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香港再次卷入政治风暴。街头爆发的抗议活动迅速升级,部分行为演变为暴力对抗。一些示威者戴着头盔、防护镜,有组织地拆除街砖、设置路障,甚至向警员投掷汽油弹,警方则在催泪弹与橡胶子弹中艰难维持秩序。
这一场面,不禁让人联想到2014年“占中”时期,但不同的是:这一次,那些代表着香港最顶层资本力量的“四大家族”——李嘉诚、李兆基、郭得胜和郑裕彤的家族,却出奇地保持了沉默。他们为何保持沉默?
五年前的“占中行动”同样引发了社会震荡。大批青年在中环等地静坐,呼吁选举制度改革。彼时,香港几大富豪家族迅速表明立场,纷纷呼吁维护秩序。
李嘉诚呼吁民众“勿让法治崩塌”,称那是“香港的最大悲哀”;李兆基亦警告称,长期占领将削弱香港国际竞争力,破坏经济基础;新鸿基的郭氏家族也强调应通过理性对话解决问题,强调经济稳定的重要性。
他们的言论迅速成为社会主流舆论的重要一部分,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激进情绪。这些老一代富豪出身草根,历经战乱、动荡和经济起飞期,他们对“稳定”二字有深切的体会。
然而,仅仅五年过去,类似的社会危机再度爆发,香港的四大家族却沉默以对,既未公开表态,也没有任何企业在第一时间发声制止局势恶化。为何前后态度差异如此之大?这背后有几重深层原因。
相比经历战后困苦与创业艰辛的第一代创始人,第二代接班人多在富裕中成长,对社会底层问题缺乏切身感知。2019年时,李嘉诚已逐渐淡出,企业交由李泽钜接手;李兆基退休后,其子李家杰和李家诚掌权;新世界发展由郑志刚接棒;新鸿基地产亦由郭炳江家族后人主导。
这些人自幼在优渥环境中接受西式精英教育,部分更在海外生活多年,与普通香港市民的生活状态差距甚大。他们虽然掌握巨额财富,却并不擅长处理公共情绪或复杂的社会议题,对香港街头年轻人的愤怒与焦虑缺乏深层理解。
因此,在面对社会矛盾激化时,他们选择以“旁观者”的姿态保持沉默,避免企业卷入政治风波。
许多年轻人走上街头,其根源是长期以来的社会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的是住房危机和阶层固化——这正是四大家族赖以积累财富的核心领域。
李嘉诚的长江实业、新鸿基地产、恒基兆业、新世界发展,几乎控制了香港大半核心物业、住宅开发和商业地产。数据显示,香港房地产寡头化极为严重,导致房价长年居高不下。
根据香港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2019年一套仅14平方米的“纳米房”售价就高达300万港币。普通打工族即使不吃不喝,也难以在数十年内拥有一套住房。
这导致社会青年深感前途渺茫,愤懑情绪日积月累。而四大家族恰恰是高房价的主要推动者与受益者。正因如此,他们不愿高调发声,因为每一句“维护稳定”的言辞,都可能被视为避重就轻,甚至激化社会矛盾。
另一个不得不提的背景,是四大家族多年来已将资产悄然布局海外。
以李嘉诚为例,自2013年起,他旗下公司陆续出售香港核心资产,包括中环中心、屈臣氏部分股权、百佳超市等,并以数千亿港元资本转投欧洲市场。其在英国投资港口、电力、供水等公共设施,被视为其海外转型的典型案例。
不仅李氏家族,其他家族如新世界、恒基等也频频在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进行多元化布局。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对香港本地的依赖早已不像上世纪那样深重。此时沉默,不仅是回避风险,更是对未来局势不再寄予厚望的写照。
经济数据也反映出香港逐步“边缘化”的趋势。1997年香港回归之时,其GDP占全国比例约为18.6%;到2018年已降至不足3%。与此同时,深圳、上海、北京等内地城市迅速崛起,取代香港成为金融、科技、创新中心。
这使得家族资本意识到香港对其战略地位的“边缘化”。一方面,他们不愿与中央发生冲突;另一方面,也不愿正面参与社会分裂。沉默,成为最安全的应对策略。
从本质上看,家族企业的首要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而非承担公共事务。在社会分裂严重、舆论对立尖锐的环境下,无论支持哪一方都可能引发消费者不满或政府压力。
沉默成为最理性的商业选择——既可避免引发政治后果,也可保存海外市场声誉。
尽管没有集体公开表态,但部分企业在舆论压力下采取了低调的应对方式。
例如,李嘉诚曾在2019年8月投放广告称:“黄台之瓜,何堪再摘”,寓意呼吁各方克制;也有部分地产公司暂停租金上涨、支持员工作息自由等方式,表达善意。
然而,这些零星动作无法与2014年那种一致发声的态度相提并论,反映出2019年家族企业普遍更倾向于“避而不谈”。
数年过去,风波渐息,社会开始重建。但“沉默的四大家族”仍是公众争议的焦点。他们掌控香港命脉数十年,却在关键时刻选择退场姿态,这个问题,值得所有关心香港命运的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