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3年冬,北京紫禁城内,年轻的康熙皇帝正面临亲政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削藩令下达后,远在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举起了"兴明讨虏"的大旗,联合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发动叛乱。这场震动全国的"三藩之乱"不仅牵动着清朝的国运,更引起了隔壁朝鲜王朝的密切关注。
令人费解的是,一向仇视清朝的朝鲜虽将吴三桂的叛清视为义举,却始终按兵不动,这是为什么呢?
消息传到汉城时,朝鲜朝野为之震动。使臣带回来的情报显示,吴三桂控制云贵两省,其任命的"西选"官员遍布各地,势力几乎占据半壁江山。
朝鲜君臣在秘密会议上议论纷纷,有人甚至激动地拍案而起:"此乃天赐良机!"然而,当兴奋的情绪渐渐平复,现实的考量开始占据上风。朝鲜肃宗李焞眉头紧锁,反复询问大臣:"若清廷命我出兵助剿,该当如何应对?"
朝鲜对清朝的仇恨由来已久。1636年"丙子胡乱"中,朝鲜仁祖被迫在汉江南岸的三田渡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史称"丁丑约条"。这段屈辱记忆深深刻在朝鲜士人的心中。更令他们难以接受的是,曾经庇护朝鲜的明朝已经灭亡,取而代之的竟是昔日被视为"蛮夷"的女真人。因此,当听说明朝旧臣吴三桂起兵反清时,朝鲜国内"北伐论"一时甚嚣尘上。
朝鲜的北伐派提出了看似合理的依据。他们注意到吴三桂父母的墓葬是虚葬,认为这证明吴三桂早有反清之志。一些激进的大臣甚至主张立即整军备战,联合吴三桂东西夹击清朝。然而,以领议政许积为首的务实派官员却忧心忡忡。许积在御前会议上直言:"清国虽疲,制我足矣。"这句话道出了朝鲜面临的残酷现实——即便清朝内乱,其军力仍远胜朝鲜。
清廷对朝鲜的政策转变也是重要因素。入关前,清朝将朝鲜视为战略要地,严加控制。皇太极时期不仅索要巨额岁贡,还强征朝鲜军队参与对明作战。但定鼎中原后,清朝对朝鲜的政策逐渐转为怀柔。
顺治二年(1645年),清廷送还朝鲜世子,减免贡赋,实行"厚往薄来"的政策。当"三藩之乱"爆发时,康熙十三年(1674年)清使来朝,朝鲜君臣原以为是要征调军队,结果只是告讣使节,这才松了一口气。
朝鲜自身的困境同样制约了其行动。当时朝鲜正遭遇严重灾荒,百姓流离失所。肃宗在召见大臣时无奈表示:"今岁饥馑,民不聊生,何以兴师?"更讽刺的是,最终帮助朝鲜度过饥荒的,正是他们想要讨伐的清朝。这种经济上的依赖,使得北伐计划显得更加不切实际。
上图_ 清朝第一属国朝鲜国官员,服饰沿袭明朝汉服
朝鲜将希望寄托在其他反清势力身上。台湾的郑氏政权、漠西的准噶尔部都被朝鲜视为可能的盟友。当郑成功派舰队北上时,朝鲜默许其战船在济州海域活动。吴三桂病逝后,朝鲜甚至对其继任者吴世璠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这种"借刀杀人"的策略,反映了朝鲜既想反清又不敢亲自出兵的矛盾心理。
朝鲜内部的意见分歧同样关键。以儒生为代表的"北伐派"高举"尊周思明"的大旗,强调道义责任;而以肃宗为首的务实派则更关注国家安危。肃宗曾私下对心腹大臣说:"大义名分固然重要,但若因此招致灭顶之灾,我等何以面对列祖列宗?"这种分歧最终导致北伐计划始终停留在议论阶段。
随着清军逐步平定三藩,朝鲜的幻想也逐一破灭。当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军攻入昆明,彻底平定叛乱的消息传来时,汉城王宫内的气氛异常凝重。肃宗望着殿外飘落的雪花,对左右叹道:"天不助我,奈何?"曾经喧嚣的北伐议论,最终随着三藩的失败而烟消云散。
上图_ 李氏朝鲜官员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朝鲜虽然仇视清朝,却不得不接受其藩属国的地位;虽将吴三桂视为义士,却始终不敢与之联手。这种矛盾的选择,正是小国在大国博弈中的生存智慧。当理想与现实碰撞时,朝鲜最终选择了对国家最有利的道路——这也解释了为何他们始终没有跨过鸭绿江,与吴三桂并肩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