己不能多问。于是，又开始为女儿画肖像，日复一日。

每画一幅新画，玛格丽特扭曲皱缩的表情似乎都会变得舒缓。是马蒂斯忠实复刻了玛格丽特脸上的变化，还是她终于在那些画面中照见了自己，逐渐接受父亲给予的希望，仿佛在邀请她放下紧张、恐惧和疼痛？在该系列的最后一幅画中，玛格丽特的脸终于平静了下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讲述从15世纪开始出现在绘画中的女性。那些女人真实地存在过，她们有名字、有生活、有故事。当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只对讲述这些女人的故事感兴趣。这些故事是通过艺术史书中罕见的片段重建出来的，但主要是在编年史中，在被描绘的女人和描绘她们的艺术家留下的信件和日记中重建出来的。

在《秘密缪斯》的最初设计中，我含括了50名女性，然后减少到16名。不是因为缺乏信息，而是因为我发现了太多的信息，而且这些章节比我想象的要长得多。唯一一个仍然神秘的是埃尔斯贝丝·宾泽斯托克 （Elsbeth Binzenstock），她出现在汉斯·霍尔拜因的画中。这幅画于1528年左右在巴塞尔展出，同年画家在那里买了一所房子，与家人一起搬进去。我只知道汉斯的妻子的名字埃尔斯贝丝。我知道她在1520年嫁给汉斯的时候已经是乌尔里希·施密特的遗孀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菲利普出生于1522年，女儿凯瑟琳娜出生于1526年。这三个人物 （埃尔斯贝丝、菲利普和凯瑟琳娜）来自黑暗的背景，充满了悲伤和孤独。

为什么埃尔斯贝丝打动了我的想象力？因为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肿胀，好像哭了好几个小时。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发生了什么）。

妻子、模特、厨子

书中好几位“缪斯女神”激发了伴侣的创造力，促进了他们的成长和成功，却没有得到回报。就像约瑟芬·维斯蒂尔·尼维森，她本来是一位很有前途的画家，但为了成为丈夫爱德华·霍珀的妻子、模特和“护火贞女” （古罗马炉灶和家庭女神维斯塔的女祭司），她放弃了自己的绘画生涯。

她提醒霍珀应该把版画主题转移到水彩画上。为了说服他，她用自己的水彩技法创作了几幅画，成功地激发了霍珀的竞争精神。画家朋友登门拜访，想看她的水彩画，但霍珀总是插在两人中间，话多得不同寻常，坚持要讲述自己最近在评审团的经历。平日，她被关在狭小的厨房或画室里，而她的丈夫却坐在暖气十足的大画室里默默思考如何创作新画。她唯有在日记中发泄愤怒——总共63本笔记本：

“他一向慢性子，沉默寡言，以他在谈话时经常制造间隙和此起彼伏的叹息声而闻名……但只要有一丝微风向我吹来，他就会立刻采取行动，永远让它消失。谁能怪我这八年来一直疲惫不堪？我甚至连起身去厨房水槽边的力气都没有。”

尽管存在巨大分歧，她还是会帮助丈夫完成创作，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作品，并在结婚后将这些作品陆续归档，帮助霍珀为画作选择标题——著名的《夜游者》就是她想的标题。他们还会一起为画中的人物编故事。

自从结婚后，她一直是霍珀唯一的模特。是她主动提出扮演所有的角色，包括那些明显含有情色意味的角色。她快60岁时，仍然勇敢地同意不顾霜冻和寒风，穿着高跟鞋一丝不挂、大步流星地在画室里走来走去。她没有抗议。当她试图尽可能靠近火炉时，腿被烧伤了，但没有发出一声呻吟。

还有一些女性耐心而低调，比如陪伴保罗·塞尚一生的奥尔唐斯·菲凯。在漫长的岁月中，她按照塞尚的指示想方设法把自己变成苹果，感觉自己就是苹果。她坚持了几天、几周、几年，每日静止、沉默、超然。在如今散落于世界各地博物馆的塞尚的29幅油画、4幅水彩画和约50幅素描中，每一幅都有她。她几乎是塞尚唯一的女性模特，但艺术史著作中几乎没有人提起过她的名字。

▲保罗·塞尚画得最多的模特——他的妻子奥尔唐斯·菲凯 图/视觉中国

她一生中至少花费了一万两千个小时来为那些肖像画摆姿势：沉默得像个苹果。房间中央摆着一个板条箱，上面放着一把椅子。板条箱被放置在四个不稳定的支架上，小心地保持着平衡。

