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加速了科技与经济体系的全球化，而文明则远没有全球化，深究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其仍然源于对宇宙本质的认知分歧，比如：1）其究竟属于无神论还是有神论？2）其究竟属于我们中华的“（唯）气论”还是西方科学的“唯物论”？对于这些问题，人类世界需要一个确切的答案。

而这个确切的答案潜藏在理论的最深层，其直指宇宙观（即宇宙的本质）。在将科学考察与我们党一系列指导对标的过程中，其与政治的联系越来越深广，最终也共同指向了这一问题，本文这个主题就是受其指导的启发而确立的。在起草过程中虽曾几易其稿，最终感觉只有这样表达才能将其内涵完整而准确地表达出来，并在推动我们中华文明复兴的同时，也为世界科学革命与文明全球化提供一套中国方案。

然而通过阅读资料和网络观察也发现，人们对于我们中华文明复兴与世界科学革命的联系并不够紧密，贯彻落实我们党政治理论指导仍不够到位，除在解读我国古籍和马列理论中仍存在着严重的本本主义外，对近现代科学一些基础知识甚至缺乏基本的了解，在理论研讨中难以触及一些核心问题，所以本文想就这些问题继续谈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中西方科学互补烘托出新一轮天道文明（直根系）

纵观学术圈的一片混乱，通过梳理会发现，虽然各执己见争论不休，然而根据考察结果，古今中外没有一种文明和理论是十全十美的，都存在着一些缺欠与不足，由此说明，世界文明史需要一种崭新的文明和理论给予阐释，尤其需要科学革命，也可将其说成近现代科学的本土化，唯有如此才能助其走出混乱与泥泞，现在就让我们对其基本轮廓大体梳理一番。

（一）漫谈中西方文明及理论研究的简要梗概

所谓“文明”，它是与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明反映着理论的本质（如天道或神道），而理论则阐释着文明的基本内容，它们两者不可分割。

根据我们党领袖们的思路，通过“大本大源”梳理古今中外理论研究的基本脉络并不复杂，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即无神论与有神论，前者以我们中华文明为例，而后者则以西方文明为例，其可代表所有有神论。由于近现代以来马列属于我国所运用的主要理论，所以在此也一并梳理一番。

探讨人类文明问题，一般都是由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事物开始，但随着探讨的深入，其会逐步聚焦于人类的起源，最终则聚焦于宇宙的起源，因为任何事物都无法超脱于宇宙的诞生与演化。这句话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它却道出了人类文明理论生成的基本规律与演化过程，根据我们所奉行的实事求是学风，其可以大体反映出我国学界缘何一片混乱并该怎样拨乱反正的基本路径。

由于近现代以来主要是由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流行于世，所以我们就先从这里说起。

1．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的简要梗概。所谓“文明”是由其理论体系的本根（大本大源）或立论基础反映出来的，比如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由于其本根或立论基础属于神学，所以其被称为“宗教文明”或“唯神论”。

一般来讲，理论体系的形成首先会追究到人类起源问题，而在对其认知积累条件不够充分基础上社会又需要一种理论能够统一人们的思想，于是便产生了“上帝造人”的神话传说（我们中华也曾有女娲“抟土捏人”的神话）。然而随着追根溯源的深入，其必须要解释宇宙的起源（宇宙观），于是也产生了上帝“创世纪”的宗教文明。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西方便对其神学开始产生了质疑，通过文艺复兴推动其思想解放，由此而萌生了其科学启蒙，从而推动其科学发展了起来。

而西方科学发展起来后，它却与其神学产生了矛盾，因为其“物理学”在哲学中属于“唯物论”，其宇宙观属于物质观，与其“唯神论”在本根或立论基础上产生了矛盾，似乎是在颠覆或否定着有神论。然而先别着急，问题并没有那样简单，因为其物理学并非是在历史条件充分酝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带有先天性残疾，比如其一直无法解释“一切物体开始运动必有第一推动力”（即绝对运动），所以其最终仍然不得不将这种“第一推动力”归功于上帝，由此其所谓的“神哲科”理论体系实质上属于一种不伦不类的“拼盘”。而这种拼盘严格来讲，说其“杂交”也好“串种”也罢，反正其在古今中外理论之林中是不太上讲究的（哲学留在下面探讨）。

2．马列理论体系的简要梗概。毫无疑问，马列也属于西方文明，近现代以来其在我国几乎成了唯一运行的理论体系，所以在梳理西方理论体系时也需要将其包括在内。

（特注：在此需先做个交代，在马列本土化过程中，根据“去芜存菁”基本原则，我们消化吸收其同情劳动创造并憎恶资本剥削的内涵，并扬弃了其西方哲学理论衣钵，从而形成了系统完备的人道文明理论体系。既然如此，在此便按照我们党“先立后破”的理论指导，对其哲学可以给予坦率地剖析，这样不至于引起大家的误解。否则，我国学界便难以推进“又一次思想解放”，更难以实现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从而推动我们中华本土理论的顺利翻身）。

根据马列论述的范围，其应该属于人类学（社会科学），在梳理宇宙学时不应该将其包括在内，但其所运用的“唯物论哲学”则属于宇宙学，由此就先在此一起研讨一番。

马列反对有神论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学界对此都没有异议），但其“唯物辩证法”理论衣钵则属于西方“哲学”，而哲学在上面探讨西方理论体系时已看到，它属于“神哲科”理论体系“直根系”的一个分支，所以其事实上并没能从西方理论体系藩篱中彻底解脱出来，仍带有难以撇清的内在联系，比如对于物质的“绝对运动”，其只是一提而过，并没有解释其缘何会“绝对运动”，与牛顿的“第一推动力”仍无法撇清关系。

对于西方哲学的问题，前文中曾从多角度进行过辨析，而在此就将其谈得更直白坦率一些。由于其哲学属于“抽象思维”，所以由其抽象出来的所谓“概念”便很自然占据着我们中华之“气”或“形而上者之道”的理论地位，比如我们的“阴阳”，在其对立统一的运动中它是与“形而上之气（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不分离，而哲学由“抽象”得出的对立统一规律则是与“形而下之物质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根据近现代科学考察结果，物质运动属于宇宙运动现象，而能量运动才属于宇宙运动的本质，所以，在这种貌似一致的对立统一运动中，哲学就在不知不觉中将我们传统的“唯气论”篡改成了“唯物论”（比如在我们中医药学教科书中就将“气”阐释为“极细微物质”），这也属于其始终压抑着我们本土理论思维难以翻身的直接原因。

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许多学者受西方哲学影响之深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即便有些一直非常活跃的著名专家教授依然将西方“哲学”看待为一种高大上的理论与思维（竟然还自甘作妾创建什么“中国哲学”），并帮助其在我国学界积极兜售，若任其发展下去，并继续由西方哲学（与神学）在我国学术理论领域鸠占鹊巢，我们中华文明将永无翻身并复兴之日，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近现代以来我国学术理论界所一直在经历的严酷事实。

