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新疆的边境口岸上，成群的当地居民焦急地汇聚在关口，纷纷试图突破一道道严密的关卡。这些人情绪激动，激烈地向边防战士们要求放行，现场一度陷入僵局，气氛极为紧张，似乎随时可能爆发冲突。与此同时，几辆苏联的大巴车悄然停靠在关口附近，静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解放军指挥部紧急向上级报告了情况，令人意外的是，得到的答复竟是：“不准开枪，不得伤害他们，打开关口，让他们离开。”接到命令后，这些居民迅速涌向关卡，几乎是冲破了边防线，纷纷登上了等待的苏联大巴，消失在远方的视野中。那么，这些新疆居民为何会与边防部队发生冲突？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投身苏联的怀抱？这一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曾一度保持着亲密的合作关系，双方友谊如同璀璨的红星，照亮了两国的政治天空。然而，这段“蜜月期”并未持续太久。在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成为了苏联的新领导人，并迅速改变了两国的关系。赫鲁晓夫虽然继承了斯大林在农业领域的一些决策，但其思想和方向与前任大相径庭。他并未继续推动重工业的发展，而是将目光投向了解决苏联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特别是西伯利亚那片荒凉的高原土地。

西伯利亚的气候极为严酷，农业生产几乎没有任何保障。赫鲁晓夫认为，苏联若要确保粮食自给，必须开发这片荒地。他启动了“垦荒运动”，旨在开垦更多荒地，保障粮食供应。这一举措不仅继承了沙俄时期未能完成的计划，也使赫鲁晓夫希望通过这一伟大工程将自己刻印在苏联的历史长河中。然而，要实现这一计划，赫鲁晓夫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劳动力严重短缺，特别是在二战后，苏联的劳动力人口大幅减少，经济复苏面临巨大压力。

于是，赫鲁晓夫将目光转向了中国，特别是与苏联接壤的新疆地区。早在战争时期，不少新疆边境居民已经逃亡至苏联，并逐渐融入了当地社会。为了支持赫鲁晓夫的“垦荒计划”，他决定寻求中国政府的同意，允许一部分新疆居民迁往苏联。虽然毛泽东对这一提议持有保留态度，但最终还是同意了苏联的请求，允许每年大约一万名新疆边境居民返回苏联。然而，毛主席深知这一决定可能带来的潜在政治风险，因为这些居民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和民族联系，贸然将他们送回苏联无疑会引发国内的强烈反响。

赫鲁晓夫对此回应说：“这些人并不属于中国，他们属于他们自己的家乡，送他们回去才是最尊重他们的做法。”他为何这样说？这是因为，在清朝末期，俄国与中国的疆界接壤，并多次与中国争夺新疆的控制权。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和外交博弈，俄国逐渐在新疆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影响力。由于清朝对新疆的管理松散，许多新疆边境居民与苏联建立了更加紧密的关系，逐渐失去了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逐步完成，越来越多的新疆边境居民向往苏联的社会制度，纷纷选择逃往苏联。

经过几代人的交往与迁徙，新疆边境与苏联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新中国成立后，赫鲁晓夫的“垦荒计划”进一步加深了这一局势。最终，毛泽东同意每年大约一万名居民返回苏联，但赫鲁晓夫显然对此不满足，因为这些人远不足以满足他所需要的巨大劳动力。因此，毛泽东决定派遣中国的青年志愿者前往苏联协助开垦，但赫鲁晓夫依旧感到不满。

随着中苏关系日益恶化，苏联开始大力拉拢新疆边境居民，利用各种宣传活动煽动他们向往苏联更为富饶的生活。1962年，这一局势终于爆发，许多新疆边境的居民纷纷涌向霍尔果斯口岸，试图越过边境进入苏联。解放军的边防战士们面对着这些激动的群众，既不能开枪，又无法阻止，局势愈发紧张。在民众的持续涌动下，苏联的大巴终于顺利地接走了这些居民。

然而，这些向往更好生活的新疆居民很快发现，他们的生活并不像他们预想的那样美好。苏联并未如承诺的那样为他们提供丰盛的食物和舒适的生活，而是将他们送往西伯利亚的荒凉土地，开始了艰苦的开荒工作。西伯利亚的极寒气候和贫瘠的土壤让这些移民的生活更加艰难。赫鲁晓夫的垦荒计划不仅未能解决粮食危机，反而加剧了当地的饥荒。这些原本在新疆拥有家园和民族归属的居民，最终失去了他们的根和身份。

许多人开始后悔当初的选择，但由于没有正式的国籍身份，他们无法返回中国，最终只能在西伯利亚的荒地上挣扎求生。赫鲁晓夫的“垦荒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而这些原本渴望更好生活的新疆居民，不仅没有得到更好的未来，反而陷入了更加严酷的困境。

通过这一系列事件，我们可以看到民族归属感、国家安全和外部压力的复杂交织。对于1962年的“伊塔事件”，我们不得不深思，历史的每个决策都可能产生深远的后果。而对当时的新疆居民而言，他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最终却成了历史的牺牲品。这一事件不仅让我们认识到边疆地区管理的复杂性，也提醒我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