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福胜专栏】

论人工智能与人的发展

原创作者|孙福胜 刘海军（防灾科技学院）

本文为作者原创投稿，首发《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5年第3期

摘要：人工智能是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成果，人工智能的出场是与人工智能概念的问世等方面有着密切联系的特定的时代背景的。从唯物史观理论视域审视，人工智能是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和确证。人工智能实现了人从动物状态到人的状态的提升与人从个体力量到集体力量的提升的两种状态提升。人工智能发展的价值取向和评价尺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人工智能发展的评价尺度是人的发展，只有将人工智能与人的发展有效结合起来才能够确保人工智能发展行稳致远。

关键词：人工智能;唯物史观;人的发展

时至今日，人工智能从概念提出到实践演进，已经发展了近70年，然而，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快速化复杂化人性化等多样化发展态势的不断呈现，人们对人工智能的认知依旧是很不确切，关于人工智能问题的探讨依旧如火如荼。从唯物史观理论视域探讨人工智能问题甚少，尤其是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探讨。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从唯物史观理论视域探讨人工智能问题，重要的是如何厘清人工智能与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人工智能与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是关乎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因为人工智能发展绝不是简单关涉经济形态发展与科技形态发展的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人工智能发展与人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这又涉及人工智能发展的社会规则形态、伦理道德形态、法律法规形态等问题，这些问题与人工智能能否安全健康可持续性发展十分密切。遵循历史-理论-价值的逻辑，通过对人工智能出场背景的简要追溯，以唯物史观理论视域中的人的发展的视角来认真审视人工智能的本质、属性、取向等问题，可以进一步认清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性和人工智能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为进一步积极推进人工智能问题研究提供参考。

一、人工智能出场的背景概述

人工智能离不开计算机科学。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ENIAC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人工智能的诞生是计算机科学及其技术应用和发展取得新突破的一项新的标志。人工智能的诞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项重要成就。对人工智能出场的背景进行追溯，有助于掌握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脉络和促进人工智能问题研究。

(一)人工智能术语的问世

人工智能术语的问世源自一个学术研讨班。1956年夏季，在美国达特茅斯大学举办了一个历时两个月的学术研讨班。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等学校学者以及IBM公司、RAND公司、贝尔实验室等公司专家共同参加了这个学术研讨班。在这个研讨班上，约翰·麦卡锡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缩写为AI)的术语。“人工智能”就其表面意义来讲，就是智能机器，就是具有智力功能的机器。这种智能是由人类赋予机器人类的智能，即智能机器模仿和执行人类人脑的某些智力功能；或者理解为机器具备人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智能，即智能机器模仿人类的思维活动和智力功能。这种智能是人工的，不是天生的。人工智能具有人工性、智能性的基本特性。

人工智能术语的正式提出，为开展人工智能问题研究提供了一种研究范式。一方面，界定了人工智能的研究对象。人工智能的研究对象是机器，机器主要是以计算机为载体的智能机器，或者说是一个具有智能化的计算机，主要研究智能机器如何辅助人脑解决问题，“计算机与智能”“计算机与人脑”等问题都涉及赋予计算机人的智力功能并发挥这种计算机的智力功能的问题。另一方面，界定了人工智能的研究实施问题。由于人工智能涉及计算机科学、生物学、脑科学、语言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多种学科，而由人工智能直接产生或间接派生的一系列问题都已经不能由单一学科来单独解决，需要进行交叉研究、跨学科研究、系统研究，这也开启了一项新的学科研究领域，即人工智能学科的研究领域。需要指出的是，人脑的开发与应用为人工智能问题研究带来了重要动力，随着人类对人脑的研究进一步深入，脑科学研究将会与人工智能问题研究联系得更加紧密。

(二)人工智能问世初期的研究情况

人工智能概念出场后，美国哲学学者休伯特·德雷福斯对1957—1967年十年间的人工智能问题研究状况进行了总结：第一个研究阶段(1957—1962年)主要是聚焦“认知模拟”[1]99问题的研究；第二个研究阶段(1962—1967年)主要是聚焦“语义信息加工”[1]140问题的研究。后来又补充了第三个研究阶段(1967—1972年),主要是聚焦“控制微世界”[1]8问题的研究。他强调“认知模拟”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是最根本性的，智能机器一般具备人类的认知能力，本身就具有“认知模拟”的能力，但同时强调这种“认知模拟”的智能机器并不是人工智能的全部，还有许多需要不断扩展的领域，需要与人类的日常生活(“微世界”)领域联系在一起。这为人们研究人工智能问题提供了有益启发。

