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漫长历程已持续数十年之久，其间涉及的历史机遇与决策背景需要结合详实的档案资料和特定的时代环境进行全面分析。关于印度在联合国成立初期错失良机的传言，经过对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私人文件的研究考证，可以确认在20世纪50年代，美苏两大强国确实先后提出过支持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方案，但令人意外的是，这些提议均遭到尼赫鲁的明确拒绝。

面对美国提出的由印度取代中国在安理会的席位这一极具诱惑力的建议，尼赫鲁展现了卓越的外交智慧。他在给美国政府的正式回复中强调，这种安排不仅是对新中国的严重不尊重，更可能引发中苏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联合国的集体抵制，进而导致国际秩序的严重失衡。而在回应苏联提出的增设第六个常任理事国席位方案时，尼赫鲁同样持谨慎态度。他指出，这种安排可能在中印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制造不必要的隔阂，并坚持认为联合国改革的首要任务应当是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而非单独推动印度入常。

这一时期的印度正处于国家整合的关键阶段，国内尚有数百个土邦未完全纳入联邦体系，国际环境也因冷战格局而充满变数。尼赫鲁的审慎决策不仅避免了中印关系的过早恶化，还使印度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成功获得中国的支持，为日后积累了宝贵的外交资源。直到1961年果阿事件后，印度的对外战略才出现明显调整。 从程序机制来看，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相关规定，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需要经过三个关键环节：首先需要联合国大会通过改革决议，明确扩员的基本原则、新增席位数量、地区分配方案及具体操作流程；其次需获得联合国全体会员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支持；最后还需经安理会现有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并将相关修改写入宪章。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25年7月，安理会五常累计行使否决权已超过300次，但从未有针对印度入常提案的否决记录。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包括印度在内的候选国往往在第一阶段的改革决议环节就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印度系统性地推动入常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由印度主导提出的关于安理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的决议，这标志着联合国改革议题的正式启动。1994年，印度在第49届联大会议上首次正式提交入常申请，但由于当时联合国正忙于处理波黑战争、卢旺达大屠杀等更为紧迫的国际危机，该提案未能获得实质性审议。

这一时期，印度政府将综合国力不足视为入常的主要障碍。为此，印度在1998年5月连续进行五次地下核试验，并高调宣布成为核武器国家。然而这一激进举措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安理会随即通过第1172号决议谴责印度的核试验行为，相关经济制裁更使印度错失了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全球产业转移的重要机遇，入常进程也因此陷入长达数年的停滞状态。

2004年，印度调整外交策略，与日本、德国、巴西组成四国联盟(G4)，试图以集团优势推动安理会改革。2005年，G4尝试联合拥有53个成员国的非洲联盟以增强话语权，却因非洲国家内部对代表权分配的激烈争议导致合作破裂。随后G4单独向联大提交改革方案，强调四国对联合国会费分摊、维和行动等方面的突出贡献，主张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但这一方案遭到由意大利、阿根廷、巴基斯坦等国主导的团结谋共识运动(又称咖啡俱乐部)的强力阻击。这个拥有100多个成员国的组织明确反对新增常任理事国，主张扩大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其成员还分工针对G4各国提出专门性质疑，导致G4的首次联合入常努力以失败告终。 2006年，印度与德国、巴西暂时搁置日本，以三国名义再次提交入常申请。虽然方案内容与此前基本一致，但仍因咖啡俱乐部的持续反对，以及美国对日本入常态度的暧昧不明而再度搁浅。此后数年间，G4多次调整策略，如德国曾提议法国将其安理会席位交由欧盟轮替持有等创新方案，但均未能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近年来，印度转而采取曲线入常策略，通过积极参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环印度洋联盟等200多个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持续扩大其全球影响力。2020年，印度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特别会议上强烈呼吁加快安理会改革进程；2022年更提出极具争议的新方案，建议要么取消常任理事国否决权，要么向所有成员国赋予否决权，但这些激进主张都未能获得必要支持。印度外长苏杰生多次公开表示，联合国在应对俄乌冲突等国际危机时暴露出的体制缺陷凸显改革紧迫性。部分印度学者甚至提出若长期无法入常则应考虑退出联合国或另建国际组织的极端观点，但这些言论都未能实质推动入常进程。

当前国际形势下，安理会五常均无意愿让渡既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