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心智观察所】

“第一，让所有政府雇员带着全额养老金退休。”

“第二，将行政权力移交给科技行业。”

“第三，任命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为美国的首席执行官。”

2014年春，一位跨性别无政府主义的谷歌工程师向白宫请愿，要求阻止国家的衰落。他的方案就是上面3条，简洁明了。

在硅谷的核心地带，创新曾许诺带来一个互联与进步的乌托邦未来，而如今，一股新的意识形态潮流正在兴起，其颠覆性不亚于它所推崇的技术。

这是一个关于科技精英、思想家和投资者的故事，他们急剧右转，构建了一场融合技术乐观主义、威权倾向、文化战争以及对民主规范的深刻怀疑的运动。

彼得·蒂尔（Peter Thiel）、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等人已成为这场运动的智识与财务架构师，他们利用财富与影响力重塑美国政治与社会。他们的理念，曾经仅限于博客和会议室的边缘，如今却在从白宫到州议会的权力殿堂中回响，挑战着美国自由民主的制度根基。

起源：彼得·蒂尔从自由意志到威权愿景的转向

这场运动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1世纪初，当时彼得·蒂尔刚从PayPal的成功中脱颖而出，开始阐释一种重新定义硅谷与权力关系的新愿景。自称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蒂尔与人共同创立了PayPal，目标是打造一种不受政府控制的货币。

正如他所述，这是一个“政府货币的自由主义替代品”，虽然这一梦想未能实现，但为他更宏大的抱负奠定了基调。到2009年，蒂尔对选举政治感到幻灭，撰写了《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教育》一文，宣称“我不再相信自由与民主是兼容的”。他认为，民主因福利受益人和女性投票权而成为资本主义的“矛盾体”。这篇在硅谷堪称传奇的宣言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从自由主义理想转向了对民主治理的更激进的拒绝。

蒂尔的理念在新一代科技思想家中找到了沃土，尤其是以“孟柯斯·摩尔德布格”（Mencius Moldbug）为笔名的柯蒂斯·雅文。

身为软件工程师的雅文成为新反应主义（NRx）的智识教父，这一哲学彻底否定民主，主张威权统治。雅文称，美国患有“长期无君主”（chronic kinglessness）的病症。

在他大量的博客文章中，雅文认为民主是“无效且具有破坏性的”，导致“战争、暴政、破坏和贫困”。他提出了“新商业主义”模型，设想国家如公司般运作，由一位首席执行官领导，公民作为股东。

雅文的理念吸引了特朗普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的注意，其影响力日益扩大。雅文对君主式领袖的设想与蒂尔产生共鸣，蒂尔后来称其为“有趣且有力的”历史学家，甚至在一次艺术展中赠送给他一幅肖像。

蒂尔意识形态的转变并非纯学术性的，他这样的硅谷精英，在文化与政治上的疏离感，才是最主要的推动力。蒂尔在2016年支持唐纳德·特朗普，尽管他也具有哲学倾向，但那只是一种“不太清晰的求救呼喊”。

更重要的是，他将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视为对传统政客“程式化乐观主义”的拒绝，与他自己对美国衰落的悲观态度相符。蒂尔向特朗普竞选团队捐赠了125万美元，并在过渡期间在特朗普大厦设有办公室，推荐行政职位候选人，凸显了他“拆毁一切”的愿望，重塑一个不受他所谓“老朽的中央左翼政权”束缚的体系。

文化战士葛兰西的意外继承者

蒂尔和雅文对新反应主义理念的拥抱，反映了他们对民主进程的广泛不满，他们认为民主过于缓慢、过于包容且容易受民粹主义情绪的摆布。

他们对新加坡李光耀所谓“仁慈独裁”模式十分推崇，这揭示了一种信念，即效率和经济繁荣优先于公民自由。

历史学家奎因·斯洛博迪安（Quinn Slobodian）在《裂解资本主义》中称，这种“市场激进主义”将资本置于人民之上，将民主视为最大化利润的障碍。

蒂尔甚至尝试海洋定居（seasteading）——在国际水域建立自治微型国家。他逃避民主约束，希望创造一个“伟大个人的选择仍至高无上”的空间。

蒂尔声称支持“宪法共和国”而非民主，这样，他就避免了对民主理想直接批评的“政治不正确”，同时支持更威权的解决方案。另外，蒂尔比雅文显得更务实和平衡，他对雅文的议程也采取了一些模棱两可的态度——称之为不切实际而非不可取。