(三)人工智能哲学研究的能力哲学与语言哲学视角

1997年，人工智能领域发生了一个世界性大事件，计算机“深蓝”战胜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引起了世界各界的广泛关注。参与游戏的人工智能机器的能力是否可以超越人类自身的能力，成为了一个受到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同时，关于人工智能出场，还要提及的是阿兰·图灵和冯·诺意曼等人。阿兰·图灵在其《计算机器与智能》、冯·诺意曼在其《计算机与人脑》中分别分析了计算机与智能、计算机与人脑的关系问题。这也为人工智能问题研究提供了许多启示。阿兰·图灵在其《计算机器与智能》中从能力哲学视角分析了具有智能的计算机器，指出人类对于具有智能的计算机器“更加看重思维的能力”[2]70。如果这种“思维的能力”存在的话，“机器能够在所有纯智能的领域中同人类竞争”[2]90就成为了可能。如果这个问题真的出现了，人类对此将是“一个困难的抉择”[2]90。冯·诺意曼在其《计算机与人脑》中从语言哲学视角分析了计算机与人脑的关系，指出“人脑的语言不是数学的语言”[3],计算机所具有的“数学的语言”是人类设置的“指令性”的通信，这与人类的人脑的语言还是有区别的，不能以“数学的语言”来评价计算机所具有的人脑所不具有的语言能力，计算机的语言和人类的人脑的语言不能简单等同。两位世界级的人工智能问题研究学者从能力哲学和语言哲学视域来分析人工智能问题，为人类探索人工智能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础依据。

二、人工智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和确证

从人工智能出场的背景来看，人工智能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联系最为密切。从唯物史观理论视域中来审视人工智能，首先要弄清楚人工智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就人工智能的本质而言，人工智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和确证。人的本质力量是人在劳动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人类在开创人工智能的历史过程中，实现了人从动物状态到人的状态的提升(物种方面的提升)与人从个体力量到集体力量的提升(社会方面的提升)的两种状态提升。前一种提升是人的属性状态的提升，后一种提升是人的能力状态的提升。人类在这两种状态提升过程中，对创造性事物的垂爱和行动、机器的发明创造、人脑的创造性思维的发挥等表现得最为鲜明。

(一)人的属性状态的提升

一般而言，人的属性包括人的自然属性和人的社会属性，这与人对自身的认识和对人的生存状态的认识有着密切关联。

其一，人的属性状态的提升，意味着人对自身的认识的提升。人对自身的认识首先是从认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出发的。“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 [4]38,人是自然界诸多事物中的一分子，人来源于自然界的客观事实是毋庸置疑的。自然界是人的来源之本，是人的生存之根，为人提供了须臾不可离的空气、土壤、水、动植物等。这些为满足人的吃喝穿住等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保障。人对人自身的认识的转变，最初表现为人能够明确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在这种状态提升中，人从功利性的思维出发，发现人可以通过发挥能动性更好地让自然界来为人类服务。

其二，人的属性状态的提升，意味着人对人的生存状态的认识的提升。从人与自然界、人与动物界等关系来看，人的生存状态转变经过了复杂过程。最初是过度依赖自然界，通过对人之外的动物界的防御，来维护人的生命存在。在这个时期，人还没完全具有个体独立性，人的生存只有通过人所在的家庭、氏族、部落等共同体形式来对自然界和动物界进行抗争，并以此保存人的生命存在和种族延续。后来人可以逐步发挥个体独立性，逐步具有生存主动权。在这个阶段，人还是受到各种共同体形式的外部条件制约，个体独立性尚未得到完全实现，个体与共同体有时还会发生冲突。在这种状态提升中，人对人与自然界、人与动物界、人与人、个体与共同体等关系有了进一步认识，发现人可以通过发挥共同体的力量来更好地让自然界为人类服务，共同体的力量比个体的力量要强大要可靠。

“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4]422,人所属的物种是动物，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脊椎动物形态。把人从动物的物种中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提升出来，是确证人的本质的关键一步，是人的本质生成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人只有明白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所在，才能够以人的方式去从事属于人的活动。人的一系列认识过程正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过程，而对人的生存的可持续性的担忧，使得人类对人需要从动物界状态提升到人的状态的迫切感更为强烈。

(二)人的能力状态的提升

人的属性状态的提升加深了人对人的能力的认识和评价。也就是说，人的能力是人能够维持生存和谋求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也是可以满足人的更多的更新的需要的巨大推动力。在这里人开始意识到需要重视对人的属性中人的共同体的力量的发掘，发挥人的能力的共同体作用。人类的创造能力在机器发明创造方面得到了体现：机器生产推动了工业发展，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机器生产也推动着人的能力的发展。

