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夏季以来，全球高温持续，加剧了人们对电力的需求压力。对于一些新兴工业国来说，这样的炎热天气无疑是一场考验与折磨。以印度为例，今年夏天的酷暑已经导致多起人员伤亡与悲剧事件，相关报道显示在极端高温日里，部分地区的死亡数量呈现明显攀升趋势；而越南的北部和中部也记录了历史性的高温极值。为缓解用电紧张，印度与越南政府相继向全国的企业与民众发出节电号召，强调错峰用电和减缓负荷，但现实的成效并不显著。值得指出的是，作为发电的重要能源，两国其实都拥有相当规模的煤炭储备。然而，当前的电力紧张并非单纯的“能源不足”所致，而是被西方国家的电力与环境策略所放大。以碳中和为旗号的国际话语体系，似乎在打压发展中国家的工业扩张。除了中国，其他国家在这场宏大叙事中显得力不从心。以下内容，试图梳理事件的来龙去脉与核心矛盾。

一、西方国家的电力阳谋

要理解全局，必须先把“碳中和”这个关键词讲清楚。碳中和，通常指的是一个国家在经济活动中排放的二氧化碳量，与通过吸收和封存等方式抵消的排放量相等，从而实现碳排放的净平衡。这一目标通常依赖两条路径：一是进一步减少碳排放，二是通过碳交易机制来对排放进行经济性调控。西方多国长期宣传“减排、低碳、绿色转型”，他们认为大气中温室气体的累计量已对全球气候造成严重冲击，若不采取强制性行动，冰川将继续融化，海平面将不断上升，极端天气还会更频繁地发生。可若细究碳排放的源头，历史上最主要的推动力却来自同一批国家：英国、美国、日本、韩国以及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在工业化进程中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大幅度超过了其他地区的排放水平。这些国家在两百余年的时间里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支撑了制造业的扩张和城市化进程，随之带来巨量的二氧化碳排放。随着全球产业升级的推进，他们把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工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形成了“低端工业外迁”的格局。此时，西方以碳中和为口号，加强对全球产业链的再分配，试图通过高标准的环保与资本成本，逐步排挤低端生产向第三世界的进一步落地。

在全球层面的治理框架上，西方国家于1992年推动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随后相继推动《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这些文件的核心，都在于推动全球社会的减排协作，尤其是要求发展中国家逐步降低工业排放、提高能效，并对碳排放进行市场化约束。表面上看，这是一项以全球环境保护为目标的行动；但在具体执行层面，常被视为对新兴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约束工具”。因为一旦要在煤炭、化石能源密集的行业进行扩张，就需要应对碳排放权的成本压力——按西方的规定，一吨碳排放往往要付出不小的经济成本。对正在推进工业化的国家而言，这无疑会抬升生产成本、压缩利润空间，成为制约其扩大再生产的隐性门槛。

更深层的现实是，西方国家在碳中和叙事下，已经完成了产业升级的阶段性胜利，他们希望将未来的高端制造和高附加值产业牢牢掌控在自身和已成熟的经济体手中。与此同时，新能源领域的布局也被纳入同一个体系来运作：一方面强调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另一方面通过掌控新能源技术、关键材料与制造环节来巩固对全球能源结构的支配权。在这一格局下，发展中国家若要继续以煤炭为主的发电模式扩张规模，需要面对日益严格的碳排放要求与高额的交易成本。这种看似“环境友好”的国际规则，实则被一些观察者视为对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外部压力与约束”。因此，碳中和在全球范围内被解读为一项既是环保诉求也是经济政治工具的综合性策略，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处境颇为被动，印度、越南等国则更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策略带来的现实冲击。