在蒂尔和雅文奠定智识基础的同时，硅谷的其他人物则接过了文化战争的大旗，从一个意想不到的来源汲取灵感：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蒂尔的盟友、保守派活动家克里斯托弗·鲁福（Christopher Rufo）采纳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针对批判种族理论、多元化平等包容（DEI）举措和“跨性别意识形态”展开斗争。

作为曼哈顿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鲁福，将葛兰西对文化的关注视为保守派胜利的蓝图。“葛兰西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政治运作的图谱，”鲁福说，他强调知识分子、机构和文化在塑造权力动态中的作用。

鲁福的运动产生了切实影响。他的努力导致哈佛大学校长克劳丁·盖伊（Claudine Gay）被替换，并影响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教育政策，包括对精英大学实施22.6亿美元的资金冻结以及教育部关闭。

美国的大学纷纷从网站上删除DEI举措，以免遭到联邦报复。哥伦比亚大学因其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被针对，失去了4亿美元的资金，并将其中东研究系置于学术接管之下。这些举措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战略：通过利用国家权力，瓦解保守派眼中的左翼文化霸权。

特朗普政府还请求国会撤销对公共广播公司的资助，这直接影响到PBS和NPR这些广播电台的运营资金。这与鲁福等人借鉴的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相呼应，即通过控制或削弱关键文化机构（如媒体和大学）来重塑社会意识形态格局。特朗普及其盟友对媒体机构所持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立场强烈不满，认为它们过于倾向自由派（too liberal），代表了左翼文化霸权的一部分。

另一位硅谷巨头马克·安德森也加入了这场战斗，发表了《技术乐观主义宣言》，这是一篇长达5000字的文章，呼应了意大利未来主义者如F.T.马里内蒂（F.T. Marinetti）的激进主义。

这篇2023年发布的宣言宣称，“任何物质问题”都可以“通过更多技术解决”，并呼吁技术进步的持续加速。安德森的言辞充满了对“技术伦理”（tech ethics）和“存在风险”（existential risk）运动的怨恨，他认为这些运动扼杀了创新。

安德森斥责的这两个运动，具体来说，前者涉及对人工智能（AI）、数据隐私、算法偏见、监控技术等问题进行伦理审查，倡导负责任的技术开发和使用。后者关注技术发展可能对人类生存构成的灾难性威胁，特别是人工智能的潜在危险。

安德森列出的敌人是“机构”和“传统”，他的看法既与未来主义者对历史的否定相呼应，也与这场运动对民主审议的蔑视一致。

葛兰西作为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的坚定反对者，认为文化霸权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美国保守派却将其重新包装以推进自己的议程。

这种战略性挪用显示了他们对权力的深刻理解，通过针对大学、媒体和文化机构，这些行动者旨在先改变意识形态格局再重塑政策。而他们的手段则依赖国家干预——如资金削减和学术监督，在反对者看来，这削弱了他们自由主义包装的言辞，暴露了在服务于其目的时使用政府权力的意愿。

安德森的宣言体现了运动的技术乌托邦外表。他呼吁“将智慧和能量置于正反馈循环中，无限驱动”，与其说是一个政策建议，不如说是一种宗教信条，免除了技术精英对社会后果的责任。

《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认为，这种“威权技术官僚主义”伪装成启蒙运动的进步，却优先考虑未被选举的技术领导者的权力而非公众问责。宣言的极端语气，结合安德森作为亿万富翁投资者的影响力，凸显了运动在塑造市场和思想上的潜力。