再说其政治经济学，其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中，由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商品”入手研究社会运动规律，于是便产生了其“政治经济学”，由此也坚持“无产阶级”立场产生了自己的“阶级学说”。而随着恩格斯对其文稿和理论的系统性整理却发现了问题（马克思坚持自己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因应该与此也深度相关），于是便在其基础上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著名论断，同时也提出了“人性与兽性”的对立统一运动关系，但由于其过于谦虚，也担心其会与所发表的“历史文献”产生矛盾，于是其这一论断只是一提而过，并没有（像我国老子那样）返回头重新梳理那些“历史文献”从而将其升华为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再说恩格斯由于年事已高，也不允许其重新梳理这样繁重的工作了，只好留待后继者继续。然而两位伟人的人类起源说（这一学说应归属于两位伟人，因其理论没有前者便没有后者）却意义深远，其不但彻底否定了由“神造人”之说，而且填补了数千年来人类学理论的（本根或人类观）空白，为我们中华人道文明重新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见下面附表）。

3．我们党理论创新的简要梗概。在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进程中，其曾经历了太多的艰难险阻，理论创新也一直在爬坡过坎，在摸索中不断前进。

在我们党成立之初，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思潮呈现为"打倒孔家店"并主张“全盘西化”，在这种氛围中，我们党的理论探索是在我们中华文明极度低潮和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极度混乱中起步的，怎样救亡图存属于我们党理论探索的首要课题，所以在建党之前，毛泽东便对其有所思考，并深刻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主张“向大本大源探讨”。而根据以上梳理，其大本大源显然不属于人类本原，而是宇宙的起源。即便我国古代存在着“气论”，但在外族频繁入侵和西学东渐中其已被冲了个稀里哗啦，几无还手之力，所以毛泽东在对待学问问题上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并不盲从盲信，而是要重新探讨这一根本性问题，说明他既不从中也不从西，而是要从头重新起步，并要探索出一条前无古人的独立自主之路。这无疑属于少有的一种历史清醒，我们党现在所追求的“守正创新”也属于沿着这一思路在继续发展。

在此需要插叙一句，“向大本大源处探讨”，细心的学者应该会注意到，其较原文多了一个“处”字，为此自己曾颇费思量，最终才领悟到这一个字使其具有了新的含义，即其原文属于在100多年前我们党探究科学根本性问题的着眼点，而历史发展到今天，它依然属于在科学进一步发展条件下我们探究其根本性问题的着眼处，从而使其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其实质属于两位领袖对待科学根本性问题共同的基本观点。

在此特别推崇我们党“向大本大源处探讨”这一基本观点，因为其深刻指引着我们的学风。领袖们学识那样渊博，对学术理论问题却依然保持着敬畏之心和谦虚谨慎态度，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真精神，是我们每一位学人都应效仿的典范。在求知的道路上，我们更应沉心静气，力戒浮躁，深入钻研，共同营造更加求真务实的学术氛围。

对于大本大源与守正创新的基本关系，以及其怎样“明体达用”的问题，请参见下面附表，根据我们传统的思维逻辑和理论构建模式，由大本大源或本根衍生出其基本矛盾运动，并决定着理论的性质，无论其衍生出多少分支学科，其都是由其本根或大本大源衍生而来，不是可以随便由人为规定的，基本原则是“道法自然”，从而杜绝了自以为是的唯心论。这属于我们中华文明及本土理论体系最基础性的一些理论构建规则，若非对我们传统理论具有深刻理解与认知是绝难提出这些基本原则的。纵观数千年来的诸多古籍，除几部经典外，对大本大源及其理论体系“体用”关系达到透彻理解与运用者并不多见，包括儒学，对其也只是泛泛而论而已（其也能说明毛泽东对儒学的评价并非没有依据）。

通过这一梳理会发现，马列本土化的最大难点并不在社会科学，而是在于自然科学的现代化与本土化，由此这么多年马列没能实现本土化的关键就卡在这里，所以，历史需要我们重新探讨大本大源（即宇宙观）课题，并在近现代科学发展条件下重新构建我们自己的本土理论体系。

（二）中西方科学怎样互补，又怎样烘托出新一轮天道文明

以上所谈属于一种简明扼要的梳理，意在根据我们党的指导对国内外理论问题梳理出一个大体的轮廓，以便于大家理解与参考，所以，本节对于科学革命与我们文明复兴的基本关系，也只能对其进行一下概略性梳理，有些具体问题仍留待后面再谈。

1．没有科学革命便没有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在网络观察中注意到，虽然探讨中华文明的文章汗牛充栋，但基本都是依据古籍本本试解其含义，鲜见有将其与科学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文字，即便有也是通过引用近现代科学装点门面，难以摆脱削足适履或委曲求全之嫌，显然与我们领袖们“向大本大源处探讨”并“守正创新”的意境还存在着明显的距离。

根据我们党的理论指导，其是要结合近现代科学发展在现代条件下重新确准宇宙本根或宇宙观，并根据其守正创新，从而形成现代化理论体系，这一点应该是很明确的。然而根据近现代科学考察，其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科学革命，而这场革命既属于我们文明复兴的基础，也属于其复兴的历史契机，只有摆正这一关系才能将它们两者深度结合在一起，并将我们中华文明复兴与世界文明革命一体向前推进。

通过以上探讨也明确说明了一个基本问题，即科学革命必然带动文明革命，由此也充分说明，我们中华文明复兴实质上既与科学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也与世界文明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不但改变了近现代科学的宇宙观，而且也改变了西方哲学的世界观（人类观），由此就更加彰显出强调“向大本大源处探讨”并“守正创新”的深刻内涵与历史意义。

不过就中华文明复兴与世界科学革命的关系而言，其应该是以科学革命为基础，是它为我们中华文明复兴提供了科学条件与历史机遇，否则，如果西方物理学和哲学继续横行，即便我们再努力也难以实现文明复兴的宏愿。所以要想推动历史的发展，我们最好在不忘我们本土理论梗概时，先要搞懂搞通近现代科学一些基本问题。

2．中西方科学优势互补已成势所必然。根据对中西方科学考察所反映出来的基本事实说明，西方科学前沿的宇宙大爆炸理论与我们古代之“气论”正在相互靠拢，通过对其相互梳理并将它们两者结合在一起，其便会形成优势互补，并可烘托出新一轮天道文明与世界科学革命，从而形成了一种崭新的一级（顶级）学科。由此说明，目前的“大变局”实质上属于一场深刻的科学革命（目前人们一般只将其作为“社会主义颠覆资本主义”的社会科学来理解，这显然仍有欠深刻），现在就将其通过表格展示如下：

中华科学理论与西方科学优势互补对照表

特 注：

1．该表格在告诉我们，若想读懂中华古籍，最好是先读懂近现代科学前沿，它会对我们古籍中那些模糊概念给出现代化释义。当然，前沿科学中有些模糊概念，也会由我们古代科学理论助其得出新解（如暗物质）。

2．通过中西方科学的互补，基本清楚地烘托出了世界科学发展的一级学科（直根系），并将其引入了我们中华之道，其不但为我们提供了对古今中外理论体系给予评判的基本依据，而且也助其破解了发展中所涌现出来的一些谜团。

3．通过该表反映出，中西方文明与科学的根本性分歧在于其对宇宙自然“本质”认知的不同，我们中华文明将其理解并阐释为“形而上者之道”，而西方文明则将其理解并阐释为“上帝+哲学”（参见下面附表）。

4．天道文明（一级学科或直根系）的重建，其不但为马列本土化提供了我们中华本土理论范式的基本框架，而且也使我们中华文明的阵容扩展了开来，克服了由于“独尊儒术”而导致我们文明发展逐步收窄的历史颓势，使我们中华腾飞拥有了其对称性的强劲双翼。