其一，人的能力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5]。换言之，人的能力就是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合力，而人类的能力就是人的共同体的合力。人的本质力量表现为人可以创造出自然界没有的东西，来不断满足人类的需要和提高人类满足需要的能力。于自然界而言，自然界虽然为人的生存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保障，但是在人类需要更加高级的生产工具来服务于人类社会发展时，自然界并未能让人类如愿以偿，人类只能依靠自己来实现愿望。正如马克思所言：“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11]自然界不具有创造出机器的能力。机器“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6],机器是在人类产业劳动中产生的，是人类的产业劳动的产物和结果。更确切地说，机器是人类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产物和结果。就其实质而言，机器是内含着人的意志的一种特殊的“器官”,这个特殊的“器官”首先是一种物质产物。

其二，人的能力的创造性运用可以推动机器的不断更新发展。机器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人的能力的创造性运用和人的创造能力，“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 [6]。人类发明创造机器的过程本身就是人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对象化的活动过程。这种对象化的活动是对人的“对象化的知识力量”的验证和运用。人类学习和获得各种知识，包括得到“一般社会知识”[6]。“一般社会知识”是社会生活的表现，这种社会生活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6]。人类的生产活动所及之处，正是人类的知识和能力的所及之处，人类的“对象化的知识力量”造就了人类能力并拓展了人类的能力视野。因此，机器生产以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是人的知识获得和知识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的“器官”和“条件”,知识和社会生产力作为推动人类社会实践发展的动力，在人的实际活动中得到了确证。

“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4]442,这种提升确立了人的本质的社会特质。人的社会特质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性区别所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这一特质促使人的能力状态的提升突破了人的自然属性中的动物状态，促使人朝着社会属性中的人的状态迈进，使人真正意识到人所具有的无限创造能力和人的劳动活动所具有的无限创造性。人作为社会存在物，作为社会上积极的能动的主体，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够彰显自身的本质力量。

不言而喻，正是人的创造能力的发挥才发明创造了机器，这也包括后来人工智能的产生。从考察中可以得出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的本质力量关系的两点内容。一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和确证是多种形式的，人工智能只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和确证的一种形式。人工智能是人的劳动生产活动的产物，是赋予了人类的一定意志和意识的高级的机器。这种高级的机器也表现和确证了人类的某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归根到底，这寄寓了人类的愿望和目标。二是人工智能是人的本质力量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种验证和助推。人工智能的出现为人类的劳动生产活动以及理念思维行为等方面的变革提供了新的思路。一种新发明新创造出现后，在具体的实际应用中，还会不断地被改进，这也助推着人的本质力量的进一步催化和创新。因此，从唯物史观理论视域厘清人工智能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关系，为更好研究人工智能问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论依据。

三、人工智能发展的价值取向和评价尺度

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人的本质力量的不断释放，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脑科学等高新技术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共同驱动下，历经60余载的人工智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等方面的特征日益明显，也面临着对法律与社会伦理道德的冲击、对个人隐私的侵犯等可能性问题。对这些可能性问题的分析，首先离不开对人工智能的人性的分析，既然人工智能是人造的，那么就无法抹掉其所富含的人性色彩，而人工智能的人性的程度如何完全取决于人性的程度，即人工智能在为人所用时所体现出来的人性。这是因为，“而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4]106。在这里，“人性的程度”就关涉人工智能的人性。人工智能的这种人性是与人的价值取向和评价尺度保持一致的。因此，要对人工智能的价值取向和评价尺度进行探讨，引导人工智能朝着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迈进。

(一)人工智能的价值取向的意识形态性

从物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是人类发明创造的一种新式机器，是一种物质产品。人工智能在交换过程中得到了商品的属性，就是作为商品在社会上流通和被使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人工智能就是人的劳动力的表现。“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7]“道德的要素”说明了人的劳动力作为商品所具有的特殊的性质，包含着人的因素在里面，作为人的创造物的人工智能也包含着“道德的要素”。人的因素是具有其所隶属的共同体的意识形态性的，由此从人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又带有人的某些意识形式或道德形式。因此，对人工智能的价值取向不得不考量其意识形态性。

