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交代过“将来子孙，不得追究诛戮”曾静，以显示自己的大度，乾隆帝上位以后则是以“亿万臣民所切骨愤恨”为由杀死曾静，之所以这般，看父亲雍正帝不顺眼只是一个小原因，主要是涉及到两大关键问题，父子二人看法不一，其中一个问题对于乾隆帝甚至可以说是要命的，关乎到大清从哪儿来的致命问题，所以乾隆帝一定要改弦易张。

一、雍正帝不杀曾静，并非仅仅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大度，与之搭配的是自己以与曾静辩论为基础而写成的《大义觉迷录》，不只是全国上下都要学习，还要让曾静这个当事人当工具人去全国各地巡讲，以最大程度上提高这本书的可信度。

这本书的一大特点便是雍正帝亲自下场反驳关于他的篡位谣言，效果却不尽人意，爆料了诸多皇家猛料不说，甚至是越描越黑，或者说是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综合各方史料来看，康熙帝是突然驾崩，死时身边只有隆科多一人，是隆科多口述遗命雍正帝才继的位，并且根据其口述内容润色写成的康熙遗诏，这点雍正帝是承认的。

像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帝提及传位细节：“朕向者不特无意于大位，心实苦之，前岁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始下旨意，朕竟不知，朕若知之，自别有道理，皇考宾天以后，（隆科多）方宣旨于朕。”

结果在《大义觉迷录》中，雍正帝却“修改”历史，说不只是隆科多在场，还有其他7位皇子在场见证，当时雍正帝已经坐稳皇位，彻底建立属于自己的一言堂时代，自然说什么就是什么，《清圣祖实录》和《清世宗实录》之后也以此为记载，但是雍正帝说只有隆科多一人在场的史料也记载在清实录之中，这就显得雍正帝欲盖弥彰，似乎背后真有什么猫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雍正帝是当局者迷，一直以为效果很好，但身为旁观者清的乾隆帝很是清楚这本书起到的只是反作用效果，因此继位以后便马上将其禁了，至于身为当事人的曾静，因为知道的太多，再加上乾隆帝其实是看不上父亲雍正帝的，有些叛逆心理，所以你想保这个人，我偏要打着尽孝名义去杀，所以曾静自然只有死路一条。

二、李自成消灭明朝以后，清朝打着替明朝报仇的旗号入关的，结果是消灭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和张献忠的大西政权以后，又将明朝的延续之南明政权也是消灭，成为下一个大一统王朝。

对于清朝入关以后的合法性不足问题，务实的雍正帝破天荒的淡化族群出身问题，而是转化为地域划分问题，提出不应该以地域作为区分君主好坏的标准，举例像周文王是西夷人，却并没有因为出身偏远地域而不能做君主，也没有因此损害他们的圣德，以纯地域的观念进行辩解。

雍正帝的说法也确实有道理，在他认为皇帝乃是天下之主，在皇帝治下，出身主要以地域划分便可以。

而他也的确可以说是一位开明的皇帝，如同他的祖父顺治帝一般，虽然也是偏向于满臣，但相对来说更加公平，更加重用汉臣。因此他在位时期，文有清朝268年之中唯一配享太庙的汉臣张廷玉，武有终清世，唯一以汉臣拜大将军者的岳钟琪。

乾隆帝则是与父亲雍正帝大为不同，他是一个极端保守主义者，他继位以后，是极大偏向于满臣，满臣不只是普遍占据了中央朝廷的要职，在地方上的总督、巡抚位置上也是占据了很大的比例。

父亲雍正帝以地域划分的观念，对他来说危害性太大了，这是在淡化和模糊清朝的出身，这是将清朝从哪里来的问题给严重化了，甚至会动摇统治根基。

因此乾隆帝自然要销毁相关的人证（曾静）和物证（《大义觉迷录》），为了“扭转”这种他认为的错误的观念，乾隆帝不只是大规模重用满臣，还努力恢复和保持满洲的骑射精神，并且在乾隆八年（1743年）赴盛京拜祭祖陵之时，特意写下《盛京赋》，来进一步明确清朝的起源。

最后简单来说，曾静之死，背后是清朝的世宗雍正帝和高宗乾隆帝两位皇帝对于清朝出身定位截然不同的理念碰撞下的牺牲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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