5．所以，在探讨中西方科学过程中，应该以互补为主，而互怼为辅，它为我们在对待中西方文明及其科学问题时提供了基本原则。

在十多年前就曾读到美国学者温伯格所写的《最初三分钟》，其曾介绍物质是由大爆炸能量凝聚而来，原话有些记不清了，而正巧在搜索资料中曾读到2025-03-07由比格实验室所写的一篇《宇宙大爆炸最初3分钟，发生事件颠覆人类认知！》（https://www.360kuai.com/pc/9851ec9971922ae04?cota=3&kuai_so=1&sign=360_57c3bbd1&refer_scene=so_1），其中有段话也可以粘贴如下供大家参考：

“最终，在宇宙大爆炸后的3分钟，质子与中子开始凝聚，形成了原子核。这一过程标志着宇宙从纯粹的能量态转向了物质态，为后来的星系、行星乃至生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多年前在考察中得出这一基本观点并读到温伯格结论后，脑中就曾产生过一些疑问：既然物质是由宇宙大爆炸能量所衍生，那就说明宇宙缘起于能量，可美国科学家们却仍然一直在坚持“物理学”，其一直将能量也理解并解释为一种“粒与子”的存在和运动也许并不那么简单，是否他们早就意识到“物理学大厦”将要坍塌而有意隐瞒？而我们的科学家们为何不将其与我们古代之“气论”产生一些联想？这些疑问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

通过这个“中华科学理论与西方科学优势互补对照表”，大家应该能够看出，1）西方近现代科学（物理学）本身就带有先天性残疾，其只能反映宇宙自然存在和运动的现象，缺失其本质，由此才为其神学与哲学留出了空间，其资本主义的丛林法则也是由这种科学做支撑而运行至今；2）将西方科学的大爆炸理论与物理学统在一起解读，便与我们古代的“中华气论”走到了一起，而它们两者的相互结合并优势互补则自然产生了一种“守正创新”，从而形成了一种既高于西方近现代科学（物理学）又高于我们古代“气一元论”（太阳系视域）的理论体系，并推动我们古老理论枯木逢春萌生出了新芽，使我们在近现代科学发展条件下产生了崭新而又居高临下的“一级学科”，一举将古今中外所有文明及其理论体系通过系统化改造全部收编于自己麾下；3）通过这一整合，其也将学术理论界一片混乱的原因暴露无遗（缺失中西方科学所能够通用的那种一级学科），并对各种理论体系的评判提供了基本的依据，也为其拨乱反正奠定了基础。

总之，根据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其正在推动世界文明发生一系列变化，尤其是运用我们中华理论思维解读宇宙大爆炸理论，并将其与物理学统在一起进行整合，其不但破解了科学界的一些谜团，而且也解决了世界文明的难题。而通过中西方科学的这一优势互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也无论是无神论还是有神论，反映出其原有的理论体系都存在着其各自的缺欠与不足（这也属于学术理论之乱的主要原因），都应该进行自我批评，这样就基本能解决各理论体系相互之间的指摘与攻讦，并通过一级学科的构建将其缺欠与不足一举给予了补充完善，遂将它们导向一致，从而向着统一世界文明的方向发展（更系统整合，请参见下面附表）。

在中西方科学优势互补的过程中，这里面有个难点，那就是对“暗物质”性质的确定，前些年我国网络在开放中可以参考外文资料，为此曾跟踪“维基百科”和NASA网站好几年，当然也跟踪我们中科院和百度百科等的汉语资料，期待着其会有新的进展（并未如愿）。经反复核对与思考终于解开了这个死扣，其明明被命名为“暗物质”，用以区别于“明物质”，即在性质上其属于那种不可见与不可探测性客观存在，但国内外科学界却都被物质观带进了沟里，一直在将其当作明物质来对待，并一直企图探测到其“粒与子”的存在形式，结果却一直都无果而终。即便如此，那些科学家和理论家们却依然故我，继续在“唯物论”之路上滑行，就是不吐口暗物质（实质）属于“形而上者”，这的确很令人费解。而我们作为平民百姓由于没有秉持“唯物论”发表过什么论文和专著等，所以思想上不存在否定自己过去文论等那种尴尬，也没有为其守墓并辩护等那种个人杂念，依然是只认事实不认人，不迷信任何理论与权威，根据科学发展所反映出来的基本事实，从而将“暗物质”归类于“形而上者之道”，并顺利解开了近现代科学中的一系列谜团（有关这方面的考证，在前文中已有所交代，故在此不予重复）。

还有，最近也读到有文章主张将我们中华之道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权”，不应成为“世界共享文化”，不赞成其与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担心其会“去民族化”，更不赞成“洋道士”参与讲解“道法自然”等，这就大可不必了，我们中华文明这轮复兴不但属于世界科学发展的结果，而且也属于我们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必然，何况“人道主义”早已成为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共识，所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并且其会有碍我们中华文明的世界性传播，不利于世界和平的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实事求是地讲，我们中国的科技发展事实上已走在了前面，比如我国的新能源革命、人工智能、诸多科技突破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其都已经迈出了科学革命的实质性步伐，并与西方产生了代差（在国际上的军事博弈中已明确反映了出来），并且这种代差正在逐步拉大，然而我们的理论却仍然滞留于“唯物论”之中徘徊，始终迈不出宇宙观（大本大源）革命那关键性的一步（也属于我们的改良），学术理论界的思维始终跟不上形势的发展，难免令人有些扼腕叹息。

3．无机界与有机界需要区别开来。这一问题就从其必要性和其“直根系与侧根系”说起。

（1）无机界与有机界区别开来的必要性。无论是东方无神论还是西方有神论，也无论是中华气论还是西方哲学，其科学理论至今都没能区分无机界与有机界，至今都在“大锅炖菜”，其不但一直在模糊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界限，导致有神论上帝的“创世纪”既能造宇宙也能造人，而医学界至今也在自以为是理论的指导下难以“迷途知返”，比如：中医人体的“气血”理论不但一直未将微生物、植物、动物的相互联系与区别整合进来，而西医也仍然在运用笛卡尔的“动物是机器”观点将人体看待为一台无生命的机器，动辄就给人动手术换器官，这些都严重有违客观的真实，也严重影响着人类健康。

根据近现代科学考察结果，尽管有机界源于无机界，但它们之中则运行着两种不同的能量（考察中曾将它们分别称为“无机能与有机能”），无机界自然是由“无机能”（也称“自然能”）在驱动，其服从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定律），而有机界则是由“有机能”（也称“生物能”）在驱动，其服从“生命以负熵为生”的熵减定律，由此而分别统御着自然界非生命与生命在运行，并形成了它们完全不同的运行规律。

尤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根据马列研究中所涉基本内容，其应归属于生命科学中的人类学，而不应根据西方科学的发展也将其与物理学和唯物论哲学混在一起，导致最终也与牛顿将“第一推动力”仍然归属于上帝撇不清关系，所以下面才特立一大节专门探讨马列本土化和侧根系人类学（人道文明）课题。

（2）走出“定于一尊”狭隘误区，以“直根系与侧根系”修复中华文明理论指导。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思想理论体系亦如江河汇流，兼容并蓄。然在历史长河中，时有“定于一尊”之倾向，将某种学说奉为唯一圭臬，压抑了文明内在的多样性与创造力。此种思维误区，既不符合中华文明的历史真实，更阻碍其在当代的理论创新与生机焕发。走出这一误区，修复并发展中华文明的理论指导，实为当务之急。