所有人都在赞美塞尚的苹果，他们记得他是如何画苹果的。几乎是从边缘开始向中心用画笔抚摸它，让它变得柔软而感性，就像年轻女人的肉体。他尤其喜欢苹果优雅对称的圆润、柔和的曲线和细腻的颜色。

伍迪·艾伦宣称，人生值得走一遭的原因至少有两个：莫扎特的《朱庇特交响曲》第二乐章和塞尚的苹果。它们都是建立在和谐和弦序列上的。

唯一关注奥尔唐斯肖像的是诗人莱纳·马利亚·里尔克。他整整16天都痴迷地盯着《坐在红扶手椅里的塞尚夫人》。然而，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件中，提到扶手椅要比那个女人更有活力。

如果塞尚半夜醒来无法入睡，她会给他读书，有时会读几个小时，直到他再次入睡。她继续温顺地当个模特，就好像这是她的职责。对一个明知自己活泼健谈的女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牺牲。

直到2014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迪塔·阿莫里才试图为奥尔唐斯正名。他专门举办了一场以“塞尚夫人”为名的展览，成功地将塞尚为她创作的29幅肖像画中的24幅聚在了一起，以及塞尚在生命的最后37年里为妻子画的许多素描。

通过历史文献、编年史及留在信件和日记中的自述，我重建了这些女性的故事，以及她们与描绘她们的艺术家之间的关系。我尝试通过观察画中她们的目光、姿态和服饰来聆听她们的声音。

一条无法阻挡的河流

在我的文章中，我试图用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语言来表达那些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理解的复杂问题。因为在权力结构中，最弱的人是那些被无知压迫的人，那些不知情的人。部分原因是他们无法破译某些语言，这些语言往往是故意晦涩的，例如法学家、学者或政治家的话。因此，他们无法维护自己的权利。

我从未考虑过学术中立。为了讲述索菲·格雷 （Sophie Gray）的悲剧，我在书的第13章中发现了学者们几乎总是忽略的证据。但幸运的是，他们没有摧毁它们。从刘易斯·卡罗尔 （Lewis Carrol）和查尔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等著名作家的信件和日记，以及当时的报纸文章中，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出现了一幅令人不寒而栗的景象。在那里，女性的理想是不成长的女性。男人会爱上十几岁的女孩，引诱她们，有时会娶她们，然后在她们成年后把她们关进精神病院，把她们赶走，爱上一个新的十几岁的女孩。

即便如此，我也不能不讲述男艺术家。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应该感谢他们的卓越，这些女性才能仍然生活在绘画中，似乎在呼吸，甚至在说话。有时我在写作中得到的印象是，正是因为这些女人想要讲述她们的故事，所以我才能最终了解她们。

有些人认为，艺术价值应该完全以作品的质量来衡量，而不管艺术家的道德行为如何；另一些人认为艺术家的道德可能会影响人们对作品的看法和解释。几个世纪以来，艺术史学家、神学家和哲学家一直在问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他们还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如果我们要用创造它们的艺术家的道德来评判过去的作品，我们就必须谴责其中的大部分。我认为，如果艺术家是女性，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因为人类固有的矛盾，没有人是完全好或完全坏的。

读书时期，我选择了在古典高中学习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在大学里，我去了哲学学院，试着理解世界是如何运转的。当我退休的时候，我开始写书，因为我终于有时间学习，集中精力深入研究我想要讨论的话题。我的兴趣和研究总是交叉的。

近两三年，我出版了好几本书。一本是关于洛伦佐·雷纳 （Lorenzo Reina）的故事，他是一位牧羊人，他把羊变成了星星，书名为《安德洛墨达剧院：洛伦佐·雷纳，艺术家，牧羊人，将绵羊变成星星的故事》。另外两本分别是《色彩的秘密生活：激情、艺术、欲望和其他色彩的故事》，以及《阴影的秘密生活：光、艺术、静默和其他奥秘的故事》。

在这两本书中，我都研究了色彩和阴影，就像小说中的人物一样，涉及到知识的各个领域：历史和神话、宗教和音乐、艺术和哲学、化学和精神分析、电影和戏剧、医学和天文学。下一个项目是我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的一个主题，但它还没有被定义。

写报刊文章与写书之间唯一不可逾越的鸿沟就是你所拥有的空间。对于《晚邮报》来说，一篇3000字的文章占据了整整一页 （包括标题、摘要和图片）。你必须把你收集到的所有信息压缩成几行，而不泄露或删除任何信息。

一本书的写作则更有叙事性，它是躺着的，缓慢的，流动的。同时，它是一条你无法阻挡的河流，吞噬你的生命，直到最后一页。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孙凌宇 编辑 / 周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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