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781 年 7 月 9 日，力挽狂澜、支撑起摇摇欲坠的李唐王朝的大将郭子仪与世长辞，享年 85 岁。唐德宗悲痛万分，以最高规格礼节，罢朝五天来表达深切的哀悼。

同时，赐谥号 “忠武”，这一谥号高度肯定了郭子仪对大唐的赤胆忠心，以及他在匡扶社稷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在为郭子仪营建墓地时，依照惯例，一品官员的坟墓高度仅为一丈八尺，然而，为彰显对郭子仪的尊崇，特将其坟墓加高十尺，以此来切实表彰他 “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 的 “社稷纯臣” 风范。

天宝十三年（754 年），年已五十八岁的郭子仪，从外表看明显已显老态。但从建功立业的角度而言，他的辉煌事业才刚刚拉开帷幕。在此之前，他长期在北部边陲担任军使，漫长的戎马生涯，不仅赋予了他健壮的体魄，也让他身上多了几分粗犷。

郭子仪出身于官宦世家，父亲郭敬之官至刺史。他身材高大、容貌英俊，青年时期通过武举踏入仕途，此后便一直在北部基层历练，一晃便是几十年。倘若没有安史之乱，这位基层将领或许就会在平淡中退休。

然而，安史之乱的风暴，将他推上了力挽狂澜的历史舞台。时年五十八岁的他，出任天德军使兼九原太守（今内蒙五原境内）。

彼时，安禄山亲率十五万契丹骑兵大举南下，妄图速战速决，一举攻克洛阳与长安。在唐玄宗李隆基长期的太平懈怠之下，大唐军队被安禄山的叛军打得节节败退，势如破竹。

同年十一月，郭子仪迅速被启用，先后担任卫尉卿、灵武郡太守以及朔方节度使，从北路向东进军。

仅仅几十天后，郭子仪又奉命率领朔方军沿着黄河东进，先是在振武军击败叛军，随后南下进入长城，在山西再次击败叛军，紧接着成功攻取了山西（今山西大同）、马邑等地。

在唐军全面溃败的严峻形势下，郭子仪宛如大唐最锋利的刀刃，在关键时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被加封御史大夫官衔。

转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帝，李隆基命令郭子仪返回朔方，招兵买马，以期收复洛阳。此时，郭子仪举荐李光弼出任河东节度使，领兵继续讨伐河北。至此，战争全面爆发。郭子仪不断临危受命，最终成功打败史思明，杀敌四万，取得了安史之乱爆发以来唐军最大的一次胜利。

长安沦陷后，在河北取得胜利的郭子仪，应已登基的唐肃宗李亨之命，向西逐步转移。同年，新皇帝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郭子仪就此成为大唐军事力量的统帅人物。经过郭子仪的浴血奋战，长安得以收复。

唐肃宗从凤翔返回长安，当郭子仪从洛阳入朝时，唐肃宗紧紧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道：“吾之家国，由卿再造。” 至此，郭子仪的名位已然处于万人之上。在中国历史上，立下赫赫战功的武将不在少数，但郭子仪注定与众不同。

以战功来评判，郭子仪并非首屈一指，例如李光弼就被认为 “战功推为中兴第一”，然而他却是由郭子仪举荐的。

对于李光弼大功告成后的表现，有人评价 “功臣去就，可不慎邪”，而对郭子仪的评价则相当之高，《旧唐书・郭子仪传》称赞他 “完名高节，灿然独著”。

此后历代史学家对郭子仪也都给予了极高的赞誉。这一切皆源于郭子仪公而忘私，且能忍辱负重，一心报效家国。

公元 758 年，唐肃宗派郭子仪、李光弼以及其他七名节度使，合兵 60 万围攻逃至相州的安庆绪。唐肃宗认为郭子仪与李光弼皆是大功臣，不便相互统属，因此没有设立元帅，反而派了宦官鱼朝恩总领全局。

宦官本就不懂军事，致使这次联军遭遇惨败，而鱼朝恩竟然诬陷郭子仪作战不力。唐肃宗不辨是非，将郭子仪召回，免去其军职，以李光弼取而代之。

几个月后，河东发生兵变，太原节度使被部下杀害。在此情形下，唐肃宗只得请郭子仪出山。当时唐肃宗已身患重病，无法接见朝臣。

郭子仪托人向肃宗转达：“老臣受命，将死于外，不见陛下，将永远遗憾！” 肃宗为此在病重之际接见了他，并诚恳地表示：“河东之事，就全托付给卿了。”

这也成为了君臣二人最后的会面。郭子仪赴任后，局势得到有效控制。不久，唐肃宗去世，李豫继位，即唐代宗。唐代宗因听信谗言，再次解除了郭子仪的职务，安排他去为肃宗修建陵寝，这实则是个闲职。