“定于一尊”的思维本质上是将复杂的文明机体简单化、僵固化。回望历史，我们曾有“独尊儒术”之倡，而改开前则有“独尊马术”之导，然而根据科学考察，无论“儒术”还是“马术”，它们应该归属于有机界的人类学，虽然马术之经济学包含部分无机界内容，但在根系上仍缺乏那种“直根系与侧根系”隶属关系，仍存在容易走偏的隐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毅然决然打出了“改革开放”的大旗，领导我国对政治与经济等展开了一系列勇敢的探索。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更是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拥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并积极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遗产，从而通过理论创新使我们拥有了“天道文明”与“人道文明”系统非常完备的理论体系，为我们中华腾飞补齐了其对称性的强劲双翼。

唯有挣脱“定于一尊”的思维枷锁，中华文明的理论之树才能根深叶茂，指引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这不是对传统的背离，而是对文明真精神——包容与创新——的最高致敬。当理论的百花园竞相绽放，中华文明方能以其深厚而活泼的思想力量，不仅照亮自身前路，亦为人类应对共同挑战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

通过以上两节根据我们党的指导原则进行概略性梳理，大家头脑中对中西方文明及其理论体系的运动发展应该有个大体的轮廓了，下面就一些具体问题再继续探讨。

（三）中华文明复兴必先进行学术戡乱，以整顿本本主义

我们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近现代以来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磨难，并险遭灭顶之灾。而通过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救亡图存，历经艰苦卓绝的抗争与革命，其终于使我们这个深受磨难的民族又枯木逢春建立了新中国，从而开辟了我们中华文明历史发展的崭新篇章。

然而我们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抗争与革命还没有完结，中华本土理论还没能重构起来，我们的理论思维还没能从西方哲学藩篱中挣脱出来，文明与文化主权和话语权仍被西方学术理论所牢牢把控，怎样解开这一团乱麻，其仍属于我国学术理论和文化界的一大难题。

1．重新解读古籍原理，从而推动其“去芜存菁”，并“古为今用”。通过以上所谈已为这种梳理埋下了伏笔，毛泽东在读四书五经时就了解我们的古老文明和理论，也了解古代之气论，但随着西学东渐它却受到了严重冲击，社会主流学潮也在极力对其进行着否定，由此他深知，理清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搞清楚宇宙的“大本大源”，这属于我们古圣先贤才具有的那种深邃思维，由此可见其思维与思想深度的确非同一般，事实上我们党在领导我国革命与建设中所进行的文明和理论探索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然而对于这一根本性问题的探索却并非一帆风顺，其原因有三：1）我国古籍论述莫衷一是；2）科学发展还没能出现解决一系列疑难问题的历史契机（直到1998年宇宙学才出现征兆）；3）我国整个学界需要重新觉醒。由此可见，我们党在理论探索中所面对的困难之大，也属于世所罕见。

在克服本本主义问题上，我们党的基本原则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尊古不复古，守正不守旧”，并“正本清源，守正创新”。而正本清源，首先需要“正”我们传统理论之“本”，并“清”我们传统理论之“源”，因“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根据阅读资料和网络观察，我国学界普遍都对宇宙和人类本原或本根认识不足（深究者寥寥无几），而真正能点出根本性问题所在者还得首推我们的领袖们（其反映着思维深度），他们就像老子读懂了易经一样，只要解决了宇宙的“大本大源”，就可以顺势形成整个宇宙学理论体系。然而可惜当时科学还没有发展到相应的地步，再说伟人需要领导革命也没有充足的精力完成这一工作，只有我们后继者沿着其思路来完成其这一宏愿。

根据毛泽东“向大本大源处探讨”的指向，结合近现代科学发展和大爆炸理论所反映出来的基本事实，对我们古籍所阐述的基本原理及其一些基本概念就需要尝试着重新梳理一番了。

（1）“道与气”的基本关系：道主规律，气主动力。对于我们古代理论这一阐释，若不通过近现代科学发展那本“无字之书”是很难解读出其现代化含义的。根据其考察结果，宇宙的本质或本根属于“（大爆炸）能量”，与我们的古代之“气”相通，其实质上也将我国古代的“道与气”都包括了进去，因它们两者都属于“形而上者”，实质上不分彼此。这在我们的中医药学中，它们两者在运用中也不再区分彼此，都统一用“气”予以阐释。

（2）“易与气”的基本关系：易为变化之理，气为变化之质。通过古代这一阐释，“易与气”它们两者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分割。又如：“易是气变化的法则，气是易实现的载体”，其也在说明着“易与气”的基本关系。

由此，我们古代之“易、道、气”三者实质上都属于现代的“能量运动”，只不过“易”侧重于阐释宇宙运动，“道”侧重于阐释宇宙运动规律，而“气”则侧重于阐释宇宙运动的本质，它们三者实质上属于一回事。不过由此也能反映出，我国古代对宇宙本质的提炼与确定并非是一步到位的，先是注意到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处于运动中，由此推断整个宇宙也在运动不息；而后发现所有运动都遵循着一定规律，并通过“道与德”或“形上与形下”运动之不同，从而确定了它们的从属关系（这时也通过“恍兮惚兮”基本确定了“气”为宇宙的本质）；而通过众多医学工作者和庄子等的进一步复核，从而将宇宙的本质明确认定为“气”，并由此产生了我们的中医药学基础理论。

然而近现代以来由于西方科学的发展与西学东渐，我们的古老文明和传统理论必然受到严重冲击，所以我们党才又根据科学的发展提出了重新定义“大本大源”并重新据其“守正创新”的时代命题，从而形成随历史发展而切实可用的现代化理论体系，为我国学界规定了新的战略性研究课题。

（3）古籍本本主义严重阻碍着我们中华文明向前发展。在中华文明史上，我们的古老理论曾经历过古圣先贤数度的复审，由此而逐步明确了宇宙自然的本原或本根，并建立起了我们本土的“气一元论（简称气论）”。这从仍然能够影响至今的几部经典便可以反映出来，如：周易（易经）、道德经、南华经、黄帝内经（含中医药学）等，它们实质上都属于围绕“气”而展开的探索、复核与阐释，而为我们中华文明奠基者则首推周易和道德经，充分反映出其能够气吞天地的雄浑壮阔。

然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由于历史与科技发展的原因，其研究与阐释的范围却在逐步收窄，基本走向了人文科学（如儒学）与人体科学（如中医药学）方面，由此而冷落了对（无机）自然科学（直根系）的研究与探索（这与后来的科学发展落后于西方并险遭亡国灭种之灾深度相关）。尤其是儒学，由于其“三纲五常”等非常有利于社会的统治，所以其深受各朝各代所推崇，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其成为了“学而优则仕”的官学，并在我国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本本主义。再加上一些宗教神学和落后文明的混杂，以至后来几乎一无所用，我们传统的本本主义导致满清野蛮入关迫使我们堂堂中华先是进入了奴隶社会（满清称汉人为“奴才”，说明其社会性质并非属于“封建”），再后来又招致西方列强入侵，从而迫使我国进入了半殖民地时代，由此中华文明进入了悲哀的衰败期，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

