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学老师，工作KPI的几大核心板块便是科研、教学、行政和社会服务。尤其在教学研究岗，“整体考核看科研，科研考核看项目”，几乎是如今高校教师们心照不宣的共识。

高校科研团队工作是什么样的？身着白色大褂的老师和研究生来回穿梭在布满设备的实验室和布满格子工位的办公室之间，一边是实验能力老练的老师手把手给学生做着示范，另一边是学生和老师齐坐在电脑前讨论实验结果或是论文的细节……

而实际上，不少高校教授的科研，无论是纵向项目，还是横向项目，走的都是从头到尾的“外包”模式，或者说是性价比极高的“内部外包”模式。

科研项目：研究生PK研究生

每到科研项目申请季，一些院校里会有以下画面。

“纵向项目”科研过程：

博导：“我们的本子（项目申请书）好像是后天交吧？讨论下”

博士生：“好的老师，您的本子应该是后天交”……

“横向项目”科研过程：

博导：“明天约了xx（公司）开会，这个材料你跟程总对下，完了明天整理新版去盖章……”

博士生：“好的，老师”

“喂，您好您好，程总，不好意思晚上打扰了，我是胡老师的学生xx，明早我们两边不是开会嘛，来跟您问下材料上……”

博士生网友分享的部分“科研日常”

每年春季，中国学术界的“年度大戏”——项目申请拉开帷幕。在这场科研资源的争夺战中，一个鲜少被公开讨论的现象浮出水面：一些基金项目申请书的“撰写”与“评审”，可能背后都是博士研究生之间的PK。

根据部分纵向项目申报指南，在读研究生（申请截止日期前未获得学位者）原则上不得作为项目申请人，但“在职攻读研究生学位人员”在导师同意的前提下，可申请项目。而实际上，一些导师将基金申请书的撰写任务“外包”给博士生，尤其是高年级博士生。他们熟悉课题方向、掌握实验数据，甚至比教师本人更了解项目细节。一位不愿具名的博士生坦言：“从立项依据到研究方案，甚至预算编制，基本都是我们来写，导师只负责签字和挂名。”

更有甚者，一些院校出现“博士生参与项目评审”的灰色操作。由于评审工作量巨大，一些导师将收到的本子转交给博士生“预审”，并要求撰写评审意见初稿。有参与过此类工作的博士回忆：“导师会说这是‘学习机会’，但自己能有‘毙’掉不少青椒本子的‘权力’，怎么说呢，心里是五味杂陈的。”

博士生网友分享的“撰写”与“评审”工作

这种“以学生审学生”的循环，本质上是学术资源的代理战。这种现象并非新鲜事，逐年增加的数十万份基金申请书背后，可能隐藏着无数博士生的“隐形劳动”。

如果说纵向项目的“外包”是“铤而走险”，那横向项目的“外包”在对比之下显得理所应当。

博士生，尤其大量理工科博士生每日在实验室“打卡上下班”，不少人自嘲未出校园却早早享受“打工牛马”的滋味。横向项目中，博士生的人力成本远低于市场价，是低价乃至免费的劳动力。以横向合作的实验为例，专业公司完成某一项服务的报价约为数万元，而博士生仅需消耗数月时间和少量耗材成本，这种“低成本高产出”的模式，让导师倾向于内部“消化”横向科研任务。更不提，博士生还能不计报酬地完成合作中诸多“跑腿”“对接”琐事，只需一笔小小劳务费便可打发。

博士生网友关于“做横向”的求助与经验教训分享

高校教师尤其是许多教授的课题组里，研究生跟从导师做课题符合“惯例”，但实际上大量“导”“生”的身份角色变成了“包工头”（拉项目的）和“科研民工”（干项目的），研究生往往是一线工作的实际执行者或操作者。另一程度上，他们成了大学教授争夺资源的“工具人”。