尽管年事渐高且赋闲在家，郭子仪却始终心系大唐安危，密切关注着周边局势。自安史之乱以来，他始终秉持 “晏然效忠，有死无二” 的信念，多次表达要为国排忧解难的强烈意愿。唐代宗最终感慨地说：“大臣忧疑，朕之过；朕甚自愧，公勿以为忧。”

虽然长期被闲置，但郭子仪怀着对大唐的感恩之情，依旧时刻关注着周边的安危。安史之乱后，西北边境驻军调防极为空虚，青藏高原的吐蕃趁机扩张势力，频繁袭击唐朝边境。

郭子仪多次上书，警示道：“吐蕃、党项不可忽视，宜早为之备。” 遗憾的是，朝廷对此置若罔闻。不久，郭子仪的担忧变为现实，吐蕃占领了河西、陇右之地，随后又攻入关中，唐代宗大为震惊，慌忙任命郭子仪为关内元帅，出镇咸阳。

郭子仪虽被启用，但由于长期赋闲在家，昔日的部下早已离散，当他抵达咸阳时，随行的人马仅有二十名。而此时，吐蕃骑兵多达二十万，队伍绵延数十里，直逼长安城。

郭子仪派人请求增派援兵，却遭到宦官程元振的阻挠，消息未能传到唐代宗处。至此，唐代宦官干政的危害达到了历史最严重的阶段。不久，吐蕃攻破长安，大唐再次面临亡国之危。

唐代宗向东逃窜，局势迅速陷入混乱。郭子仪四处召集逃散的禁军，在这关键时刻，他仅带着几千人再次力挽狂澜。唐代宗到达陕州后，担心吐蕃东出潼关，急忙命令郭子仪立刻前来护驾。

郭子仪上疏表达了自己的战略预判：“臣不收复京城无以见陛下，我计划兵出蓝田关，如此吐蕃必然不敢东进。” 不久，果然如郭子仪所料，仅有几千人马的他，凭借威名便将吐蕃吓跑，真正达到了无兵胜有兵的境界。

不久，唐代宗从陕州返回京师，慰劳郭子仪时说道：“用卿不早，故及于此。” 表达了深深的愧疚之意。至此，郭子仪 “二造大唐”，使其获得了崇高的声誉和地位。

大历八年（773 年），七十七岁高龄的郭子仪依旧坚守在前线，抵御吐蕃的侵袭。他出镇邠州，此时全军兵力不及天宝年间的十分之一，将士数量不及吐蕃的四分之一，战马数量更是不及吐蕃的百分之二。然而，每次吐蕃在秋季入侵关中，都被郭子仪击败。

唐代宗曾一度打算让郭子仪出任尚书令。郭子仪认为，唐太宗在当亲王时曾担任尚书令，太宗即位后，这个职位便长期空缺。如果自己接受这项任命，就会破坏国家法度。

同时，安史之乱以来，以官职赏赐功臣，已经使国家法度遭到破坏，如今要恢复正常，一切都应按照国家制度来任免官员。因此，他坚决推辞不受。

郭子仪的儿子郭暖娶了唐代宗的四女儿，成为驸马，郭子仪一家 “恩宠冠于戚里”。但郭子仪并未因与皇帝结为亲家，就在礼仪上有所懈怠，反而愈发谦逊谨慎，对帝王 “忠贞悬于日月”。所以唐代宗此后对他 “宠遇冠于人臣，尊其元老，加以崇号，期寿考之永，养勋贤之德”，君臣二人成为了和谐相处的典范。

大历三年，发生了一件令郭子仪极为痛心的事，他父亲的陵墓被盗。当时人们怀疑是他的政敌宦官鱼朝恩指使他人所为。这件事，无论是在封建伦理观念浓厚的古代，还是在任何时代，都是对当事人感情的严重伤害。

郭子仪迅速返回长安，当时气氛异常紧张，众人担心郭子仪会因悲痛而失控，甚至进行大规模清洗。

然而，当唐代宗提及此事时，郭子仪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嚎啕大哭，委屈至极，但他却安慰代宗说：“我长期带兵，对士卒约束不严，有时会发生部众盗掘坟墓的事，如今我父亲的墓被盗，这是老天对我的报应，与谁都无关。”（《旧唐书・郭子仪传》）

这件事充分展现了郭子仪的宽广胸襟与非凡气度，他因此被赞为 “大雅君子”，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作为大唐至关重要的将领，郭子仪在两次危急关头都能力挽狂澜，不计较个人得失。

越是身处高位，他越是谦逊谨慎，常常以德报怨。他身上不仅展现出大将风度，更是儒家纯臣的典范，真正做到了 “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 的至高境界。

如此近乎完人的人物，在历代武将中都极为罕见，因此他的声名穿越历史的长河，至今依然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