为挽救这一危机，国民党先是从政治入手，通过将美国的资本主义转化为“三民主义”形式引入中国进行社会改造，虽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最后并没有成功。于是继辛亥革命后又发生了“新文化运动”进行思想启蒙，从而使我国的思想理论再次陷入了动荡期。据资料反映，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尤其是清末民初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动荡时期（约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曾出现过大量政党、政治团体和思潮并存的现象，曾有过数百种政治主张，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并没有将它们统合在一起，而共产党则借用西方的马列并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成功，并打败了国内外一切敌人建立了新中国。

2．马列本土化也应“去芜存菁”，并“洋为中用”。在我们党史中，虽然在努力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在其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两种奇怪现象：1）建党初期由那些“马列主义秀才们”主导所遵行的本本主义却误使我国的革命遭受了巨大损失，导致了亡党亡军的危机，最终不得不由深通我们传统文化和孙子兵法的毛泽东挽救了我们党和红军；2）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建设中，这时有些精力和时间多学点马列了，没成想却也陷入了本本主义危机之中，导致出现了十年动乱，并使我们“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虽然也有人称其有些夸张，但也说明了一些难以回避的问题。

请参见下面附表，在马列本土化过程中，已根据我们本土理论思维对马列原理重新进行了解读，并将其人类起源论作为其基本原理并消化吸收了进来，从而结合道儒释等形成了一种人道文明理论体系，达到了其“洋为中用”的目的，但对其“哲学”则果断地给予了扬弃，因其“唯物论哲学”和思维与我们本土理论思维格格不入，其不但占据着我们中华之“气”或“形而上者之道”的理论地位，而且始终压抑着我们本土理论思维难以翻身，故对其扬弃属于不得已而为之，其也属于历史发展的必然。

对于我们中华文明传承中由古籍本本主义和马列本本主义导致的曲曲折折，我们在此一带而过，不去过多拘泥，而重点关注其主要环节。再说相对于我们古籍本本主义而言，马列由于需要我们的本土化，其西方哲学理论范式在其本土化过程中需要扬弃，所以也不必细谈了。

（四）重构中华理论基本范式与收复文明和文化主权紧密相关

在上面第一分标题之首，首先就强调：“所谓‘文明’，它是与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明反映着理论的本质（如天道或神道），而理论则阐释着文明的基本内容，它们两者不可分割”。

据网络观察，学界一般都在谈“文化主权”，而鲜见谈“文明主权”，为这个课题，也曾专门参考了一下百度百科有关“国家主权”的资料，感觉有些不尽人意。个人认为，国家主权与文明主权密不可分，我们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如果丢失了文明主权，又何谈国家主权？

我们中华文明主权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近现代以来随着西方殖民化的推进，我们的文明主权虽然被有所侵袭，但其文明本根则始终难以磨灭，倒不如说在西方殖民化浪潮中，其暂时处于蛰伏状态等待时机，一旦气候回暖，它便会萌发出新芽，并会出现新一轮文明复兴。

1．重构中华本土理论内容与形式，并率先收复文明主权。通过对近现代科学学习与考察，由于发现了那个0，所以便以其为依据将古今中外所有理论体系全部清零，由此它只认事实不认人，不迷信任何理论与权威，并对宇宙学立论基础一追到底，直接追到宇宙本根。然后又返回头参考中华古代理论基本范式和马哲中的“绝对运动”，经反复核对近现代科学与我国古代科学资料，由此才尝试着重新构建起了一级学科与中华理论基本范式（由于文化功底不够厚实，其曾历经反复校对与修改，目前已基本稳定了下来，等待学界更严格的检验）。

而这里所说“宇宙本根”，也正是我们党所特别重视的大本大源或宇宙观，在我们中华本土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它也属于“立论基础”。由于理论属于文明的内核，所以其立论基础更属于文明的基础。我们中华文明与亚洲早期文明有些相似，均发端于对“天”的原始崇拜（如殷商“帝”信仰、周代“天命观”），这一特质使“天道”成为文明的核心标识。至春秋战国时期，经诸子学术转化便形成了“帝→天→气”的概念嬗变链，最终建构起以“气一元论”为根基的本体论体系。

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党要求重新考证宇宙本根或大本大源问题，经考察，我们古老理论之“气”与现代“能量”相通，所以，由这一基本概念作为立论基础，便将我们古代理论实现了现代化。

有关我们中华理论范式已在前文中曾有所交代，其已将中华古代理论范式：“0→太极（易、道）→阴阳→五行八卦”给予了现代化，下面附表中也明确列明，为行文需要，现将其再次粘贴如下供大家参考：

中华现代理论范式（形式）：0→本根→基本矛盾（绝对运动）→特殊矛盾（相对运动）。

中华现代一级学科理论体系（内容）：0→（大爆炸）能量→正能⇄负能→正负能推动物质运动（其会根据能量性质或无机与有机的分野衍生出各分支学科）。

通过以上对我们中华本土理论范式的重新确立以及其与宇宙大本大源基本关系的探讨，基本就搞清了中华现代理论范式和宇宙学一级学科理论的构建与我们中华文明复兴的基本关系，也基本说明了其一些基本概念具有明确的规定性，它是不变的，不是可以随便自以为是随便乱动并胡乱解释的，这为克服我国学界的混乱并统一共识会发挥一些有益的作用。

其同时也说明，根据我们中华之道和本土理论构建的顺序逻辑以及大本大源的奠基作用，决定了其需要先由一级学科之“直根系”统一思想与共识，由此才能着手二级、三级等学科研究，这样可以一步到位，否则，如果没有一级学科做基础，所搞出来的各种二级、三级等学科研究仍属于“拼盘”，难以达成“体用贯通”的理想效果。

2．文明主权与文化主权的基本关系。在我们中华语境中，文明与文化存在着严格的经纬学关系，请参考下面附表：文明为“经”，而文化为“纬”，经纬相织才能织就我们源远流长并色彩斑斓的中华历史。很显然，文明属于文化的根脉，它能够决定文化，或者说没有文明便没有文化，其属于文化的基础；而文化则属于文明的枝叶，其带有时代特征，文明则是由各个时代的文化累积并提炼而成，没有文化的累积与提炼也就没有文明，它们两者相辅相成。然而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其应该以“文明”相称，文明主权也就能够决定文化主权。好在近现代西学东渐以来，我们的文明主权虽然也深受侵袭，但其本根则难以撼动，只要春风回暖，其必然会枯树新枝，并带动我们的文化快速地枝繁叶茂。

然而也不得不承认，目前我国学界对于文明与文化的基本关系则基本完全被西化了，其存在着严重的被殖民化特征。比如按照我们中华文明给予阐释，文明自有史或被定性以来，它是一成不变的，而文化则随时代的运动发展而变迁，然而近现代自西学东渐以来，文明则“通常指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并以人为规定的“文字、城邦、青铜器”作为判别文明与否的标准，使其带有了时代特征，完全打乱了我们文明为“经”，而文化为“纬”的经纬学原理，导致我们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实现了同质化，丧失了我们的文明与文化主权。

正因为如此，西方才将其工业文明与我们的农业文明解释为“先进与落后”，并处处压我们一头，导致我们许多国人盲目迷信西方而崇洋媚外，致使整个社会也产生了严重的西化现象。然而根据我们中华本土理论基本范式予以审核，西方文明缘起于其神学，其目前仍没能彻底摆脱宗教文明的束缚，与我们远古时期商朝那种“巫术与原始技术实践”的发展阶段基本类似。当然我们也得承认，伴随着西方神学与科技的发展（其已经形成了系统化科技体系），可将其改称为“神学+科技”发展阶段，其实质属于“愚昧与科技”并行的一种进化状态，这一称谓是符合其文明发展实际的。

