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为何欲“买田临汶水”
□王玉林
宋元丰元年正月，苏轼知徐州，写有《送李公恕赴阙》，诗中说：“世上小儿多忌讳，独能容我真贤豪。为我买田临汶水，逝将归去诛蓬蒿。安能终老尘土下，俯仰随人如桔槔。”
南宋施元之注：“李公恕时为京东转运判官，召赴阙。公恕一再持节山东，子由亦有诗送行曰：‘幸公四年持使节，按行千里长相见。’”
自出任杭州通判之后，苏轼转岗如走马灯。熙宁八年(1075），四十岁，自杭州改知密州；熙宁十年(1077），四十二岁，自密州改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四十四岁，自徐州改知湖州（是年乌台诗案发，后被贬黄州）。
这期间，苏轼曾因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又作诗讽刺新法，受到新党全面打压。这是此诗写作的历史背景。
这首诗的前半部分，苏轼吐槽，大致不过遇人不淑、怀才不遇之类的牢骚。如此重大的政治压力下，尽管有着“君为使者见不问，反更对饮持双螯”的睥睨，还是使他倦怠，有了退隐的思想，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因此写道：“为我买田临汶水，逝将归去诛蓬蒿。”
苏轼退隐，为什么首选汶阳田呢？我想他应该有多方面的考量。
首先，汶阳田哺育了大汶口文化和泰山文化。大汶口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文化现象，是史前文明光辉灿烂的代表；泰山文化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局部缩影。“千金买邻，八百买舍”，文化人选择这样的文化环境，自在情理之中。
其次，作为早期中华农业文明的地标，汶阳田被称为膏腴之地，自古“齐鲁必争汶阳田”。
唐代诗人张继就有“齐宋伤心地，频年此用兵。女停襄邑杼，农废汶阳耕”的诗句，以此为例证、为标志，控诉“安史之乱”毁废耕织的酷烈。
刘长卿诗中则写道：“方收汉家俸，独向汶阳田。”像汉代一样，唐代朝廷也把汶阳田的税收作为百官俸禄的重要来源。这就佐证了汶阳田的富庶，在此买田安家，不愁冻馁。
再者，苏轼身边的挚友也不断地唠叨汶阳田，“苏门学士”黄庭坚就写有“匏从曲沃来，管是汶阳有。土性本高明，天材更浑厚”，曲沃的葫芦、汶阳的竹子，是制作笙的良好材质，《国语》曰：“匏竹利制，笙以匏竹合而成声，古者选笙，必曲沃之匏，汶阳之竹。”
还有一位晁补之，也在他耳边聒噪：“殷勤趵突溪中水，相送扁舟向汶阳。”以浪漫的情怀，向浪漫主义者极力推介泺源趵突名泉和大汶河水道之畅通。
苏轼的官场前辈王禹偁也曾问候朋友：“汶水年来涨绿波，先生居此兴如何？”并期望“重入玉堂非所望，汶阳田好欲归耕”，表达了对汶阳田的热情向往。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周围宵小的嫉贤妒能、诬赖刁告，皇帝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几十年的从政经验，告诉他为官的风险系数之高、全身而退之难，因此，苏轼和弟弟苏辙解甲归田的心思非常强烈。
再加上兄弟二人身边跟随游宦的家人生齿日繁、侍从日渐增多，为长久计，急需购置地产，于是，他便对此作了多种掂对、多种设想、多种尝试，如“买田荆南”“置产许昌”“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水好”“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
遗憾的是，前期的房产梦，此时几乎变成了热烈的白日梦。
真正做到，是在贬谪黄州之后，苏轼在《东坡八首（并叙）》中说：“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又在《与子安兄》中说：“近于城中得荒地十数亩，躬耕其中。作草屋数间，谓之东坡雪堂。种蔬接果，聊以忘老。”
但好景不长，随着不断地被流放，苏轼的如意算盘九九归零。
最可笑的一次是在阳羡置田，赔了夫人又折兵。
“东坡卜居阳羡，士子邵民瞻从其学，为东坡买一宅，需款五百缗，东坡倾囊购置。入住当晚，与邵散步村落，闻一老妇哭声，问之，答曰：‘吾居相传百年，子不肖，卖与他人，今日搬出，不舍而哭也。’东坡怆然，问其所居，正是所买也，当即焚券归还之。自是遂还毗陵，不复置宅。”
我甚至有点不厚道地想，这蛮像做局挖的一个坑，抓住了苏轼的仁善仗义和为人从不设防的软肋。
苏轼虽然最终未能“买田临汶水”，与汶阳田失之交臂，但他对汶阳田的青睐和厚爱，至今令汶阳田人为之自豪。
苏轼没有到过泰山的记载，但他在《送杨杰》诗中吟道：“天门夜上宾出日，万里红波半天赤。归来平地看跳丸，一点黄金铸秋橘……”杨杰听了，不由击掌赞叹，惊愕于苏轼奇妙的神游八极。
倘若苏轼当年真的卜居汶阳田，他是否也同杜甫一样，“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看，那是必须的！
（本文作者为中华泰山文库编审、泰山文化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