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年（1765）夏，一支特殊的队伍抵达了新疆伊犁。这支队伍的成员来自东北的盛京（今沈阳），他们是清朝八旗中的锡伯兵和他们的家眷。他们历时一年多，从长白山下出发，翻山越岭，跋涉万里，最终在伊犁河畔落脚。

他们不仅肩负着守卫西陲的军事重任，更在岁月流转中，意外地成为了满语这一濒危语言的守护者。那么，锡伯族为何要跨越千山万水从东北迁徙到新疆？又为何能在新疆将满语保存得如此完好？这一切都要从清朝的边疆战略说起。

锡伯族起源于中国东北的嫩江、松花江流域，是满—通古斯语系中的一支古老民族。早在明代中后期，锡伯族的活动范围就集中在今吉林、黑龙江一带。由于地缘关系，他们与周边的蒙古科尔沁部频繁交往。明末清初，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统一女真各部，崛起于辽东。

此时，科尔沁部曾参与围攻努尔哈赤，但不久即转变态度，主动修好。为巩固联盟，清朝统治者不断与科尔沁贵族联姻，皇太极、康熙等清朝君主的后宫中，多位妃嫔出身于科尔沁，其中最著名者便是康熙的祖母孝庄文皇后。

清军入关之后，为巩固对全国的统治，大量八旗兵随皇室南迁，驻守京畿及要地，东北地区的八旗空虚。与此同时，沙俄势力趁虚而入，对黑龙江流域不断侵扰。康熙皇帝为此展开两次雅克萨战争，最终迫使俄方签订《尼布楚条约》，暂时稳定了边防。但康熙深知要守住东北，还需加强当地驻军部署。

康熙二十八年（1689），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上奏朝廷，请求在黑龙江至吉林之间设立新的防区，并建议征调锡伯族兵力予以充实。锡伯族当时虽归附于科尔沁部，但尚未完全融入八旗体制。

康熙遂命兵部下达谕旨，允许锡伯人“披甲当差”，正式纳入八旗系统，并安置于镶黄、正黄、正白三旗之中。自此，锡伯族开始由边地部族转变为清朝体制内的军户群体，地位大幅提升。

清廷对锡伯族兵力极为重视，但也担心其集中过多难以掌控。因此，自康熙起，清廷便陆续将锡伯兵分批迁往北京、归化城（今呼和浩特）、盛京等地驻防。这一政策不仅起到了削弱其原始部落势力的作用，也为后来的大规模迁徙埋下伏笔。

乾隆年间，西北局势动荡不安。清军先后平定了准噶尔汗国的残余势力，镇压了阿睦尔撒纳与和卓家族的叛乱。为稳固新占疆土，乾隆帝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伊犁将军一职，统辖天山南北军政事务。首任将军富察·明瑞率满洲兵、索伦兵、蒙古兵与绿营兵近两万入驻惠远城，但仍觉兵力不足，特别是在边疆民族复杂、局势未稳的背景下，急需补充忠诚可靠的八旗兵源。

上图_ 清八旗

明瑞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上奏乾隆，建议调派驻防盛京的锡伯兵前往伊犁。他认为锡伯兵历经战阵，且“未甚弃旧习，技艺尚可”，可与黑龙江兵媲美。乾隆采纳建议，命盛京将军舍图肯选派精锐锡伯兵千人，连同其家属共计三千余口，分两批启程西迁。

上图_ 锡伯族西迁

这场迁徙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四月初正式启动。锡伯兵携家眷、携带口粮、牲畜及军械，踏上长途跋涉之路。他们由盛京出发，沿古丝绸之路西行，途经张家口、大同、兰州、哈密等地，历经严寒酷暑，风沙漫漫，道路崎岖。行至新疆之境时，已有不少人疲惫不堪，有者病亡途中，有者饮水困难，但他们始终未曾退缩。

上图_ 富察·明瑞（？—1768年），字筠亭，满洲镶黄旗人，承恩公富文之子

乾隆三十年（1765）七月，第一批西迁锡伯人终于抵达伊犁。明瑞依清廷规划，将他们安置在伊犁河北岸，让其建设营房、屯田放牧，并划定驻防区域，承担边防重任。从此，锡伯族在伊犁河谷安家立足，逐渐发展为今日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核心民族。

相比其他八旗群体，锡伯族在新疆保留了更为完整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尤其是满语的延续。在清朝中后期，满语在关内逐渐式微，甚至皇室贵族之间都改用汉语沟通。

但在伊犁的锡伯人中，满语语音、语法结构被较好保留下来。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锡伯语本身与满语同属满—通古斯语族，二者语音相近，词汇重合度高。迁徙前，锡伯人已具备一定程度的满语能力，进入八旗系统后更是将满语作为官方军务语言加以使用。

其次，锡伯族在伊犁的驻防生活相对封闭，与外界交流较少，文化受到外来影响较小。在驻地，锡伯人按清廷规制编制军屯，设立学校，推行八旗礼仪，使用满文档案、笔记，使得这一文化体系得以持续。

上图_ 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

再次，清廷为维护西部边防的稳定，对锡伯人给予较高政策倾斜，在教育、军政体系中沿用满清典制，进一步强化了满语使用环境。

乾隆以后历代伊犁将军均重视文化传播，在锡伯屯中设有“笔帖式”（官府文书人员），要求处理军政事务必须用满文书写，这也促使满文在锡伯人中得以代际传承。

时至今日，新疆察布查尔地区的锡伯族仍保留着部分满语传统，用锡伯语书写的“满文样式”仍可见于族群教育、民间文艺及宗教活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