二、印度、越南深受其害

从2024年夏天起，印度和越南的用电形势进入一个更紧绷的阶段。印度方面，夏季高温让电力需求迅速攀升，局部地区的气温一度达到惊人的水平，62.9度并非传说而是现实中的记录值之一。就在6月初前后的24小时内，奥里萨邦因高温导致的意外死亡人数就超过了三位数的门槛，相关报道显示45人以上在极端天气中不幸离世；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一数字仍在持续上升，最终统计显示因高温而死亡的人数达到211人左右。印度广大民众生活在较低收入水平，许多家庭买不起空调，使用普通电风扇与冷却设备也常常因电价和供电紧张而承压。更重要的是，印度的国家电网在很多时段无法对全国范围提供稳定的供电，即使是在大城市，间歇性停电也时有发生，影响着居民日常生活和产业活动。

越南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为了确保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越南政府不断敦促各类用电单位“节约用电”，避免超载和系统性故障的风险。两国面临的并非简单的煤炭供给不足，而是能源结构和电网运行的现实瓶颈所致。值得注意的是，印度虽是全球第二大煤炭产国，煤炭资源储量依然充足；越南的煤炭资源同样丰富，官方统计显示储量高达38亿吨。此外，在红河流域区域之下，尚有已探明的煤炭资源储量接近2100亿吨。问题在于两国的煤电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且在西方推动的碳中和框架下，燃煤发电需要获得碳排放权，且这类权利通常通过付费获得。按规定，一吨碳排放需要缴纳约30美元的费用，这对高强度煤电生产的企业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成本支出。以中国为对比，若按此趋势推演，全球每年为碳排放而额外支付的成本总额将达到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这些成本的累积，无疑会削弱两国产业发展的底盘，抑制低端制造向更高端的技术领域升级的步伐。

此外，西方国家还在以碳中和为契机，悄然布局新能源产业链。先进国家掌握着新能源领域的核心技术与关键材料，推动的并不只是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更是在全球范围内重塑能源生产与供应的权力结构。通过严格限制煤炭发电的比重，并在本国或盟友国家内培育和扶持新能源产业，他们试图把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抓在自家手中，从而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同时让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的能源转型中处于相对被动的位置。印度和越南在这样的国际博弈中，若不能有效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和产业链掌控力，势必会在碳中和的风口中遭遇更大的发展阻力。

三、中国的破局方式

面对这一局势，中国近些年在新能源领域实现了显著的突破与跃升。国内企业在风电、光伏等核心技术上积累了大量自主知识产权，并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规模化应用，大幅降低了发电成本与运维成本，形成了全球领先的产业链竞争力。这些努力不仅让中国在新能源领域保持领先，也促使全球新能源市场的格局发生改变。以新能源汽车为例，中国在2023年的销量突破了九百万辆，持续位居世界第一，这是以市场需求、技术进步和政策扶持共同推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中国的风电与光伏企业同样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影响力，积极参与各类国际项目的投标和建设，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了完善的新能源设备与服务，帮助这些国家走向绿色低碳发展。

统计数据也显示出成效：2023年，中国风电整机制造商的海外容量达到约19.2吉瓦。这一数字不仅反映出中国在海外市场的强势扩张，也标志着全球新能源产业供应链的再分配。与此相比，印度、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在应对“碳中和阳谋”的挑战时，仍面临技术与产业基础的双重障碍，难以在短期内实现与中国同等水平的突破。对这些国家而言，发展绿色能源意味着要从头打造完整的科研体系、基础工业能力和高端制造能力，这在当前阶段对他们来说是巨大的挑战。

然而，中国并非简单地对抗西方政策，而是在全球新能源领域的竞争中找到了自己的发展路径。美西方国家以碳中和为核心的策略，初衷虽是推动全球环保，但在实际运行中，若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成长诉求，容易演变为对其工业升级的限制与制约。相对而言，中国以自主创新驱动的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不仅突破了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与范例。如今，碳中和的国际棋局在中国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面前，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失效与反弹”，这不仅削弱了西方在全球遏制策略上的预期，也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看到了通过加大技术投入、提升产业链韧性来实现独立自主发展的希望。中国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崛起，成为当下世界格局中一个重要而现实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