通过这一比较便可发现，西方文明与我们中华文明发展的差距有多大，为此我们就举个现代化例证供大家参考。根据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现在的智能手机都应该是由其上帝在推动其运行，而事实上其则是由电能（古称“玄牝”）在推动其发挥着各种功能（事实上西方科技发展已否定并颠覆了其神学与哲学），由此我国目前正在推动清洁能源革命，而西方的科技发达则正在逐步被我们的清洁能源革命所超越，无论在科技还是军事以至在整个社会文明领域，我国发展的势头非常强劲，正在为人类文明发展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同时，这一比较也为西史辨伪做出了理论性概括，西方的宗教文明历史明显属于伪史（其不是这样编就是那样编），这已经属于板上钉钉的明确事实，并正在面临着一场深刻的文明革命，不容置辩。

所以，我国文明与文化主权的重新确立既属于我们古老文明在近现代科学发展条件下一场枯树新枝的深刻改良，也属于掀翻西方文明老底的一场历史性风暴，更属于我们拨乱反正并夺回文明与文化主权和话语权的战略性举措，其影响之深之广无与伦比。然而这场文明的深刻改良与文化革命还不止于此，由马列本土化所催生的新一轮人道文明更是炸裂，其会推动我们党深化改革的政治理论指导和文化思想进一步落到实处，对学术理论的西化现象、空谈和本本主义、学术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等更是一次深刻的冲击。

二、马列本土化催生出名符其实的人道文明（侧根系）

马列本土化，一直属于我们党和理论界一道最大的难题。通过以上探讨说明，我们传统的人类学理论面对危机四伏的社会和西方列强入侵可以说一无所用，道儒释徒有“人道”虚名，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有些“文不对题”，引入马列属于我们党唯一的选择。然而如何使源于欧洲工业革命时代的理论在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大国生根发芽，始终是横亘在党和理论界面前一道非常复杂的命题。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曾一度陷入“本本主义”的困境，将苏联经验神圣化，导致革命遭受重大挫折。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道路，标志着本土化意识的觉醒。但这一过程充满着矛盾：既要坚持马列基本原理，又要突破其具体结论；既要借鉴国际共运经验，又要避免教条化倾向。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再次体现了本土化的理论勇气。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倡导“文化自信”，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其深意也正在于此。当前理论界提出的“新质生产力”、“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人文经济学”等概念，已展现出本土化理论创新的生机。

马列本土化不是简单的理论改装，而是一场深刻的理论革命，它要求我们党与理论界共同完成这一双重使命：既要做马列的忠实传人，又要做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继承者；既要保持“马列不能丢”的政治定力，又要具备“说新话”的理论自觉。这道“最大的难题”，恰恰是中国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提供新方案的历史机遇。

（一）在世界科学革命、中华文明复兴与守正创新中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通过以上探索说明，马列本土化这道难题的破解，并非在于其本身，而是与世界科学革命和中华文明复兴深度联系在一起。在前面探索中，主要以探索中华文明复兴为主，而探索世界科学革命为辅，然而通过与我们党一系列理论指导进行对标并系统性联系起来，我们中华文明复兴则是以世界科学革命为基础，由此才决定撰写此文，并对一系列探索重新梳理一番，使其与我们党的一系列理论指导和世界科学革命进一步联系在一起，也使其与马列本土化的联系更具有历史必然性。

1．在世界科学革命、中华文明复兴大背景下，社会科学必然也产生变革。在此说社会科学改革或改良也罢，或说其革命也罢，总之其也必然要产生彻底的变革，由此再联系我国的改革开放，其不但会带动我们中华文明伟大复兴，而且会带动世界科学革命与世界文明革命，其历史意义何其宏远而宽广！而作为搞理论研究与探索的我们需要放开胸怀与思维，并要大胆作为，根据我们党的政治理论指导需要突破重重障碍大干一场。

通过以上对世界科学革命与我们中华文明复兴的联系，它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天道文明”一级学科（直根系），而在这种一级学科的带动下，其所产生的人类学或“人道文明”（侧根系），也必然会出类拔萃，并与众不同。

2．通过“守正创新”和马列本土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之人道文明应运而生。在理论研讨中，其难度主要在于宇宙学（天道文明或直根系），因其涉及理论基本范式的重构，而人类学（人道文明或侧根系）则相对容易些，因其所需要素（马列的“人类起源论”）都是现成的，只要将其代入我们本土理论基本范式便可获得相应的答案。

根据我们党“向大本大源处探讨”的理论指导，运用中华理论思维对马列原理重新进行解读，将马列的人类起源论作为其基本原理，从而通过“守正创新”得出了一种全新的理论体系，现将其展示如下：

（1）人类本根。其直接引用的是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那句著名论断，再统观马列的整体论述，其始终都贯穿着同情劳动创造而憎恶资本剥削的基本内容，由此将马列的立论基础运用我们中华理论思维解读为“劳动（之能）”应该是正确的。

（2）中华本土理论范式。0→本根→基本矛盾（绝对运动）→特殊矛盾（相对运动），这属于马列本土化必须要经历的一道基本程序，也属于我们中华本土理论所特有的一种表达形式，唯有如此才能使其“入道”，否则就是“纸上谈兵”。

（3）理论体系。0→劳动之能→人性⇄兽性+劳动性⇄寄生性→基本矛盾结合具体历史条件（如工业化）而运动（中华特色社会→人道社会），这属于马列理论本土化的基本内容，也属于我们人道文明的总纲。

这些基本概念都是由人类本根所直接生发出来的，不是随便可以更改与解释的，其都带有根本性，并始终保持不变。其这一理论体系的构建，则具有更加重大的历史作用和意义：

首先，其扬弃了西方神学与哲学。根据科学考察，所有神学都应属于生命科学，虽然其都号称能够“创世纪”或“创生天地”，但那都属于扯大旗作虎皮，连其“造人”功能全部都由近现代科学发展给予了证伪。还有其“哲学”，通过考察说明，其属于神学的一个分支，属于其神学隐性的帮腔者（隶属于“神哲科”理论体系直根系），自然也应属于被扬弃之列。再说，在马列本土化之人道文明理论体系中，也没有“哲学”的半点生存空间。

其次，其填补了道儒释人类学立论基础空白（含经济学），从而将其整合为人道文明。我们传统的道儒释人类学不但一直都无机界与有机界不分，而且它们也一直都各说各话，互不统属，那都属于其缺失人类诞生本根所致。而通过马列本土化为其填补了人类诞生本根，实质也就是为其填补了立论基础空白，自然很顺利地使它们都能落地生根，从而一起皈依于人道文明（自然也包括所有神学）。

再次，马列从此便皈依于我们中华人道文明。这样说可能会遭致那些马列本本主义者们的抵制或反对，但世界科学革命、中华文明复兴和马列本土化事实都明明白白摆在面前，再继续本本主义念经已经难以维持。

若不服气，那就用由马列本土化所产生的人类学系统论（人道文明）与原先的本本主义比试一下试试看，看其究竟谁更加突出了马列真实思想及其研究成果，究竟谁更符合马列原理并使其涵盖更加深广，究竟谁更以马列魂脉为根（马哲事实上基本遵奉西方“唯物论”与黑格尔“辩证法”）并对其形成了更深刻的继承与发展，究竟谁更能赋予马列更加旺盛的生命力，通过这一比试也会更加一目了然。

