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3年冬，北京紫禁城内，年轻的康熙皇帝正面临亲政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削藩令下达后，远在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举起了"兴明讨虏"的大旗，联合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发动叛乱。这场震动全国的"三藩之乱"不仅牵动着清朝的国运，更引起了隔壁朝鲜王朝的密切关注。

令人费解的是，一向仇视清朝的朝鲜虽将吴三桂的叛清视为义举，却始终按兵不动，这是为什么呢？

消息传到汉城时，朝鲜朝野为之震动。使臣带回来的情报显示，吴三桂控制云贵两省，其任命的"西选"官员遍布各地，势力几乎占据半壁江山。

朝鲜君臣在秘密会议上议论纷纷，有人甚至激动地拍案而起："此乃天赐良机！"然而，当兴奋的情绪渐渐平复，现实的考量开始占据上风。朝鲜肃宗李焞眉头紧锁，反复询问大臣："若清廷命我出兵助剿，该当如何应对？"

朝鲜对清朝的仇恨由来已久。1636年"丙子胡乱"中，朝鲜仁祖被迫在汉江南岸的三田渡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史称"丁丑约条"。这段屈辱记忆深深刻在朝鲜士人的心中。更令他们难以接受的是，曾经庇护朝鲜的明朝已经灭亡，取而代之的竟是昔日被视为"蛮夷"的女真人。因此，当听说明朝旧臣吴三桂起兵反清时，朝鲜国内"北伐论"一时甚嚣尘上。

朝鲜的北伐派提出了看似合理的依据。他们注意到吴三桂父母的墓葬是虚葬，认为这证明吴三桂早有反清之志。一些激进的大臣甚至主张立即整军备战，联合吴三桂东西夹击清朝。然而，以领议政许积为首的务实派官员却忧心忡忡。许积在御前会议上直言："清国虽疲，制我足矣。"这句话道出了朝鲜面临的残酷现实——即便清朝内乱，其军力仍远胜朝鲜。

清廷对朝鲜的政策转变也是重要因素。入关前，清朝将朝鲜视为战略要地，严加控制。皇太极时期不仅索要巨额岁贡，还强征朝鲜军队参与对明作战。但定鼎中原后，清朝对朝鲜的政策逐渐转为怀柔。

顺治二年（1645年），清廷送还朝鲜世子，减免贡赋，实行"厚往薄来"的政策。当"三藩之乱"爆发时，康熙十三年（1674年）清使来朝，朝鲜君臣原以为是要征调军队，结果只是告讣使节，这才松了一口气。

朝鲜自身的困境同样制约了其行动。当时朝鲜正遭遇严重灾荒，百姓流离失所。肃宗在召见大臣时无奈表示："今岁饥馑，民不聊生，何以兴师？"更讽刺的是，最终帮助朝鲜度过饥荒的，正是他们想要讨伐的清朝。这种经济上的依赖，使得北伐计划显得更加不切实际。

上图_ 清朝第一属国朝鲜国官员，服饰沿袭明朝汉服

朝鲜将希望寄托在其他反清势力身上。台湾的郑氏政权、漠西的准噶尔部都被朝鲜视为可能的盟友。当郑成功派舰队北上时，朝鲜默许其战船在济州海域活动。吴三桂病逝后，朝鲜甚至对其继任者吴世璠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这种"借刀杀人"的策略，反映了朝鲜既想反清又不敢亲自出兵的矛盾心理。

朝鲜内部的意见分歧同样关键。以儒生为代表的"北伐派"高举"尊周思明"的大旗，强调道义责任；而以肃宗为首的务实派则更关注国家安危。肃宗曾私下对心腹大臣说："大义名分固然重要，但若因此招致灭顶之灾，我等何以面对列祖列宗？"这种分歧最终导致北伐计划始终停留在议论阶段。

随着清军逐步平定三藩，朝鲜的幻想也逐一破灭。当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军攻入昆明，彻底平定叛乱的消息传来时，汉城王宫内的气氛异常凝重。肃宗望着殿外飘落的雪花，对左右叹道："天不助我，奈何？"曾经喧嚣的北伐议论，最终随着三藩的失败而烟消云散。

上图_ 李氏朝鲜官员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朝鲜虽然仇视清朝，却不得不接受其藩属国的地位；虽将吴三桂视为义士，却始终不敢与之联手。这种矛盾的选择，正是小国在大国博弈中的生存智慧。当理想与现实碰撞时，朝鲜最终选择了对国家最有利的道路——这也解释了为何他们始终没有跨过鸭绿江，与吴三桂并肩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