其二，人工智能的操作者本身带有意识形态性。人工预设规定了人工智能的思维意识功能，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人的意识形态性，也就是说，人工预设的主体的人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现实的人。这种意识形态性主要表现在人工智能在社会规则、伦理规范、法律法规等方面是有着鲜明意识形态属性的。在保证人工智能自身作为一种物质产品安全的前提下，人工智能的操作者就决定着人工智能应用的目的和手段。人工智能的操作者的意识形态性就会发挥着价值取向的功能。若人工智能被用来造福人类社会，那么在这种价值取向下，操作者的意识形态性就有正向效应；若人工智能被用来损害公共利益，为谋求个人私利，在这种价值取向下，操作者的意识形态性就有消极效应。操作者意识形态性的差别决定着人工智能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如无人机用于公共安全搜救方面，这是正向的，而用于攻击他者以获取私利，那就是危险的。

人工智能的价值取向的意识形态性说明了人工智能是有着人性的，而这种人性中的正向的价值取向和消极的价值取向则对人工智能应用和发展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应坚守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价值取向，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和发展要规避消极效应的冲击和危害，发挥正向效应。只有在正确的价值取向的引导下，人工智能发展才能够将自身的正能量显示出来。

(二)人工智能的人的发展的评价尺度

针对人工智能的价值取向内在的意识形态性，立足人工智能的现实应用情况，需要找到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平衡点，即规避人工智能的负向功能，发挥人工智能的积极面。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技术与道德之间存在着一个微妙的关系，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关系。马克思曾指出：“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8]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明显的，尤其表现为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关系。这种“技术-道德”的代价论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意识形态性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同时技术的评价尺度也有不可脱离的关系。厘清技术发展的评价尺度问题，再来审视人工智能的评价尺度就十分自然了，而以人工智能发展促进人的发展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明智选择。

其二，以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人的发展。从人工智能的评价尺度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是维护人的生存的，必须是有助于促进人的发展的。人工智能的问世出场和历史演进，都是以人的活动作为出发点的。这个出发点是人工智能不能脱离人的活动而独立存在，所强调的是人工智能的社会存在价值意义，也是为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的人性意蕴和能力本质，是人的人性和人的能力的映现，这也符合人类发明创造和应用改进人工智能的初衷，但是，人性的消极性和人的能力的负效应都会对人工智能带来人为的干扰，有些是不经意的，有些则是有预谋的。唯物史观理论视域中的人性和人的能力也说明了要对人工智能进行全面发展审视。一方面，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已经融进了人类的学习、工作、生活等实际活动中，在广阔的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就，人类已经处在人工智能时代之中。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一些负面影响也在暴露出来，这给人类敲响了警钟，关于人工智能的价值观教育、人工智能的安全使用、人工智能的伦理规范与法律法规等都被提上了重要位置。人类的发明创造是要造福人类的，而不是损害人类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是要促进人的发展的，而不是损害人的发展的。如果是损害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那么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将受到阻碍。以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人的发展需要在理念和行为方面着力：在理念方面，要树立人工智能发展促进人的发展的发展理念，把人工智能发展与人的发展有效结合起来，积极发挥人工智能对人的能力发展的助推作用，增强人类创造性思维发挥和人类创造能力的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在行为方面，要努力减少人工智能的不可控性和人为造成的逐利性，不能把人工智能作为纯粹获取私利和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工具，在社会伦理和法律法规等层面强化对人工智能使用者的监管，更好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人的发展。

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考查它的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10]。这给我们研究人工智能问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启示，首先要对人工智能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前提条件进行考查。虽然人工智能概念是由外国率先提出的，但是其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的计算机和计算机技术的发明与发展仍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而其后续研究和开拓创新离不开对其本质的唯物史观理论视角的考查，正如人工智能术语的发明者约翰·麦卡锡所言，“人工智能可以借鉴哲学，哲学也可以借鉴人工智能”[11]。同时，应对人工智能与人的发展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确立人工智能与人的发展的正向的积极的良性互动，从而为促进人工智能的安全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当前人工智能呈现出了一个共同体研究的趋向，即将人工智能所包含的“内容综合到一个共同的框架中”[12],人工智能的“智能体”思想研究也成为了哲学界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和研究点。一言以蔽之，人工智能的发展理应是造福人类的，是为人类过上幸福美好生活服务的。这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最根本的价值追求和目的归宿。

参考文献

[1]休伯特·德雷福斯.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M].宁春岩，译.马希文，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2]玛格丽特·博登.人工智能哲学[M].刘西瑞，王汉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3]约·冯·诺意曼.计算机与人脑[M].甘子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59.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1.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2.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9.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0.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00.

[11]HOFFMAN R G,高培焕，廖士中.约翰·麦卡锡谈人工智能的探索[J].世界科学，1991(09):34-37.

[12]拉塞尔，诺文.人工智能：一种现代方法[M].姜哲，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