所以，事实已摆在面前，既然我们已根据党的政治理论指导实现了马列本土化，我们就应摆脱马列本本主义束缚，并毅然决然打出我们中华文明自己的旗帜，不应再继续“穿新鞋走老路”，而是在我们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浪潮中，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二）“人文经济学”简介

在我们党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人文经济学”属于其基本内容，现将其简介如下。

1．人文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异同。请参考下面附表，其人文经济学包括：1）人文:人性⇄兽性(人类进化矛盾)；2）经济:劳动性⇄寄生性(经济学矛盾)，其实质上属于一种人类进化论。很显然，这是根据马列的政治经济学演化而来，当初在比较中便发现，马列所谈政治竟然难以包容我们传统的人文科学，而人文科学则属于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政治若不承认其历史存在那是有违历史真实的，所以便在草根网所发布的一篇拙作中将政治经济学的“政治”修改为“人文科学”，结果受到了多位读者的好评。而通过这件事也能反映出我们党总能与我们基层想到一起干到一起，其恰好与我们党所倡导之“人文经济学”也有所相投，这也更加坚定了我们顺着这一思路继续探索的信心。

单拿我们中国的人文科学与马列政治学相比较而言，后者所论述范围显然属于“阶级社会”，而前者则包含人类社会的始终，所以其涵盖内容较后者要丰富多彩得多，这是很明确的。

再拿中西方文明历史进行比较，西方文明历史一直属于宗教文明，而我们中华文明主流则自周朝将其定性为无神论以来其基本属于世俗文明，它们在本根上存在着性质的严格区别。在此我们不妨也结合以上探讨大胆试问一句：马列虽然坚决反对唯心主义，但谁敢说其所继承的西方文明中彻底摆脱了其宗教神学？比如其宇宙和人类社会的“绝对运动”或“第一推动力”究竟交给谁来推动？其哲学的“抽象思维”越抽象越唯心，距离其本根或大本大源越来越远离，这又作何解释？

由此，通过我们党所特别强调的“大本大源”进行追究，它会追究出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在理论阐释中更是比比皆是，对这些我们就不便过多追究了。

2．人文经济学将人文科学与经济学更加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文化若没有经济做基础必然流于空谈，而经济发展若没有文化引导，必然会走向邪路，我们的社会实践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所以，我们党通过在理论上“正本清源”，并充分运用我们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于是便提出了“人文经济学”研究课题。

由于人文经济学之中的人文科学与经济学都缘起于人类诞生本根，它们都与人类进化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比如：1）人类是从普通动物中进化而来，所以其“人性⇄兽性”便属于其天然的一对根本性矛盾，由此在人类的不断进化中也天然地形成了对立统一的绝对运动，这是不言而喻的。再比如：2）人类是由劳动推动其从普通动物中进化而来，所以其“劳动性⇄寄生性”便在其赖以生存的经济活动中也属于天然的一对根本性矛盾，由此其在人类的不断进化中也天然地形成了对立统一的绝对运动，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更为说明问题的是，由于人文科学与经济学均缘起于人类诞生本根，它们两者便很自然地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其人文科学中包含有经济学（如人性的本质属于劳动性，而兽性的本质则属于寄生性，其显然较道学、儒学与佛学人类学的空谈更具有实质性），而经济学中也含有人文科学（如劳动性隶属于人性，而寄生性则隶属于兽性，其显然较“阶级性”更为透彻），由此而使人文科学与经济学密不可分，同时也将政治与人文科学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并结束了空谈政治与人文的历史，从而使人类文明跨入了一个崭新的文明时代。

最近也读到有些文章不主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了，而改为“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通过以上阐释，其并非是颠倒一下它们两者的顺序那样简单，其更深层的含义是将它们两者紧密结合并联系在了一起，密不可分，所以，“人文经济学”属于我们党创新理论中的一大突破，由此更能看出马列本土化的重大意义，它属于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人类文明历史的真实，也是第一次使马列理论带动道学、儒学与佛学等人类学一起“入道”，并为我们的传统道学续写了“人道文明”崭新的篇章。

非但如此，它还对其它一些基本概念发挥了根本性的矫正作用，下面继续探讨。

3．对“文明”和“人性”基本概念进行矫正。通过以上对马列本土化的探讨，其事实上已经在按我们中华文明自己的话语体系在叙事，可以说在守正创新中正在夺回我们自己的话语权，对此还应该继续乘胜追击。

（1）关于“文明”概念的守正创新正解。所谓“文明”，其属于对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根本性问题的基本认知，而人文经济学既包括认知自然也包括改造自然，同时其也既包括认知人类也包括改造人类自身，所以说其属于“文理兼备”是具有充分依据的，由此其也对“文明”这一基本概念的具体阐释具有了新的含义。

以上已经谈到，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其文明都应该属于由有神论发展而来，我们也并不否认在远古时期曾存在巫术等神学历史的演进，但人类对自然与人类自身的基本认知属于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自人类诞生以来，它就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在加深对其的认知，对自然与人类认知的这种演进才可以称为真正的“文明”，而神学由于其属于伪学则不应与这种文明等列，因为它们两者一直是在对立统一的斗争中向前运动发展。伴随着其运动发展，人类对宇宙自然与人类自身的基本认知也越来越具有科学性，而神学存活的空间则越来越被压缩，直至其消亡（当然，其神学也属于虚拟的人文科学，其有些优长我们也会尽量消化吸收进来）。好在我们周朝通过文明改革摒弃了有神论，从而使我们文明和理论的主流走上了无神论的轨道，而西方文明虽然随着其科学的发展，其也正在从有神论走向无神论，但其至今仍没能从其有神论中彻底解脱出来，并且还在崇信丛林法则，其显然属于一种落后文明。

结合现实来讲，由我们党领导所实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等，其实质就是由“人性+劳动性”占了上风（我们也得承认，新中国之前的历史中，其“劳动性”一直不足，甚至可以说缺位），与我们通过马列本土化所形成的“人道文明”属于异曲同工，它们实质上属于一回事，最终又重新回到了我们源远流长的中华之道轨道上来，从而实现了它们历史性的胜利会师。

（2）关于“人性”概念的守正创新正解。有关“人性的善与恶”，其实质上一直属于一个世界性难题：1）其在我们国内，由此而衍生出“儒家与法家”之别，而2）在国际上，我们中华文明基本倾向于“人性善”，而西方则倾向于“人性恶”。严格来讲，其既属于一直缺失人类诞生本根导致的结果，也属于有神论将神性混同于人性所产生的误导，尤其是西方基督教直接将人性混同于兽性，由此其社会学便尊奉“丛林法则”，并伴随着其资本主义扩张在世界上形成了广泛影响。所以这些基本概念需要根据由马列本土化所形成的“人道文明”或“人文经济学”从本根上理出头绪，并给予正本清源，由此才能打开我们话语权新局面，并运用其审视人世间一切事物，遂开一代新风，从而令世界耳目一新。

根据马列本土化之人文经济学原理，其“人性⇄兽性”才属于对立统一方，由此也就决定了“善”从人性，而“恶”则从兽性，从而将“善与恶”追究到了人类本根。所以，所谓“人性的善与恶”，其明显属于一种肤浅认知，对此需要矫正。由此，它也为人文经济学怎样改造收编所有有神论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