谁得利？谁得弊？

这种“外包”科研模式下，科研创新成果能达到预期吗？

一面，是“学术快餐”的批量生产。为了满足“短平快”需求，博士生在导师的要求下，不得不压缩实验周期、简化数据分析，甚至选择性“改造”实验结果，得出研究发现。有人透露：“层层push下，项目都是被催着发文章结题，我只能把三次重复实验改成两次，反正几乎没人细看原始数据。”这种功利化操作不是个例，在这样的导向下，大量论文实际沦为同质化的产品，既无理论突破，也无应用价值。更有数据造假、论文抄袭等行为因监管缺位而滋生，哪里还有学术成果？喧嚣过后只剩一堆无用的垃圾。

一面，是“导生关系”的冷漠淡化。层层加码的“科研KPI”，压到学术金字塔最底层直指博士生，他们往往承担着科研项目中最繁重的实验、论文撰写和数据分析工作，但其劳动价值长期被低估。以某双一流高校理工科课题组为例，博士生工作强度堪比大厂“996”，但每月津贴不足3000元。也难免有人苦笑：“实验室里仪器的折旧费都比我们的人工费高，说实话，别人吃肉，我们喝汤渣渣，还得抢着喝”。权力不对等，使得博士生在学术劳动分配中处于绝对弱势。多数博士生在“导师制”下对权力上位者只有“服从”，往好了说是利益一致的“合作关系”，往差了说是“相看两生厌”的塑料师生。

“变味的导生关系”与“消失的科研信心”

长期“打工”使不少博士生对科研失去信心、耗尽热情，原创性思考被扼杀，比起科研成果“虚假繁荣”，更严重的后果是潜力人才的学术创新力萎缩。在“外包”模式下，不少年轻学者不再有“学术理想”的驱动力，对心目中曾戴有光环的“科研”二字也彻底祛魅了，逐渐参透这场“名利游戏”的规则。有人离开，有人留下，当无力改变生态之时，后者大多延续这种“驯化与被驯化”的游戏。

要说这游戏中，谁赢谁输？恐怕答案是：无。

被驯化的博士生，沦为炮灰，驯化人的教授们，也难代代高枕无忧。没有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产出，就很难有人力、物力、财力源源不断再投入进科研领域，蛋糕越来越小，最终砸的是每一位科研人的饭碗。

科研“外包”，该叫停了！

大学教授为何热衷将科研“外包”给学生？表面看是所谓“效率至上”，里层照出的是制度性困境。

上有量化考核的“鞭子”，下有“导师制”的“钳子”。

部分教师，是“情非得已”。比如，双一流高校的一名教授年均需承担1-2个国家级项目，发表多篇高水平论文，指导近10名研究生，同时应付教学、行政事务等等。在时间与精力极限压缩下，“外包”成为生存策略。“不让学生干，我自己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另一部分教师，是贪恋“名利”。考核尚且能应付，但乐于狂拉横向“当老板”，将任务拆分给门下学生，将其视为“私有劳动力”，通过控制毕业进度、论文署名权等手段强化支配地位。甚至有人在组会上大言不惭：“没有我的资源，你们一文不值！”。

高校教师，苦科研考核重压久已，高校博士生，苦科研“外包”久已。“内部外包”这种异化的科研模式，是时候叫停了。

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充满信心的年轻人才梯队，亟需一个新的学术生态。一方面，评价体系亟需重构，弱化项目数量考核，强化质量导向。另一方面，完善对导师的“第三方”监督机制，制约其对研究生的不合理要求，比如由学术委员会对导师课题分工进行合规性审查。此外，在合理分工下保障分配公平，明确科研团队中不同成员知识劳动的价值回报，确保包括博士生在内的不同人员在科研项目中的署名、收益分配等权利。

科研本该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进行一场探索真理的浪漫远征，却在“外包”浪潮下变成了冰冷的流水线生产。在高校教师忙于拉关系“跑项目”、博士生困于“搬砖”时，哪里还有真正的“科研人”？叫停这种“变味儿的科研”，不仅需要制度层面的刮骨疗毒，更需科研共同体在建立新的生态上达成共识，“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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