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社会，“黄梅调”长期被视为“花鼓淫戏”，不仅受到官方明令禁止，民间艺人也多避讳此名。民国时期，尤其是1940年后，安庆地方报刊《安庆新报》所刊戏曲广告中，多使用“皖戏”或“皖剧”之称。即便京剧与黄梅戏同台演出，广告中也写作“平（即平剧，指京剧）皖合演”，剧团则多称“平皖剧团”。

1949年至1951年间，在新中国的官方文件中，安庆地方戏曲仍被称作“徽戏”或“皖剧”（详见前文《一段被遗忘的官方命名史：新中国成立初期，安庆地方戏不叫“黄梅戏”》）。那么，“黄梅戏”这一名称是何时正式出现的？

据吕光群《黄梅戏的摇篮——安庆“民众”“胜利”“市黄梅戏剧团”》记载，在戏剧三改的新形势下，安庆市文教局决定将原有的民众、大观亭民营戏班，于1952年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日）更名为“民众黄梅戏剧团”“胜利黄梅戏剧团”。同时，废除前台老板（资方），剧团纳入剧团之类联合经营。1953年省文化局确定民众黄梅戏剧团为省重点剧团。

既然此前官方一直使用“徽剧”“皖剧”等名称，为何最终却重新启用旧时艺人不愿提及的“黄梅戏”？

2011年，时年89岁、退休于宿松戏剧研究所的杨国英口述了一段历史。她回忆道：“1952年，安庆地区又组织召开了一次培训学习。县委尤其重视，决定派我和许有光二人前往学习。这次学习，也与省培训学习基本相似，只是当时任安庆行署专员（或是宣传部长，现在记不清了）的桂林栖同志亲自到会作报告，并宣布不管你们叫怀腔也好、或是采茶调也罢，从现在起统一更名为‘黄梅戏’。”该口述刊发于2011年第3期《黄梅戏艺术》，题为《黄梅戏的活化石——89岁老人杨国英谈黄梅戏》，由杨琼甄记录、廖理南整理。

另据桂也丹所撰《桂林栖与新中国的黄梅戏》（2013年9月17日《黄冈新闻网》）一文介绍，桂林栖（1913–1971）为湖北黄梅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共黄梅县委书记、鄂皖边地委副书记等职。1949年5月起任首任安庆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1952年2月任安徽省委宣传部长，1956年5月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

1952年10月，安庆“民众”“胜利”两个剧团抽调优秀演员组团上海演出，冠名为“安徽省黄梅调赴沪演出临时剧团”，同年11月15日上海《大公报》上登载的一篇文章就说到“黄梅戏这次演出的节目很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