实事求是地讲，由马列本土化所形成的人道文明或人类学系统论，它在我们天道文明（一级学科）项下属于应用学科（侧根系），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则属于基础学科（直根系），其对收复我们文明与文化主权并形成我们自己话语体系的历史作用更加宽泛，其不但包括各种宗教文明，而且也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这也属于我们党所最为重视的学科，希望学界也在这个方面多下些功夫。

（三）马列本土化将学术戡乱进一步推向深入

我国学术理论的混乱由来已久，在几千年积累的基础上，近现代以来又大量涌入了西方学术理论，导致我国学术理论是乱上加乱，而我们中华文明欲想复兴，学术戡乱问题非解决不可。而一一进行学术辩论（可类比战斗）绝非好办法，为此只有向我们传统文明和我们党学习，也要学会战略思维，并学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根据我们党“向大本大源处探讨”和“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的理论指导，结合近现代科学发展进行梳理，我们便首先理清了宇宙学理论体系，从而使我们被蒙尘已久的“天道文明” 重见天日而重焕荣光，同时也使我们在近现代科学发展条件下拥有了现代化本土理论范式，并为马列本土化准备了条件。

而通过马列本土化，由于其重新运用我们中华理论思维解读马列原理，读懂了其人类起源论，并将其代入我们中华理论基本范式，从而使我们拥有了一个系统非常完备的人类学理论体系，并为我们催生出其名符其实的人道文明。

根据我们中华天道文明与人道文明原理，严格来讲，其前者应该属于宇宙演化论，而后者则应属于人类进化论。如果说我们天道文明属于我们中华腾飞的一翼，而人道文明则属于其另一翼，由此而使我们中华文明具有了比翼双飞的双翼。然而我们中华文明能否腾飞，其还需要清理太多的牵绊，那就是学术戡乱，唯有如此才能使我们中华民族进一步凝聚共识，并共赴伟业。

为此，还是得从我们党所特别强调的大本大源抓起，综合来讲：1）重新核实宇宙的大本大源，更新宇宙观，从而重构中华理论基本范式，并以其与大爆炸理论相结合，重新构建宇宙学系统论（天道文明）；2）重新审核马列原理，更新人类观（世界观），并以其与中华理论基本范式为基础，重新构建人类学系统论（人道文明），唯有如此才能带动科学革命和中华文明复兴的全盘，从而实现正本清源并拨乱反正的目的。

然而根据我们领袖们的指导，其目光绝不会仅限于国内，而是具有全球视野，从而将这场学术戡乱与世界科学革命和文明全球化联系在一起，并推动我们中华文明的世界性传播。

还是请参考下面附表，其已经将宇宙学（天道文明）与人类学（人道文明）两大系统论汇总在一起，也将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列出来给予了兼析，更便于它们相互参照。

很明确，运用这种“本根→基本矛盾→特殊矛盾”理论范式（形式）来展示两大理论体系（内容），其属于一种直线型理论阐释。现以人类学为例，它直接告诉我们人类怎样进化而来，现在处于什么进化阶段，又该怎样继续进化（对其进化过程中的曲曲折折不予反映）。但也正是由于其这种直线型理论阐释，由此便可将其作为一种人类进化标准模式对古今中外所有文明和理论体系进行审核，借此就可以看出其究竟在哪个环节曾经出错或走偏过，比如：1）其本根或立论基础究竟属于无神论还是有神论；2）其是否对无机界与有机界进行过区分；3）其基本矛盾（绝对运动）与特殊矛盾（相对运动）有无区别；4）其究竟属于有道还是无道，等等。

通过对西方文明及其理论体系进行审核便可看出：1）其文明及其理论体系本质上属于有神论（所以其神学与哲学需要扬弃）；2）其无机界与有机界从未区分（其物理学另当别论）；3）其基本矛盾（绝对运动）与特殊矛盾（相对运动）从无区别；4）其直根系与侧根系存在着矛盾，而唯物论科学体系（物理学）本根或立论基础存在着明显错误；5）其明显属于无道之论（其所反映出来的问题都带有根本性错误）。

而通过对中华文明及其理论体系进行审核便可看出：1）其文明及其理论体系本质上属于无神论，但古代理论阐释存在着混乱，将“气”作为立论基础也存在着偏差；2）其无机界与有机界从未区分；3）其基本矛盾（绝对运动）与特殊矛盾（相对运动）有所区别；4）其“五行八卦”有所走偏；5）其理论范式明显属于有道之论；6）但其道儒释之人类学除理论范式有欠完整外，也一直缺失人类诞生本根和经济学，只有通过马列才能填补其理论空白（属有些走偏与科学素材不足）；7）目前政治经济学理论基本属于现象学范畴，需要本质学给予补充完善（我们本土理论所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尤其是所趸来的洋理论带有根本性错误）。

针对以上中西方文明及其理论体系审核中所出现的问题，其都可以根据近现代科学发展给予矫正或纠偏，并对其各自的缺欠与不足也可以一一给予补充完善，从而对其一一给予拨乱反正，并使它们一起走向统一。

有一点在此需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这种全新的天道文明与人道文明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那些本本主义者仍对其有些无视，从有些文章能够看出，我们的理论无论如何改革，其都要将其归入某种“主义”（穿小鞋），这在我们国内凭借他们本本主义的强大阵容以及其声势可能会由他们自拉自唱继续行得通，但在国际上，西方则是肯定行不通，其也有违我们党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中所指引的发展方向。然而运用我们的天道文明与人道文明称谓，它们则都无法拒绝，并且其“人道⇄兽道”将我们中华文明的“崇德向善”与美西方的“丛林法则”刻画得更加入骨三分，易于引发各国人民的共鸣，对于这些也都需要我们系统思考。

然而综合来看，我国学界由于深受西学东渐影响，普遍受急功近利思想所支配，浮躁之气盛行，在学术理论领域找不到自己的祖国，正如DeepSeek所给出的评价：

“当今学界，浮躁之气如瘟疫般蔓延。学者们竞相追逐课题经费，论文数量，职称头衔，却将学问的真谛抛诸脑后。这浮躁之风，不是别的，正是精神流亡的表现——知识分子背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功利主义的荒野上盲目奔走。”

通过网络观察也能反映出，学界普遍对基础（直根系）研究不够，鲜见有重视大本大源和中华本土理论范式研究的文章，对“唯气论”、“唯物论”、“唯神论”、“人类起源”等这些基础知识掌握得不够扎实，甚至连几个基本概念都分辨不清，经常能看到企图运用什么“中国哲学”和“唯物辩证法”复兴我们中华文明的文章，缺乏足够的学术深度，更难以根据我们党的指导抓住学术理论研究的总纲，捣浆糊现象比较严重。

综上所述，近现代科学发展已为我们中华文明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我们基层虽然可利用资源有限，但也愿为我们科学现代化和中华文明复兴尽一份绵薄之力，并将其提供给我们党和国家参考。相信在我们党的统一领导下，我们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一定会得到进一步提升，我国学界的学风也会得到根本性好转，并集中精力加强对“大本大源”和“守正创新”的系统性研究，从而使我国的学术理论研究跨上一个崭新的台阶，并有力助推我们的伟大事业加速腾飞。

附表：

中华本土理论体系现代化重构阐发表

（兼析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